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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王元化的思想底色以及理性观的转变

更新时间:2020-12-02 18:29:56
作者: 许纪霖 (进入专栏)  
我也愿意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做到: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 也不回避危险。

   在他的青年时代, 他的英雄主义气概是积极的, 想的是如何"有所为", 但到了晚年, 转向了消极的有所不为", 在危险境地之下"不降志、不辱身", 这也是一种英雄主义, 是"有所不为"的英雄主义。

   不过, 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 王元化对英雄主义的负面性是有所反思的, 传统的精神巨人虽则伟大, 却有可能自负自大, 自以为代表了人类的普遍正义和良知, 全知全能, 无所不能。20世纪90年代他在反思五四以来的激进主义的时候, 指出其有"态度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的毛病, 也未曾不可理解为对自己早年曾经膜拜过的英雄人格的批评。鲁迅在批判中国文化的时候, 在自己的身上看到了传统的阴影, 而王元化, 也像鲁迅那样, 对激进主义的反省, 也是从自我的清算开始的。他从陈独秀与杜亚泉的论战中表现出的手握真理、刚愎自用的独断之中, 同样发现了自己早年的影子, 最后, 他之所以步随顾准的思考, 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 也与这段对英雄主义的反思不无关系。

   促使王元化参加革命的另一种精神气质, 乃是对弱者的同情与怜悯。他生长于基督教家庭, 从小受到作为虔诚教徒外祖父和母亲的精神影响, 对周边的穷人和不幸的人充满了同情, 那些社会底层弱者们悲伤的故事, 在王元化幼小的心灵当中, "曾激起不少感情的波澜"。他喜欢读19世纪俄国文学家的作品, 一个是契诃夫, 另一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前者是因为契诃夫的笔下都是一些平凡的小人物, 但能够将这些小人物的"平凡的生活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 "在这些场景中流露出来的淡淡哀愁是柔和的、含蓄的, 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在24岁的时候, 王元化以函雨的笔名发表了一篇《舅爷爷》的小说, 以契诃夫的淡雅白描风格, 描写了一位淳朴善良的老人, 与鲁迅的小说《故乡》中的闰土一样, 王元化的笔触充溢着对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同情与怜悯。

   别尔嘉耶夫说:"对于丧失了社会地位的人、被欺辱的与被损害的人的怜悯、同情是俄罗斯人很重要的特征。……全部的俄国民粹主义都起源于怜悯与同情。"除了契诃夫之外, 王元化最喜欢的俄国作家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不太理解妥氏神秘的东正教思想, 更喜欢《穷人》、《被侮辱与被迫害的》, 说"这些作品, 曾经使我激动, 是我喜欢的、爱读的"。"我们从中所看到的不是一个在精心制造艺术的作家, 而是和我们一样身上没有任何标记的人。他们因为爱, 因为痛苦, 因为生活的压迫, 在倾诉, 在呐喊"。他因为痛恨日本帝国主义而加入革命, 但痛恨的理由不是因为其"非我族类", 而是从普遍的人性出发, 不满日本的强者逻辑, 他晚年在回忆时说:"当你做孩子时, 你就看到了人间存在以强凌弱, 以大压小的不公正。正是这反日的情绪使我走向了共产党。"

   王元化毕竟受到过基督教文化的熏陶和五四精神的启蒙, 终其一生, 他的思想底色绝对不是民族主义的, 而是普世的人道主义, 相信普遍的人性, 尊重人的生活价值与精神的尊严。一二九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因为抗日而走向革命, 但在民族主义的背后, 有一层更深厚的启蒙思想, 这也是其中的许多优秀分子到了晚年具有反思能力的本色所在。

   王元化先生在晚年多次谈到自己是"十九世纪之子":"我不否认我对十九世纪比对二十世纪有更多的感情, 直到今天, 西方十九世纪文学仍是我最喜欢的读物"。他承认, 1949以后, 虽然苏联作家的作品很流行, 但引不起他的兴趣, 他最钟爱的, 是19世纪的作家们:"莎士比亚、费尔丁、狄更斯、勃郎底姐妹、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等。"为什么对19世纪情有独钟?他坦言:"我喜欢十九世纪的文学处处渗透着人的感情、对人的命运的关心、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注重、对人的美好情感的肯定……我在精神上是十九世纪之子, 是喝着十九世纪作家的奶成长的。"

   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底色是青年时代读过的书所塑造的, 读什么样的作品, 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将形成他思维的"语法结构", 即使以后学习了其他的"新词汇", 依然会置于青年时代所形成的"语法结构"之中去理解。在20世纪50年代初, 当新意识形态话语流行天下的时候, 王元化依然试图将他所不熟悉的"新词汇"放到自己已经定型的人道主义"语法结构"中去诠释, 他在《将人提高》一文的开篇, 引用委内瑞拉一位诗人的话说:"在社会主义文化将人提高、昂扬、巩固和肯定的时候, 垂死的资本主义却否定人。"在他的内心观念当中, 资本主义之所以罪恶, 乃是否定人的价值, 而社会主义之所以值得憧憬, 是因为肯定人、尊重人、提升人的价值。由此也可以明白, 为什么到了1983年, 王元化会参与起草周扬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他与周扬一样, 思想底色都有一层受到19世纪俄国文学影响的人道主义, 他们所认同的社会主义, 乃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2003年春天, SARS疫情接近尾声, 久不涉及时政的王元化, 在吴敬琏和汪丁丁的催促下, 写下了晚年唯一的一篇议政文章, 发表在《财经》杂志上。他以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立场, 肯定"这次政府抗击SARS的行动让人感到较为满意, 我想其中开始显现的一些基本人权观念, 恐怕在起着主要作用"。他特别指出: "政治家更重要的还必须讲责任伦理", 对人的生命负责, 抗击疫情, 不仅需要科学与法治, 同时人文精神不可遗漏, "我们必须注意, 在危难时刻所显现的美好人性, 倘不加珍视、培育、巩固, 是会稍纵即逝的"。

   王元化终其一生的思想底色就是19世纪的人道主义, 为了这层底色, 他与20世纪50年代初的政治氛围格格不入, 吃过不少苦头。晚年他回忆过一件事, 他刚刚到华东局宣传部工作, 由于一直在上海从事地下文化工作, 缺乏整风审干的经历。第一次碰到"三反五反"运动, 平时随便说笑的同志, 在开会的时候突然全部绷紧了脸, 让他很不习惯。有一次开会轮到王元化发言去批评一位他并不认为有问题的同事, 他实在说不出, 又不能不表态, 既紧张又惶恐, 憋了半天, 哇地一声哭了出来。一位同志批评他受到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影响太深, 划不清与人道主义思想的界限。19世纪的人道主义的最基本底线是尊重人, 将人当作人, 相信人性中有向善的一面。王元化对此深信不疑。他不赞成荀子的性恶说, 认为"倘使人性中没有潜在的善的基因, 不管强制性的外在力量多大, 化恶为善是不能的"。他对韩非利用人性之恶借助君主的绝对专制控制社会的理论深恶痛绝, 很有感慨地说:

   过去我只对韩非的法、术、势深觉反感, 一旦我弄清楚了性恶论的实质, 我不禁对这种惨刻理论感到毛骨悚然。它给天下苍生带来多少苦难!我始终怀着人是神圣的信念。我相信罗曼·罗兰说的心的光明。

   从理论深度而言, 人道主义是近代哲学当中最单薄的, 但它却是现代价值的核心。任何深奥的哲学和理论, 倘若失去了人道主义的价值基础, 很有可能失去现代性的面向, 堕入危险的深渊。越是单薄的价值, 越有可能成为现代社会的伦理底线。王元化一生所坚守的, 正是这条价值底线, 从来没有变过。即使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服膺黑格尔哲学, 相信人的理性理论, 依然相信人不仅是知性的, 而且也应该是有情感的, 他说, 王船山在《船山遗书》中批评王阳明的良知只是空洞的"知", 而没有情感和意志的参与, 这样的格物致知只是"孤明", 不论这一批评是否中肯, "我觉得王船山认为知、情、意必须结合在一起的说法是十分重要的见解"。晚年的王元化之所以能够走出黑格尔思想的迷雾, 在理性观上从欧陆的唯理主义转向英美的经验主义, 最重要的心理动力就来自早年就奠定的人道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理解王元化的思想, 这恐怕是重中之重。

  

从唯理主义到经验主义


   1955年, 王元化遭遇厄运, 在反胡风运动中被隔离审查。王元化后来回忆说:"在这场灵魂的拷问中, 我发生了大震荡。过去长期养成的被我信奉为美好神圣的东西, 转瞬之间轰毁, 变得空荡荡了。我感到恐惧, 整个心灵为之震颤不已。我好像被抛弃在无际的荒野中, 感到惶惶无主。"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精神危机, 那年, 王元化才35岁。过去, 他是靠19世纪俄国和法国文学中的人道信念和英雄人格鼓舞自己, 但在泰山压顶面前, 人道主义的情感与英雄主义的意志只是一种心灵的力量, 但他的大脑是空洞的, 无力理解为何历史会如此吊诡, 也不知道个人将如何撑过命运的无常。在一年多与世隔绝的隔离生活中, 王元化感到在文学之外, 他还需要哲学, 一种更强大的理性力量, 充实自己的思考, 度过精神的危机。于是, 他开始细读德国古典哲学, 特别是黑格尔的著作。

   如果说人道主义是王元化一生的思想信念的话, 那么, 黑格尔的哲学就成为了中年王元化的理性观。他说:"自从读了黑格尔哲学以后, 我成为黑格尔的景仰者。我觉得他的哲学具有无坚不摧扫除一切迷妄的思想力量。"在这之前, 受到鲁迅和19世纪文学影响的青年王元化, 一直坚信人是世界的中心, 但那个时候他所理解的人, 是情感的人, 也是意志的人, 如今黑格尔的名言"精神的伟大力量是不可低估和小视的。那隐闭着的宇宙本质自身并没有力量足以抵抗求知的勇气", 让他发现了人的另一种更强悍的本质:理性人, 那就是精神的理性力量。理性的力量, 在王元化看来, 拥有人所独有的两种能力:一是精神的尊严, 二是反思的精神。每个人所拥有的人之尊严, 来自人之理性, 是任何外在的暴力都摧毁不了的:"人的尊严是不可侮的。……思想是古怪的东西。思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 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毁的。"王元化一生留下不少类似的人生警句, 这些想法不是书房里面苦思冥想的结果, 而是来自活生生的、带着苦难的人生经历。当风暴一切平息之后, 他如此写道:

   艰难岁月也使人有可能将环境施加在自己身上的痛楚, 转化为平时所不容易获得的洞察力。没有经受这种痛苦, 没有经受环境施加给人的无从逃避的刺激, 就不可能产生这种深沉的思考。这是在远离尘寰的书斋中苦思冥想所不能得到的。

   黑格尔思想给王元化留下的第二个重要的思想遗产乃是批判的反思精神。他说:"这里说的批判精神, 就是对过去各个哲学范畴重新衡量与估价, 也就是对那些未经过追究的范畴进行考核, 探讨这些范畴在什么限度内具有价值与效用。"王元化很喜欢"思", 晚年的多本论集以《思辨录》《反思录》 《近思录》命名, 思是他的生命本在, 而且不是一般的"思", 而是自我批判性的反思。他说"我只读那些不容易读懂的书", 对哲学名著中苦涩难懂的概念一个个死抠思考, 试图找出它们的确切含义与内在脉络, 更重要的, 是将它们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下反思它们与现实关系的互动, 辨析它们的正负影响, 评估其复杂的价值所在。王元化一生当中几次重要的反思, 在方法论上都采取的是这个方法, 反思, 成了他接受黑格尔思想之后的精神的存在方式。

最彻底的反思, 乃是对自我的反思。晚年的王元化对黑格尔哲学有了相当彻底的清算, 但清算的方式, 在精神层面(而非方法论层面, 下面将详细论述)依然是黑格尔的反思精神, 他承认: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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