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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显: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

更新时间:2021-01-13 23:43:58
作者: 张文显 (进入专栏)  
包括“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22]“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23]“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24]“构建和平安宁、合作共赢的海洋秩序”,[25]“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26]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法治秩序”内涵着“秩序”与“活力”的辩证思维,包含着和谐秩序的一般法理。习近平同志通过阐述网络治理规律,指出了法治秩序构建的一般原理:“网络空间同现实社会一样,既要提倡自由,也要保持秩序。自由是秩序的目的,秩序是自由的保障。我们既要尊重网民交流思想、表达意愿的权利,也要依法构建良好网络秩序,这有利于保障广大网民合法权益。”[27]他更明确指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28]而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就要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依靠法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确保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可见,法治正是达致社会和谐秩序的制胜法宝,这也是“法治秩序”的价值所指。

  

   第四,文明表征。“法治”不仅对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意义,而且是整个人类值得骄傲的文明成果。习近平同志指出:“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29]“法制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内容”;[30]“法治进步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31]法治文明内含于政治文明之中,既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制度表征,又是保障其他“四个文明”协调发展、共同进步的必要条件,没有法治文明,人类的一切文明便如彩虹般易散而难以持久。从某种程度上说,法治本身就是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明标识。习近平同志指出:“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32]他还曾引用一位外国政要的名言指出:“法律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别的发明让人类学会驾驭自然,而法律的发明则令人类学会如何驾驭自己”。[33]法治的文明意涵正在于,让人类实现自己对自己的“自治”。其在现代社会具体体现为:对权力(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限制,对权力滥用的防范;对人权、公民权利的平等保护和有效保护;立法、行政、司法以及其他机构的活动必须服从法治的一些基本原则,诸如人民主权原则、人权原则、正义的原则、公平合理且迅捷的程序保障原则等;政府维护和保障法律秩序,且政府必须首先服从法律的约束;人民服从法律,且人民服从的法律必须建立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础之上;经济社会活动纳入法治轨道,经济社会体制运行制度化、法治化;等等。

  

   2.“法治”与“法制”

  

   我们在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概念时,需要同时理解与之相关联的另一个核心概念,即“法制”。只有弄清“法制”和“法治”这两个概念的科学内涵,释明从“法制”到“法治”的历史演进和逻辑升级关系,才能更深刻认识到“法治”概念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更好地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逻辑。

  

   在学界和政界,对“法制”的理解,一是指法律制度,二是指法律体系和体制。正如马克思主义法学家董必武所言:“现在世界上对于法制的定义,还没有统一的确切的解释。我们望文思义,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就是法制。”[34]而对于“法治”的理解,一般是指依法办事、依法而治、依据法律治国理政,诸如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治军、依法治理(经济社会)等。“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面对当时法制几乎“荡然无存”的局面,党中央作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决策,其重心是加快立法步伐、重建法律制度、构建法律体系,尽快做到“有法可依”。1982年修改宪法时,沿用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提法。从那以后,我们使用较多的是“法制”一词,如“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等。直到1996年,我们仍然提的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35]用“法治国家”代替了“法制国家”,“法治”才逐渐成为主流、主导概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旗帜,旗帜鲜明反对人治,坚定不移厉行法治,“法治”成为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中的“热词”。2018年,第五次修改宪法时,将原序言中的“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修改为“健全社会主义法治”。这“一字千钧”之变,在宪法法律制度上完成了从“法制”到“法治”的根本转型,反映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史性跨越和进步,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加快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极为深刻的现实价值和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从‘社会主义法制’到‘社会主义法治’,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我们党越来越深刻认识到,治国理政须臾离不开法治。”[36]

  

   “法治”与“法制”相比,仅一字之差,却有“质”的飞跃。第一,“法治”的指向更鲜明,突出了厉行法治、摒弃人治的定力和决心,针对性、目标性更强。第二,“法治”的价值更凸显,意味着宪法法律至上,依法而治、依法治权。第三,“法治”的内涵更丰富,意味着不仅要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而且要树立法律的权威,确保法律的实施,切实依照法律治理国家和社会。第四,“法治”的外延更宽广。“法制”是相对静态的;“法治”则是动态的,包容了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的运行。从二者的关系来看,“法制”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法制”的深化。从“法制”到“法治”,以“法治国家”代替“法制国家”,这不仅是提法上的变化,更是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标志着我们党在法治认识上的飞跃。习近平同志的领导实践经历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其法治话语体系也经历了从“法制观念”到“法治观念”、从“法制环境”到“法治环境”、从“法制化”到“法治化”、从“法制经济”到“法治经济”、从“法制浙江”到“法治浙江”、从“社会主义法制”到“社会主义法治”的演进与深化。因此,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法制”和“法治”不是孤立的两个概念,而是在历史逻辑上相承接、在实践逻辑中相交叠、在理论逻辑上相递进,展现出中国法治实践和法治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完美蜕变。

  

   3.法治与人治

  

   “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综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相反,一些国家虽然也一度实现快速发展,但并没有顺利迈进现代化的门槛,而是陷入这样或那样的‘陷阱’,出现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后一种情况很大程度上与法治不彰有关。”[37]这是习近平同志站在人类文明史的高度对法治与人治关系作出的科学论断,为我们认识法治与人治的对立关系、把握法治真谛提供了理论向导。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法治与人治的对立关系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对人类数千年政治文明史的抽象提炼,是对新中国数十年经验教训的理性反思。古往今来,法治与人治作为对立的治国方略,在人类政治文明的长河中跌宕起伏,在不同的文化语境和时代背景下变幻多姿。在古代中国,“法治论”强调“治国用重典”,用权威性的强制规范甚或严刑峻法治理社会;而“人治论”强调“治国靠贤臣”,主张“为政在人”[38]“权大于法”,注重发挥“贤人”“精英”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法治”或“人治”都是蜗居在君权之下的“手段之治”。在古希腊,“法治论”强调法律的理性及其一般指引作用,“人治论”则强调圣贤的智慧及其对解决具体问题的个别指引作用。“法治”与“人治”分别是普遍理性与特殊理性的代表。而在现代社会,法治与人治的对立集中表现为“法大”还是“权大”,是“法律说了算”还是“权力说了算”。习近平同志将法治和人治问题视为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基本问题和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是对该问题最精辟最深刻的定位。要法治还是要人治,不是一个任意的选择题,而是回顾历史必须慎重、面对现实不能逃避的实践难题。

  

   法治和人治问题投射在新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一段极其艰苦的探索过程,也凝结下极其惨痛的教训。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高度重视法制。上世纪50年代后期,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改变了,不再那么重视宪法和法律,把法律作为办事的参考,甚至直截了当地提出“要人治不要法治”。在错误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跌入低谷,宪法和法律在全党全民中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宪法被虚置,成为一纸空文,法制的衰败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强调:“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39]后来,他又尖锐地指出,要保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避免“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悲剧重演,必须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搞人治危险得很,“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40]在推进从人治型治理到法治型治理的历史变革进程中,江泽民同志十分鲜明地指出:“我们绝不能以党代政,也绝不能以党代法。这也是新闻界讲的究竟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遵循法治的方针”。[41]正是在反复摸索、吸取沉痛教训、深入反思的基础上,我们党的法治意识逐渐成熟、法治定力不断增强、法治自信更加壮大。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法治建设经验的快速积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优势得到凸显,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人心。

  

   法治和人治问题不仅是历史上的难题,而且依然是我们走向法治现代化要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受数千年法治虚无主义的历史影响和极“左”思潮的暗流涌动,无论是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在法学研究中,一部分人在人治与法治问题上还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和错误行为。习近平同志有的放矢地分析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治的表现形式、存在原因,指出了克服人治思维、树立法治思维的重要性。他指出,一些党员、干部仍然存在人治思想和长官意识,认为依法办事条条框框多、束缚手脚,凡事都要自己说了算,根本不知道有法律存在,大搞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这种现象不改变,依法治国就难以真正落实。我们必须认认真真讲法治、老老实实抓法治。各级领导干部要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要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依据。他还强调了依法治军、建设法治军队的重要性。在建军治军中,继承和发扬军队建设中的好经验好传统十分重要,但是任何经验都是既往的,都是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如果过分依赖经验就会陷入经验主义、主观主义,甚至导致人治思维和人治习惯,进而影响决策和行动的科学性。而制度和法规则是在认识和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形成的,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就要强调带兵备战打仗的科学性,强调依据体现规律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开展工作,树立法律法规制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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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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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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