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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平 石晶:民事裁判援引宪法的条件任意主义批判——以援引言论自由条款的案件为例

更新时间:2020-12-28 00:41:08
作者: 李海平   石晶  
法官更应该在理由部分阐述清楚,为何宪法不能起到支持其主张的作用。”[12]法院裁判未对当事人主张的宪法权利作出任何回应,会使当事人乃至社会公众产生宪法规范可有可无或者无足轻重的心理错觉,严重削弱人们对宪法神圣性和权威性的心理认同。

  

   第二,民事裁判援引宪法的条件任意主义与宪法的地位不相称。宪法的最高法和根本法地位,决定了宪法的援引需要高度慎重和规范。普通法律的援引尚且具有一定的条件要求,而宪法的援引却取决于法官的任意判断,这与宪法的最高法和根本法地位是背道而驰的,其结果必然会造成宪法的权威性受到损害。

  

   第三,民事裁判援引宪法的条件任意主义容易导致宪法在民事裁判中的实施不力。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在当下强调宪法全面实施的背景下,法院实施宪法是宪法全面实施的重要环节。而法院援引宪法裁判案件是法院实施宪法的具体体现。然而,宪法的实施既不是宪法被束之高阁,也不是宪法的无所不在。该出场时就出场,才是宪法实施的应有状态。援引宪法的条件任意主义使得宪法何时出场高度不确定,从而民事裁判中的宪法实施也就缺乏了有效的约束。对于涉及宪法权利而民法又难以独立解决的特定民事案件,宪法的不出场自然会带来基本权利缺乏有效保障的后果,损害宪法的价值基础。对于无须宪法出场而宪法却偏偏出场的案件,哪怕宪法在此情形下发挥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其后果也会造成宪法权威的流失。

  

   (二)法安定性的背离

   法的安定性是法治的核心要素。它涉及制定法规则在“规范上可能的适用范围”。[13]“没有法的安定性,就无法保证个人权利不受任意和不可预测的国家强制力的粗暴干涉。”[14]法的安定性至少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可预测性,即普通公民预见到具体法律决定的可能;二是对裁量权的约束,即法官或其他政府官员必须以事前确定的一般规范为司法、执法的依据。[15]民事裁判援引宪法的条件实质上是对民事裁判援引宪法设定了门槛和规则。如果缺乏这一规则,法官在裁判过程中是否援引宪法就完全由法官根据主观判断来决定,援引宪法的标准和尺度就无法统一,实践中就难免出现同一个案件在上下级法院之间和同类案件在不同法院之间,对是否援引宪法条款上作不同的处理,[16]人们对是否援引宪法难以形成稳定的预期。当法官倾向保护某方当事人的权益时,便援引宪法条款进行说理;当法官不倾向保护该方当事人权益时,就可排除宪法条款的援引,即使当事人提出了宪法权利的诉求,法院仍然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民事裁判中的宪法条款似乎成了一个不可预测的“调节器”,其打开抑或关闭任由法官决断。民事裁判援引宪法条件任意主义既无法形成对司法裁量权的有效约束,又使得法律的预测功能难以实现。

  

   (三)威胁私法自治

   如前所述,民事裁判援引宪法的功能是多元的,并非说理所能完全涵括。在援引宪法裁判的部分案件中,尽管宪法条款被援引于判决书的说理部分,但宪法实质上发挥了裁判依据功能。从这一意义上说,部分案件的宪法援引具有宪法适用的内涵。这在以合宪性解释形式援引的宪法案件中就显得尤为突出。援引宪法条款对民法规范进行合宪性解释,属于宪法的间接适用,[17]将宪法条款直接用于判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则属于宪法的直接适用。究竟在说理部分援引宪法还是在裁判依据部分援引宪法,主要是宪法援引的形式问题,而宪法援引是否属于宪法适用,是否影响裁判结果,则关乎宪法援引的实质。如果宪法援引符合宪法适用的一般特征,而宪法援引又缺乏条件的限定,那么威胁私法自治就难以避免了。

  

   宪法和民法调整社会关系的领域及调整的理念是不同的。宪法调整具有管理服从性质的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民法则调整平等的私主体之间的关系。宪法对权利义务配置具有倾斜性,即最大限度保护公民权利并限制国家权力。民法的调整理念是权利义务的对等配置,即对私主体实行平等保护。“在与公民个人的关系中,作为义务主体的国家和作为义务主体的公民个人,其性质是截然不同的,不能用约束国家的法律来约束公民个人,否则就侵害了私人或私法自治。”[18]虽然权利本位是现代公法和私法共享的价值基础,但是基本权利和民事权利根本上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利,需要遵循不同的权利保护逻辑。不论以何种形式将本来调整存在强弱力量不平衡关系的宪法权利,适用于处于平等地位的私人主体,结果可能都会威胁到私人自治。[19]由于民事裁判援引宪法的条件任意主义忽略宪法援引条件的限定,法官通过援引宪法的方式干预私法自治就随时可能发生。[20]

  

   (四)权利保护的不足

   除了威胁私法自治以外,民事裁判援引宪法的条件任意主义还可能导致对权利保护的不足。威胁私法自治一般发生于宪法无须援引而被援引的情形,而权利保护的不足则出现于应当援引宪法而不予援引的情况。当民事案件的双方主体之间,一方的行为具有明显的国家权力因素,或者可以凭借其占有的明显资源优势构成对其他私主体在事实上的强制和支配,影响一定范围的公共利益时,法官此时通过援引宪法条款矫正私主体之间实力严重失衡的状态是适宜的。然而,由于援引宪法缺乏条件限定,法官此时便可以以私法自治为由排除宪法的援引,从而无法对影响公共利益的私主体进行必要的限制,也无法对居于弱势的私主体提供足够的保护。[21]

  

   四、民事裁判援引宪法条件任意主义的根源

   民事裁判援引宪法条件任意主义的实践现状具有深层的规范和理论根源,其规范根源在于宪法文本关于宪法调整领域规定的普遍性,以及民事裁判援引宪法的司法解释中缺乏援引条件规定;其理论根源是宪法母法观和宪法客观价值秩序理论。

  

   (一)宪法关于调整领域规定的普遍性

   从根本上讲,民事裁判援引宪法是宪法实施的一种形式。民事裁判援引宪法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宪法文本规定的影响。如果宪法中已经明确了宪法的适用领域,法官在援引宪法时就会受到这一规定的约束,民事裁判援引宪法的任意性就不容易发生。相反,如果宪法中没有明确的调整领域,或者规定的调整领域无所不包,民事裁判援引宪法的条件任意性就会不可避免。从世界各国宪法的规定情况看,宪法的调整领域一般被明确规定于宪法文本之中。例如,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1款规定:“人之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为所有国家机关之义务”;第3款则进一步明确了“基本权利拘束立法、行政和司法”。又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诉冤请愿权利的立法。”将基本权利的调整领域限定于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是世界各国宪法的普遍做法。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宪法被视为公法或者约束公权力的法。与其他国家不同,我国宪法对于宪法调整领域的规定具有浓厚的普遍性倾向。我国《宪法》序言第13自然段、正文第5条关于“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和遵守宪法的规定,实际上明确了宪法调整领域可以及于所有组织和个人。就基本权利规定而言,各个具体权利条款明确了权利的内容,但对“这一权利对应的义务主体却未置一词”。[22]而在我国《宪法》第51条关于基本权利界限的规定中,行使基本权利“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的规定似乎表明,基本权利的效力也可以及于所有组织和个人。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订入我国《宪法》,一定程度上已经对基本权利调整领域的普遍性有所调整,但由于其与我国《宪法》序言第13自然段、正文第5条和第51条之间的协调融贯至今尚未形成权威性、共识性结论,因而并没有改变宪法文本关于宪法调整领域普遍性的总体倾向。

  

   宪法的效力高于法律,但在法律适用的顺序上法律优先于宪法,这是法律适用的一般规则。因此,宪法调整领域普遍性的规定模式并不会带来法官在所有的民事裁判中都援引宪法,但这却给法院选择性援引宪法提供了理由。既然宪法的调整领域是普遍的,法官在民事裁判中援引宪法至少在形式上并不违反宪法的规定。于是,法官根据裁判案件的需要及自身的理解,在裁判民事案件的过程中不考虑条件因素而援引宪法就顺理成章了。

  

   (二)司法解释缺乏援引宪法的条件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是我国最高审级的司法机关,具有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职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是各级人民法院裁判案件的重要依据,其对各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援引宪法发挥着重要影响。迄今为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与民事裁判援引宪法直接相关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文件共有3个,分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雇工合同“工伤概不负责”是否有效的批复》(1988年10月14日[88]民他字第1号)、[2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法释[2001]25号)、[2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法[2016]221号)。这三个文件涉及的宪法规范不同、援引方式也存在一定差异,但在对援引条件避而不提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雇工合同“工伤概不负责”是否有效的批复》(“张连起案”批复)指出,我国宪法中已明文规定对劳动者实行劳动保护,用工时标注“工伤概不负责”的行为既不符合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也严重违反了社会主义公德,应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该批复并未阐明民事裁判援引宪法劳动权的具体条件,也并未说明作为宪法权利的劳动权保障与民事劳动权保障有何区别。最高人民法院似乎以民法是宪法条款具体化的逻辑思路进行裁判,该批复在2013年因“已被合同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代替”的理由被废止,恰恰验证了以民事手段保护宪法权利的思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侵犯姓名权受到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法释[2001]25号)(以下简称:“齐玉苓案批复”)强调,“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该批复承认了以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对公民宪法权利进行救济的正当性,但对援引宪法条款的条件同样未作任何限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与民事裁判援引宪法相关的最新规定,代表着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这一问题的最新认识。该文件中关于“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作为裁判依据,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的规定,限定了法院援引宪法在判决书中的位置,但对于法院援引宪法的条件仍然只字未提。从上述三个文件的出台、停止适用以及变迁演进的过程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裁判援引宪法的认识经过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在援引效力上,由最初的直接效力演变为间接效力;在援引的功能上,由最初的裁判依据限缩至裁判说理。然而,在援引条件问题上,这三个文件却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均未提及援引是否考量条件因素以及条件的具体内容。这是民事裁判援引宪法条件任意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宪法母法观

法院援引宪法条件任意主义除了规范根源外,还有一定的理论根源,宪法母法观就是其中之一。我国宪法自诞生以来,一直被贯之以“母法”的称谓,宪法被认定为调整包括公法关系和私法关系在内的近乎所有社会关系领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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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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