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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仕刚 张继焦: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困境和发展新方向

更新时间:2020-11-17 21:55:53
作者: 刘仕刚   张继焦  
比如召开人类学学科大会的时候,很多学者讨论不起来、交流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很多、很分散,大家都在依附不同的大学科,都没有学科自主性,这是目前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所面临的一个很明显的短板。当然,这主要是由于人类学在国内的学科地位薄弱所致。虽然民族学和社会学都是一级学科,但人类学一直处于二级学科的地位,所以有些学者将其称之为“二奶”。比如说,医学的项目多,人类学过来蹭一点;艺术的饭碗大,人类学也来喝点粥;教育的肉多,人类学过来分几块;司法饭吃得香,人类学过来尝几口;体育的蛋糕大,人类学也吃一小块;等等。人类学到其他学科“讨饭吃”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就是一种“依附式发展”。这种过法只是解决了人类学本学科的生存问题,更别提学科自主发展的问题了。要想实现学科自主发展,就必须建立起本学科自主的知识结构和理论体系。然而,我们学科在理论体系建构方面也仍然存在较大问题,即理论依附问题。

   (二)理论依附

   关于第二个“依附”,我们将其称之为“理论依附”,即国内有些人类学者喜欢充当“二道贩子”,向国内学术界贩卖一些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为什么会出现理论上的依附呢?我们认为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国的一些学者总是喜欢把西方的理论奉为圭臬,缺乏对本国实际情况的独立思考。这就导致我们的研究只是为西方学者的理论提供原始材料,沦为西方学者的“打工仔”,即西方学者提供理论,我们提供原材料。[13]二是在国内,我们这个学科的学术研究太注重实地调查、太注重事实陈述,而忽视了学科理论和学科思想建设,缺少有深度的研究。[14]

   另外,我们依附的西方理论本身也是存在问题的。传统的西方人类学经典理论并不适用于解释现代社会。为什么呢?因为包括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在内的西方学者的研究取向是分析不同于西方的前现代社会,即“他者”的研究,不像中国人类学者们自己研究自己,研究中国当代社会。那么,传统的西方人类学经典理论都解决什么问题呢?首先,我们要弄清楚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论试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西方人一般认为,人类学家研究的这些地方很原始、很贫穷,但马林诺夫斯基却认为:你别看他们社会很原始、很简单,他们的文化是有自己独特的用途或作用7。后来,结构-功能论的创始人拉德克里夫·布朗(Radcliffe Brown)批评道:你马林诺夫斯基只看到了“他者“文化的功能,我还看到了“他者”文化的结构8。而结构主义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反驳道:你们看到的只是表层结构,我还看到了深层结构9。解释主义领军人物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接着反驳说:你们对“他者”文化的描述都不够深,都是表面的描述,我的描述比你们深,是深描10。所以说,我们从西方人类学经典理论的发展脉络来看,西方学者的研究大多只是关注非西方社会中的异文化,讲述“他者”的事情,很少涉及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复杂社会,因而这些研究成果不仅难以解释西方现代社会,而且对中国学者自己研究中国社会的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需要仔细甄别之后,方能加以借鉴利用。

   四、走出“依附式发展”的困境:开展跨学科综合研究与跨文化比较研究

   既然中国人类学目前所面临的“依附式发展”的困境是因为学科正处于生存阶段向发展阶段的过渡时期,那么中国人类学现阶段的发展目标就是要彻底解决学科的生存问题。要想解决这一根本性难题,首先,我们应该弄清楚人类学的本质特征是什么?说起人类学的本质特征,很多学者会第一反应就是民族志方法。实际上,人类学这门学科的精髓在于多学科综合研究和跨文化比较研究或者类比研究,而不是我们学界很多同行所称道的“民族志”,因为人类学学科本身需要多地点、多民族进行跨文化比较或类比研究。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默多克所制作的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RAF)11就深刻地体现出人类学这门学科的精髓。他不但要做多地点、多民族的跨文化比较或类比研究,而且要做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就目前而言,我们所看到的民族志文本很多都达不到这样的标准。

   在弄清楚人类学的本质特征之后,我们需要仔细重新思考一下为什么中国人类学发展到现阶段会出现“学科依附”的问题?这是因为它没有综合多学科知识,缺乏综合性,只拿人类学单一学科知识来进行研究。比如,别人做艺术学,人类学也去做一点。人类学能做出什么来?这类研究只看到一个学科(艺术学),而且人类学还是外行,人类学如果只会调查和收集资料,没有自己的学科知识,那么,人类学只能给艺术学打个下手。这是我们前面谈过的人类学所面临的学科“依附式发展”问题。然后,为什么中国人类学又会出现“理论依附”的问题?这是因为中国人类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提出一套自成一体的本土化理论,能够与国外同行展开平等地对话与交流,所以只能依附西方的理论。

   归根结底,目前国内人类学发展所出现的两个“依附”的困境正是源于人类学学科本身认知的错位,没有认识清楚人类学的精髓,必然会导致中国人类学研究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之中,即没有认识清楚人类学的本质特征,自然无法提出本土化的理论体系,自然会导致中国人类学学科地位与学科力量的孱弱,从而进一步依附西方理论。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开展跨学科综合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呢?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与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人类学的精髓,只有采用并加强这两种研究方式,才能使我们学科适应现代社会,才能解释现代复杂社会。直到目前为止,中国人类学还相当缺乏这两样研究方式。但是,也有不少学者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一直在努力践行这两种研究方式。

   (一)跨学科综合研究与跨文化比较研究需要人类学研究者具备跨学科的综合性知识

   跨学科与跨文化研究的核心在于“跨”上面。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目前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五花八门,但为什么大多出现“依附式发展”的问题呢?原因就在于学科之间的壁垒没有“跨”过去。比如说,当我们去调查一家企业或者分析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时,我们自己必须要具有企业经营管理或经济学方面的相关知识。也就是说,当我们去做某一个分支学科(如医学、艺术、教育、企业管理等)的研究时,我们必须要具备那个学科的相当程度的知识,我们才能做好,而不是说,我们人类学也能帮着做一点调查和收集一些资料就行了,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或者分支学科研究。那么,怎样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或者分支学科研究呢?

   我们认为杨庭硕提出的“相际经营原理”可谓是运用跨学科知识进行人类学本土化理论创新的代表理论之一。杨庭硕通过长期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志研究,结合了经济学、政治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西方传统经济人类学的理论观点进行反思,提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性知识理论模式,即相际经营原理。[15]赵树冈认为:“‘相际经营原理’的形成是经济人类学中国本土化发展的典范模式。”12“相际经营理论”的提出对经济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2015年5月16日至20日,由吉首大学应用人类学高等研究院和汕头大学工商人类学研究所共同举办的“相际经营原理”在湖南吉首市召开,中、美、日、印等多国学者与会讨论。可见,杨庭硕先生基于跨学科的本土实践所提出的“相际经营原理”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13

   (二)跨学科综合研究与跨文化比较研究需要人类学加强团队合作

   一般而言,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一个人很难完成,需要团队合作,特别是在人类学研究范式已经开始由社区研究转向区域研究的今天,更需要多学科共同开展区域研究。区域跨学科综合研究的典型代表当属中国历史人类学的“华南学派”。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陈春生、刘志伟、郑振满等历史学家与美国的肖凤霞、科大卫等人类学家合作,结合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地方文献及档案运用与解读的方法,对华南社会开展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得引人瞩目的成果,成为中国历史人类学的“华南学派”。[16]王铭铭认为费孝通提出的藏彝走廊区域研究也是一种综合性研究,需要将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研究人员结合起来,并以此为基础和交流平台,加强与国外相关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合作。[17]

   2013年,乔健、周大鸣等人在介休市政府的委托下,联合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以及厦门大学的相关学者共同开展“黄土文明·介休范例”的大型课题,从历史、民族、地理、文化遗产等多个侧面,就介休地方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同时,课题组还邀请了国外学者加入到研究队伍中来,希望形成跨学科的视野和中西对话。其目的在于通过这样一个跨学科、多领域的合作方式达到对介休这个黄土文明孕育下的区域进行整体性的了解。[2]

   此外,除了区域研究需要跨学科团队合作研究之外,针对现代复杂社会的一些具体议题也需要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比如,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也是一个包含跨学科的知识系统,需要吸纳多学科的知识才能实施保护和规划,这也是为什么彭兆荣一直在大力倡导各学科共同努力建立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中国范式”,企图改变我国目前“有遗产无体系”的困境。[18]再比如,张继焦与来自人类学、社会学、工商管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学者组成老字号研究团队,从跨学科的角度对老字号展开研究14。所以说,因为人类学学科本身很弱,所以需要多学科综合:一方面研究者个人要具备多学科的知识;另一方面需要团队精神。

   因此,中国人类学要想走出“依附式发展”的困境,首先需要中国人类学研究者们重新思考人类学的本质问题,重新回到人类学研究所重视的跨学科综合研究与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上来。然而,这只是解决了过渡时期中国人类学所面临的生存问题。在当下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时期,中国人类学还面临着发展的问题。所以,中国人类学还必须探索出新的发展方向来研究和解释中国当下社会,并成为一门研究当代社会的显学,从而避免本学科再次被边缘化的危机。

  

   五、中国人类学发展的新方向

  

   自从费老2005年辞世之后,中国人类学进入一个没有大师引领的时代已经长达15年之久,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特别是前文所述“依附式发展”的困境尤为突出,那么在转型时期,中青年学者们该如何走出困境,探索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新方向呢?结合当下一些学者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新方向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15:

   (一)社会层面:直面现代社会,实现学科现代化

   目前,无论是国际上还是中国国内,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仍然是前现代社会。在国际上,当代很多西方人类学者仍然没有涉及现代社会问题,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研究方面,西方人类学者的研究对象大多是以过去的殖民地为主,学科传统束缚较为严重;二是在授课方面,在西方国家的大学里,人类学主要是作为公共选修课,是一门通识性教育,缺乏深入研究现代社会的学科动力。但是,目前国际人类学有一个倾向就是传统研究主题的一种现代延伸。2018年10月,我们邀请一个法国学者来北京跟我们一起开会交流。他主要研究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他认为,南太平洋小岛上的那些社会组织到现在还有价值,还有用,还可以去挖掘一下它们的现代意义。16这就有点类似于传统研究的现代解读这个意思。其实,他提到的这个问题跟我们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同一个问题。中国面临的是巨大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我们应该学习哪些学科的知识,怎么去解释和分析这种巨变。这里面涉及的学科就比较多,领域也比较广,这就需要国内部分人类学者去关注和研究现代社会。

但是,在国内,中国大多数人类学者通常涉及的也是人类学传统的研究主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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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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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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