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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建华:明清北方宗族的新探索(2015—2019年)

更新时间:2020-11-21 17:25:15
作者: 常建华  
成为地方社会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申茜茜、段建宏《明清以来晋东南区域的宗族与民间信仰:兼论华北宗族的完整性》31一文认为,华北宗族缺少祠堂而多与民间信仰相关联,宗族与民间信仰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的互利关系。陈华、秦利国《明清时期上党宗族与民间信仰》32一文指出,宗族作为传统中国社会的重要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必然与地方民众信仰产生一定联系,在明清时期上党地区宗族往往利用民众信仰来凝聚族人、教化族人,同时宗族也在民间信仰的传播、多样性上对民间信仰产生着重要影响。从民间信仰的角度,可以大略看出南北宗族的差异性。

   此外,山西宗族研究的论文还有:姚春敏《清代山西杂姓村宗族祠堂、祖茔及庙宇建设——以碑刻、族谱、村志和田野调查为中心》33一文指出,清代山西的村落以杂姓村居多,村内较大宗族均有规模不一的祠堂,个别村落甚至有近十座之多,它们和村落庙宇相互叠加出现、彼此协调共生,同时也存在倾轧和争夺村落资源的情况。在村落空间布局上,祠堂一般分布在本姓聚集区,小型庙宇散布全村,大庙则在村落高阜处,周围则是排布整齐的各族祖茔。焦帅帅《显赫一时:明清以来高平孝义祁氏宗族研究》34一文,重点关注祁氏宗族自身发展历程和宗族建构过程,注重宗族实践观的运用,探讨明清以来华北宗族自身发展的脉络。李建武《明代宗族与地方教化———以山西潞安府仇氏家族为例》35认为,明代潞安仇氏以“孝义”著称于世,仇楫等五兄弟所立的《仇氏家范》《乡约》也得到了广泛的赞誉,被视为宗族学习的榜样。仇氏家族还特别关注公众事务,所作的诸多慈善事务为仇氏家族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与崇高的声誉。明末该家族迅速衰落,可作他人警醒之戒。郝平《晚清民国清徐县王氏家族分家析产初探》36认为,清末民初山西清徐县王氏家族分家的主要原因:一是为解决家族内部矛盾,二是为促使后辈独立生存和发展。清徐王氏家族分家原则是按诸子均分、共同赡养,其具体流程是在族长的主持下操作。徐俊嵩、郝晓丽《万里茶道上的中小晋商家族管窥——以寿阳胡氏为中心》37指出,寿阳胡氏从明代开始经商,清中叶达到鼎盛,其经营商品以茶叶、药材为主,兼及粮食、盐、布疋的零售。胡氏的主营业务分为两个阶段,即清乾隆至光绪年间的茶叶贸易、光绪至公私合营前的药材贸易。

   也有学者对山西宗族研究的成果加以综述。张俊峰、李佩俊《聚焦山西:中国宗族史研究的新区域》38认为,宗族研究区域由南向北转移是当前宗族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北方宗族问题历来被学界视为非典型,而未引起应有的重视。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宗族这一概念的理解已经从实体性功能组织到注重宗族的系谱性原则和归属感,再到将宗族视为一种文化、礼仪和制度。秦利国、李振武《华北宗族研究——以山西地区宗族研究为例》39指出,山西作为华北地区的重要区域,宗族研究近年来受到宗族史研究者的关注,该文对近年来山西地区宗族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与分析。

  

   四、山东宗族

   杜靖《从系谱宗族到实体宗族:明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宗族的发育与演化——以山东滕阳闵氏宗族为例》40指出,不同历史阶段的农人在实践不同宗族概念:一种是系谱宗族,一种是实体性宗族(即功能宗族)。对于中国大部分地区的造族运动而言,一般是先造一个系谱宗族,待经济和社会地位等条件具备以后,就赋予其各种功能,从而变成具有实际作用的架构。系谱不应该被简单理解成一项造族因素,因为通过系谱而制造的宗族是完全可以独立的。杜靖、李颖等《清代青岛城阳汉人孙氏宗族的建造与实践》41一文强调,城阳孙氏宗族的实践却拥有多种思想源头,宗族实践具有多样性、主体性、灵活性和连贯性。认为应从实践以及作为实践之主角——人的角度看问题,即,人何以解释宗族?何以操弄宗族?

   山东中部的鲁中地区宗族,受到较多关注。周晓冀《近世山东宗族的重构与地域开发——以清代以降鲁中地方志为中心》42指出,金元时期山东庶民宗族势力有所扩大,利用墓祭尊祖收族,形成以石刻世系为特征的谱牒传统。到明清时期鲁中宗族逐渐进入组织化过程,宗族的反复重建成为普遍现象。通过光绪末年鲁中山地乡土志资料可知,当地移民宗族依靠农业生产或科举入仕,参与地方社会的开发,不断壮大起来。与此同时,原先的土著大族逐渐衰落。宗族组织的分布倾向于分散型,血缘纽带之外的社会联结较为松散。最终形成一种想象的宗族共同体,即以世系观念为核心的宗族范畴。《明清谱碑与鲁中宗族地域性的形成》43认为,在鲁中地区,祖茔用来聚合族人、划分族属关系以及族群边界,谱碑具有墓祭功能,谱碑世系主要是围绕祖茔祭祀而建立的宗族范畴,其构建过程和具体形式与茔地的位置、数量和祭祀范围有关。共同的祭祖活动成为整合族人的前提,建构祖茔园地是为了形成永久的祭祀空间,祖茔和谱碑构成鲁中宗族地域性的主要标志。44

   任雅萱《明代山东中部的墓祭礼仪与宗族观念》45强调,明代山东中部地区是以墓地祭祀礼仪为核心展开宗族建设的。《分“门”系谱与宗族构建——以明代山东中部山区莱芜县亓氏为例》46指出,宗族系谱在成型过程中存在两种形式,一种是写在纸上的世系图,另一种则是存在于人们记忆中的谱系。在明代前期的山东,存在一个“户”下分“门”的情况,“户”是登记在官府应对差役的单位。在明代中后期宗族构建的过程中,原先“户”下的“门”,便成为宗族内部的一种结构,是区别族人之间资格的重要依据。在族人使用“门”来区别亲疏远近的过程中,亓氏宗族内部的系谱也在不断完善,以至于完成了他们在万历年间的宗族构建。高莹《试论洪武初年山东莱芜的枣强移民——基于古嬴吴氏家族及其族谱的考察》47认为,吴氏家族是枣强移民中的一支,但其军籍身份在明初移民中具有特殊性。借助口述史资料和田野调查成果,可以对吴氏家族始居何处、何时具有军籍身份、是否为政府强制性迁移进行探讨。钱杭的《分门与联宗——读山东〈莱芜吕氏族谱〉》48一文,讨论2012年问世的《莱芜吕氏族谱》,这是一部跨乡、县(市)、省联宗谱,指出以若干名同辈兄弟为门祖的“门”型系谱,一旦合编为总谱,就是旁系世系清晰的联宗谱,具有鲜明的“自然”特色;若在不立“门”的房支之间进行联宗,其对共同世系的认定绝非易事;无“门”宗族若与有“门”宗族联宗,需要克服的困难更大,其拟制特色必将更为显著。

   山东宁阳县的汶南黄氏家族受到关注。王嘉乐《移民•耕读•仕宦:明清时代一个山东中型宗族的发展历程——以汶南黄氏为中心》49认为,明朝中叶嘉靖、万历以后宗族建设活动在南方迅速普及,北方的宗族也在积极修谱、建祠、立规、置产。但北方宗族的家族公产,如祭田、书田、义田、义庄等,数量远不及南方宗族,祠堂、族谱亦比南方少。李井铭《汶南黄氏家族与基层社会探究》50指出,汶南黄氏家族是一个典型的科举家族。黄氏家族自永乐二年迁居宁阳,累世农桑,使得家族不断兴盛,由十二世黄恩彤考中进士始,家族两代出现了三进士四举人,家族势力也达到了顶峰。黄氏家族成员中也不乏节孝之人,他们积极投身于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为地方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鲁西区域宗族也有研究。吴欣《流动的关系:明清时期鲁西区域宗族的生存与死葬》⑨48一文,认为明清时期鲁西区域宗族流动频繁,不同宗支在近距离范围内,形成了分散式的分布状态和多姓氏村落。作者注重从空间角度分析宗族宗支的横向流动和纵向发展,以宗族的流动及其所带了的宗族的生存与死葬为内容,讨论区域社会的发展脉络和社会组织特点。周嘉《家族之道:江北东昌钱族建构的历史人类学研究》51认为,东昌钱族始迁祖钱成自明初随军北征落籍东昌繁衍生息,通过家族自身建设后遂为一巨族。东昌钱族之建构是在时空性、知识性与策略性的不同意义场域中进行实践的,而进一步强化本族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既是自身建设的手段又是其结果。作为实质性社会实体的家族在历史与当下维度中,因应社会环境变化而通过文化的手段不断地建构着己身所认可的“历史”与“当下”。

   明清易代之际宗族的动向也受到关注。张华清《明清易代斗争与山东地方家族命运的嬗变——以莱阳宋氏家族为中心的考察》52认为,该家族于明朝末年便以科举、仕宦、文学、结社诸多成就,成为饮誉海内的著名文化世家。但明清易代之际该家族积极参与抗清运动,遭受重创,给家族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摧毁家族经济基础,引发清廷猜忌与仇恨,埋下牢狱祸患,导致家族教育衰落。入清后尽管宋氏家族部分族人归附清廷,积极参加科举、踏入仕途,但却没能挽回家族衰落的命运。

   还有一些宗族个案研究。董文强《简论嘉靖首辅毛纪的宗族思想》53,以大礼议与明代士大夫日常生活为视角,指出毛纪在宗族生活中感知宗族文化,努力实现礼制与宗族生活的结合,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宗族思想。张金丹《明清新城王氏家族盛衰探析》54指出,该家族在极短的时间内由元末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平民之家发展为煊赫明清两朝的世家大族,却又在300余年后呈现衰败之势走向衰落,通过从政治、经济、婚姻、教育四方面进行分析,给予解释。谢雨蒙、成积春《明清时期曲阜孔氏族长职权探析》55认为,曲阜孔氏族长作为辅助衍圣公管理家族的重要属官,既是家族一般事务及孔氏特殊事务的管理者,也是申明孔氏家范、表率孔氏宗族的族权族规维护者,还是孔府属官优渥政策的享有者。钟斯丽《明清时期孔府家族的商业活动》56认为,孔府的商业活动不同于一般的商业经营,他们凭借政治特权进行盈利。吴霞《明清时期黄河三角洲杜氏家族家风的历史传承及当代意蕴》57指出,滨州杜氏家族是明清时期黄河三角洲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形成了力倡子弟以读书为志业、秉承儒家的孝悌忠信、为官从政清正廉洁、仁爱万物等传统家风。

  

   五、河南宗族

   申红星著《明清以来的豫北宗族与地方社会》(光明日报出版社2019版)一书,以豫北宗族为中心,对豫北宗族与地方社会进行全面具体的研究,揭示出明清以来豫北地方社会的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呈现出明清以来国家与地方社会复杂的关系。

   申红星也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明清北方宗族的组织化建设》58指出,河南新乡郭氏宗族是典型的北方农村社会望族,兴盛时期的郭氏加强了宗族组织化的建设,借此来保障郭氏望族地位。在组织化建设过程中,郭氏宗族不仅修建了家祠,还分别设立了支祠、专祠,制定了祠堂条例、祭祀条约。《明清以来豫北族谱修撰问题研究》59认为,自明朝中后期开始豫北地区族谱修撰渐成风气,士大夫阶层的族谱与普通百姓的族谱在内容和体例上均存在较大的差异。豫北地区族谱的第一个特点是族谱修撰者十分看重本族字辈,通过拟定字辈来团结族人;第二个特点就是族谱修撰者大多能够尊重事实,不会为了攀附名人而虚构自己祖先的世系。《试述北方宗族祠堂的演变与发展——以豫北地区为中心》60强调,明朝中后期以来,随着士绅群体的崛起和宗族意识的萌兴,豫北地区有较大影响的历朝大儒邵雍、姚枢、孙奇逢等名人专祠均经历了向宗族祠堂转变的过程。这一演变趋势反映了豫北当地文人士大夫致力于构建本族宗族的用心与努力,宗族组织化建设进一步得到加强。至民国时期,当地祠堂庶民化趋势加强,出现了修建祠堂的高潮,又出现了由宗族祠堂改建为新式学校的转变。

   朱绍祖也讨论了河南的宗族建设,《清至民国河南西平的宗族建设——以西平县权寨镇陈氏为中心》61认为, 清中叶到民国时期是河南西平宗族的重要发展阶段,宗族通过参与地方志的纂修,对宗族的历史予以建构;宗族通过对祖先迁自明初的塑造,自觉的将自己纳入官方移民的历史记忆,逐渐与洪洞移民传说建立联系,与其说这是建立宗族的合法性和地方性权威,毋宁说正是他们的强烈地域认同观念和适应近代民族国家的深刻体现。

也有学者研究明代的河南家族。赵成智《明代士人何景明家族史事考略》62指出,从何景明四世祖何太山迁居信阳,到官至太子侍读的景明之孙何洛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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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史学. 2020年05期 第141-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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