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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增定:权力的游戏:马基雅维里与斯宾诺莎的政治哲学比较

更新时间:2020-11-19 20:13:40
作者: 吴增定  
甚至有过之无不及。他不仅认为人类的政治世界是“权力的游戏”,而且将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世界或自然都看成是一个永恒的权力的游戏。自然就是上帝,而上帝的本质就是无限的权力。包括人在内的万事万物都竭尽全力地追求权力或力量,以维持自己的存在。

   但是,就像阿尔都塞和内格里所说的,斯宾诺莎的哲学还有另一维度。他不只是描述了一个权力的游戏的世界,而且建构了一个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在斯宾诺莎看来,这是一个只有理性或理智才能认识和把握的永恒真理王国,它超越了变化无常的人类实际政治生活世界。斯宾诺莎的这种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姑且不论是否能够被阿尔都塞和内格里看成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但是它显然不可能出现在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之中。那么,这两位现代政治哲学的先驱的内在分歧究竟是什么?这是本文所要探究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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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君主论》的开篇,马基雅维里以非常简洁有力的语言描述了人类政治世界的本质——一切国家在自然本性上都是对于权力的获取和维持,舍此无他。

   过去曾经和现在正在对人类行使统治权的一切国家,一切领地,不是共和国就是君主国。君主国不是世袭的,就是新的,所谓世袭君主国是指他们统治者的血脉世系长久以来就是那里的君主;而新君主国要么是全新的,比如米兰[公国]之于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要么像肢体那样嫁接于获取了它们的世袭君主国,比如那波利王国之于西班牙国王。如此获得的领土,要么习惯于生活在一位君主的统治之下,要么习惯于自由的生活;其获取的方式,要么是依靠他人或自己的武装,要么是凭借机运或德性。[13]

   在这段著名的引文中,马基雅维里将一切国家分为君主国和共和国,进而将君主国分为新君主国、世袭君主国和混合的君主国,最后将新君主国区分为依靠自己的德性和军队建立的新君主国和依靠他人武装建立的新君主国。值得注意的是,马基雅维里在这里完全抛弃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波利比乌斯(Polybius)等古代政治哲学家所代表的政体(regime)学说。对他来说,各种类型国家的区分标准不再是古典政治哲学所说的德性或善,不再是政体的德性之优劣,而是它们获取以及维持其统治权力的方式。例如,虽然从形式上说共和国是“自我统治”(self-government),而君主国是一个人统治,但它们的获取和维持方式并没有根本区别,都是来自于战争或征服。[14]世袭君主国和新君主国的区别也不在于二者孰优孰劣,而是在于前者的统治权力的获取方式是继承或世袭来的,而后者的获取方式是夺取或侵占来的。而就新君主国来说,马基雅维里之所以肯定新君主通过自己的德性和军队建立国家,不是因为新君主国在道德上更好,而是因为它的统治权力更加稳定和牢固,更容易长久地维持。

   在马基雅维里看来,权力的获取和维持不仅构成了国家的本性,而且同样可以用来规定人的本性。在这一点上,他批评了传统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对于人性的错误理解。在他看来,一切国家——无论是共和国,还是君主国——在根本上都起源于人的基本欲望,也就是生存和安全的需要。为了满足生存与安全的基本欲望,人就需要获得足够的权力或力量。但是无论如何,个人能够获得的权力或力量总是有限的,不足以保障自己的生存与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会联合起来组织成群体,并且让某个人或某些人获得统治其他人的权力。这就是国家的起源和本质。[15]简而言之,在人类政治的世界,权力不仅是沟通和联系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唯一媒介,而且是唯一的实在。相应地,人类世界的其他任何存在物都是权力的变形或具体表现,无论是实际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还是宗教、道德等意识形态。在马基雅维里的政治世界中,权力规定了道德和宗教,而非相反。任何所谓的道德和宗教都不仅是权力的产物,而且也反过来为权力服务,并试图由此获取更大的权力。

   因此,在马基雅维里看来,一切形式的国家,无论是共和国还是君主国,无论是世袭君主国还是新君主国,都是处在一个权力的获取与维持的无限过程之中。一切国家的建立在本质上都意味着权力的获取。“获取领土的欲望确实是很自然的人之常情。人们在他们的能力允许的范围内这样做时,总会为此受到赞扬而不会受到非难。但是,如果他们的能力有所不及,却千方百计硬是要这样干的话,那么,这就是错误而且要受到非难。”[16]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获取都是来自于对于现有的权力的侵占和夺取。这一点不仅适用于通过暴力等手段篡位的国家,同样适用于其他通过正常或正当手段获取权力的国家,如通过继承而获得统治权力的世袭君主国。因为任何世袭君主国,如果追溯到它的最初建立,也必定是获取而来的。

   在马基雅维里看来,权力的获取与权力的维持是互为前提的。这一点既适用于国家,也适用于个人。任何国家和个人在获取了权力之后,都必须尽一切手段维持住权力,否则已经获取的权力会很快丧失,而国家和个人的生存与安全也会受到威胁。对于国家来说,维持和巩固权力的两个必要手段就是军队和法律。在这两者之中,马基雅维里显然更强调军队的作用。用他的话说,一个君主国即使有了好的法律,也必须拥有军队,因为如果没有军队力量的保障和威慑,那么任何法律都不过是一纸空文。但倘若一个国家拥有了良好的军队,那就等于是拥有了良好的法律。[17]因为一支良好的军队的必要前提就是良好的秩序,而秩序显然是法律的本质。对于个人来说,道理也是一样。马基雅维里将人的性情大致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想要统治他人,另一种是只想要不被他人统治,不想要统治他人。大致而言,前者相当于“大人物”或贵族,而后者则属于平民。前者更多地关心荣耀,而后者则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存与安全。[18]但就结果而论,这两种性情没有本质区别,因为一个人无论是想要统治他人,还是只想要不被他人统治、不想统治他人,都必须尽可能地追求更多的权力或力量。

   因此,马基雅维里非常深刻地揭示了一个关于权力的获取与维持的辩证法:被获取的权力只有能够得到长久和稳固地维持才是一种真正的权力;相应地,被维持的权力只有时刻处在一种有待被获取的状态才能被长久和稳固地维持。马基雅维里对于政治世界的所有分析和思考,都贯穿了这种权力的辩证法。譬如说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一开始就区分了“世袭君主国”和“新君主国。”顾名思义,“世袭君主国”的权力是通过世袭而来的,因此它的获取相对来说容易得多。但是反过来说,由于世袭君主太轻易地获得了统治权力,一旦遇到重大的内部和外部危机,那么他的权力也很容易丧失。譬如说米兰公国的创立者斯福扎获得权力的过程异常艰难,但等他获得了权力之后一直到他去世,他的统治都非常稳固。但等到他的儿子成为米兰的君主之后,由于他获得权力过于容易,没有经受过考验,等到法国人入侵时,很快就丧失了权力。甚至“新君主国”也被区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幸运或其他人的军队建立的新君主国,另一种是通过自己的军队建立的新君主国。前者虽然是新君主国,因为其权力是新建立的,而不是通过世袭来的,但严格来说,它也不算是真正的新君主国,因为它的统治者或新君主的权力不是通过自己的能力获得的,所有它的维持要困难得多,甚至比世袭君主国还要困难。真正的君主国只能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军队建立的国家,它的建立或权力获取虽然很困难,但一旦建立了就能相对容易维持。马基雅维里以切萨雷•博尔贾的失败为例说明了这个道理。切萨雷•博尔贾在法国军队和雇佣军的帮助之下成为罗马尼阿的君主,但他很快就明白,无论是法国军队还是雇佣军都是不可靠的,因此他最后希望训练出一支自己的军队,成为真正的新君主,尽管最后由于多种因素功败垂成。[19]

   从权力的获取与维持的辩证法来说,一切形式的国家——无论是共和国,还是君主国;无论是君主国中的世袭君主国,还是新君主国;无论是新君主国中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军队建立的新君主国,还是依靠他人军队和幸运建立的新君主国——都或多或少具有新君主国的本质特征,相应地,一切形式的统治者或君主都必须具备真正的新君主的德性。在马基雅维里所描绘的政治世界中,权力的获得和丧失本身都是变化无常的。任何已经获取和维持的权力都是暂时的,随时都有可能丧失,都有可能被他人或其他国家获取或侵占。任何看似稳固的权力,都隐含着丧失和瓦解的危险。君主和国家必须时刻防患于未然,运用自己的能力或德性,也就是通过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和健全的法律,这样才能将权力牢牢地控制在手中,并且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马基雅维里的笔下,这一变化无常、神秘难测的“权力的游戏”就是命运(fortune),相应地,获取和维持权力的能力就是德性(virtue)。作为一个中世纪亚里士多德主义或经院哲学的反对者,马基雅维里抛弃了传统的目的论形而上学,拒绝承认人有某种内在的目的。假如一定要说目的,那么人的唯一目的就是尽可能地获取和维持权力,抵消和摆脱命运的影响,或者说,以德性克服命运。如果说普通人的德性就是他的自我保存的能力,那么一个君主的德性则主要体现为他建立或继承国家、保存国家、维护其统治权力的能力。

   总之,马基雅维里所理解的政治世界就是一场权力的获取和维持的永恒运动,一个无休止的权力的游戏世界。无论是在人和人之间、人与国家之间,还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权力的此消彼长都时刻在发生。这场永恒的力量运动或权力游戏既没有一个形而上学的原则,没有任何超验的神圣目的。斐弥亚(Joseph V. Femia)精辟地指出:

   对于马基雅维里来说,宇宙不是由理性或心灵(Reason or Mind)来统治;实在的结构在根本上是自然运动的一种无意义系统。他唯一提到的自然法则就是自然的必然性(physical necessity)。他没有提到任何理想的秩序,没有提及任何关于人在存在之伟大链条(the great chain of being)中的地位的学说,没有提及任何关于创世所朝向的遥远事件。他没有提起人在追求由上帝或由自然所规定的目的方面的发展或进步。[20]

   马基雅维里不只是批判和拒斥传统的宗教和道德,也就是阿尔都塞所说的“悠久的道德化的、宗教和唯心主义的政治思想传统”,更重要的是,他也同样拒绝构建任何新的宗教和道德形而上学。他虽然被看成是现代“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学说的奠基人,但他从不承认存在着一种独立于和超越于国家之上的“理性”或“自然法”。这是他同后来的霍布斯、洛克和普芬多夫等十七世纪的自然法哲学家——也就是阿尔都塞所说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家”——的根本分歧。首先,马基雅维里完全否认自然状态与公民状态或国家的二元对立和区分。在他的眼里,任何公民状态或国家都只是暂时的,都处在权力此消彼长的永恒游戏中,并且随时有可能转化为一种充满混乱、无序、冲突和战争的自然状态。其次,任何国家或统治权力都不是通过契约之类的自然法或道德法建立的,而是来自于事实性的获取或占有。而且即便在国家建立之后,所谓契约或法律等也不是某种永恒、超验和应然的道德规范,而是现实中的或事实性的权力关系的体现。

然而,就像阿尔都塞所说的那样,马基雅维里一方面为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也被资产阶级所警惕、敌视,甚至抛弃。从前一方面说,马基雅维里揭穿了传统意识形态的虚伪面纱,使人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政治世界。但是,当现代资产阶级崛起之后,他们需要掩盖和粉饰自己获取和维持统治权力的政治原始积累过程。他们发现,马基雅维里的思想对他们非但不再有帮助,反而有很大的危害,因为它同样会被人们当成一种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尖锐武器。现代资产阶级显然更需要的是一种和平和理性的道德形而上学,而不是一种马基雅维里式的权力学说。在这种情况下,霍布斯、洛克和普芬多夫等十七世纪哲学家的自然法和社会契约思想就成为对于资产阶级最有用的意识形态。那么,斯宾诺莎是否能够被看成是十七世纪“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家”中的一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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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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