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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鸿刚:中国如何应对美国对华“政治战”

更新时间:2020-11-16 00:45:09
作者: 王鸿刚  
这是“想脱脱不得”。

   而且,要发动政治战,国内协调是关键。美国国内在中国对美构成重大挑战方面似乎达成某种共识,可是在如何应对中国挑战的问题上意见不一,因为背后的利益诉求是不一样的。加之国内政治恶斗,要在国内形成协调的对华行动,短期内或许可以,若要长期坚持的话,内部恐怕会出现分化。鉴于中国与世界各国利益深度捆绑,一心推动的是与各国共同发展,且中国没有任何称霸企图;美国想要像冷战时期那样,在国际上联手盟友和其他国家一起给中国制造麻烦,不仅不太容易,甚至可能破坏本已不牢的盟友关系。这就是“想统统不得”和“想联联不得”的原因所在。

   除此以外,关于美国对华政治战为何将处处受制、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还有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那就是:特朗普时代的美国也已不是里根时代的美国了。这是我们对第四个问题的思考。

   美式“市场资本主义”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前,自由放任是其主要特征。为应对“大萧条”,罗斯福政府推行新政,政府加大了对市场活动的管理,并承担起更多社会福利责任,实现了美国国家形态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到“新政资本主义”的转变。这一转变顺应了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规律,释放出巨大制度红利,推动美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社会福利日趋改善,政府也比此前拥有更大合法性。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这一国家形态的积弊又多了起来,“滞涨”是突出病灶。在里根上台之前和上台之初,美国国家治理体系失衡已到了很严重的地步。就此而言,美国赢得了冷战胜利,绝不是因为美国的国家形态很先进而苏联的国家形态很落后,两国当时都有比较严重的问题;只不过苏联问题更严重、腾挪空间更小、改革步伐更迟钝而已。相比之下,里根政府一边打压对手、转移视线,一边在国内推行以“新自由主义”为圭臬的国家转型,从而将美式资本主义推向“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如果我们深挖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霸权兴衰规律,可知:金融霸权既是霸权的最高阶段,也是霸权的最后阶段。向“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型,对美国而言是一剂甜蜜的毒酒。当“金融化”成为美国经济的突出特征后,美国的国家形态出现了经济空心、社会分化、利益固化、政治极化和僵化等预兆不祥的新特征。久而久之,两党之间、不同阶层之间、不同种族之间、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爆发激烈矛盾和由此产生巨大内耗,就见怪不怪了。当年里根政府在发动对苏“政治战”时,可以拥有坚实的战略共识、广泛的民众支持和有力的盟友配合,如今特朗普之下的美国,这些都难得一见了。也就是说,如今美国的国家形态已经大大落后,国家治理方略出了严重问题,这让它在发动政治战时的底气和内力明显不足。

   美国想用“损人”的方式来“利己”,这种方法或许能赢一次,却不可能赢两次;因为此时的中国并不是彼时的苏联,此时的美国也不是彼时的美国了。对美国而言,与中国对美国形成的挑战相比,更为迫切的威胁来自美国内部,来自美国治理体系的失衡和治理方略的过时。想要通过转移视线、转嫁矛盾的方式来维系现有国家形态,根本就是抓错了药方。真正的药方,是改变自己,而不是改变别人;是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而不是破坏别人正在做的事。面对百年变局和大国博弈,中美两个大国的治国方略和应对之策,高下对错自有后人评说。至此,前文所提第五个问题的基本思路也明确了。

  

   三、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尽管中国完全有能力避免重蹈苏联覆辙,在对美博弈中不断强化战略主动,但仍有一些重大问题,需要我们秉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对其加以必要关注。

   一是确保理性反应。除了对竞争对手进行打压恫吓,使之畏首畏尾失去战略气势之外,激怒对方并诱其做出不理智决策,造成代价高昂或不可挽回的错误,也是政治战中的常用策略。因此,过激反应是大国博弈中常犯的错误之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政治战中的心理分析技术、心智操控手法更加强大隐蔽,对竞争对手的干扰使坏往往经过长期准备、周密部署并精心挑选时机,辅以多种策应手段,并根据对象国的政治生态、社会生态、决策参与者的心理偏好和不同议题的具体决策过程而“对症下药”,往往稍不留神就可能中了对手的“激将法”。在大国博弈中,应尽量避免因碍于颜面、出于短期政治考虑或基于未经推敲就仓促认定的国家利益,甚至按照官僚机构的固定行为习惯或“标准操作模式”,而对其他国家的政治战攻势做出机械反应。中国有博大精深的战略文化,历史上有数之不尽的正反案例可供借鉴。只要保持必要警觉,就不会被牵着鼻子走。当然,在特定条件下,面对对方挑衅,则可以借力打力顺势而上,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看似是不得不对对方挑衅做出对等反制,实则符合更为深远的战略布局——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二是保持开放包容。陷入封闭僵化是大国博弈中比较容易犯的另一类错误。由于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社会福利支出上升、海外行动日益频繁、谋求战略优势的努力水涨船高,以及不得不为爆发各种假想的极端情形和最坏情形做必要的防范,国家往往在发展和博弈过程中面临越来越大的财政约束。这可能成为导致国家治理陷入僵化的制约因素。例如,苏联在80年代中后期就因军备竞赛而严重挤压了财政空间,进而加剧了体制僵化。旨在确保信息保密、防止外来干预和提高行动效率的“小范围决策模式”,也可能成为体制封闭僵化和政策上犯错的原因。因为这种决策模式会形成日趋同质化的思维路径,阻塞信息负反馈渠道,降低决策品质,削弱政策的信誉和可接受度。例如,特朗普政府就是典型的“小范围决策模式”,其推出的各项政策备受争议;小布什政府在“9·11”后相当一段时间也是这种决策模式,导致对外政策日趋极端,被迫在第二任期内进行调整;里根政府的决策风格更是如此,结果捅出“伊朗门事件”。

   由于体制和国情不同,美国和苏联在大国博弈中出现的失误不太可能发生在中国。中国将更有条件发挥制度优势,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科学分配资源精力,统筹调动各方力量,兼顾“宏观稳”与“微观活”原则,确保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共同发挥作用,在充分调动个体主动性创造性的前提下汇聚集体合力。

   三是尽快补齐“短板”。对后发国家而言,虽有所发展但羽翼尚未丰满、虽顺应时势却尚未到达相应状态的时期,最容易招致外部打压,也是对外部压力最敏感的时候。将强未强之际,唯有格外小心谨慎,务必护住“短板”并尽快补齐“短板”,才能有效应对大国博弈,确保发展进程不被打断。

   中国在这方面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既是中国优化自身国家形态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应对外部博弈压力的紧迫需要。我们应长期坚持“换位思维”和“逆向思维”,从包括金融、科技、网络等领域在内的治理体系各环节进行漏洞和短板自查,将外部博弈压力合理转化为不断推动自我完善的内部动力。

   四是必须奋勇争“先”。先进的国家形态从来都不是唾手可得、一劳永逸的。“先进”本身就是相对的、动态的概念,是指相较于其他国家的国家形态和本国此前的国家形态,具有更高的价值形态引领性、政府执政合法性、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社会运行有序性和内外大局统筹性。放眼当今世界的主要先发国家,它们曾通过不断探索革新,率先建立了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关系,一定时期内释放出可观的制度红利,久而久之却生发出不少问题。安逸的生活方式、强大的资本力量与异化的民主政治又消磨了变革意志、挤压了调整空间,使这些先发国家陷入“发达却不先进”的状况;接下来的几十年间,恐怕会进一步滑向“因越来越不先进而越来越不发达”的轨道。后发国家往往有更强的意愿和能力,在吸收借鉴先发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各种因素,藉重重大理念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政策创新,建立更先进国家形态,积累更大战略优势并带动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的相应转变,这就是“后发优势”。正是过去几百年来一波接一波的国家形态创新和“先发”带“后发”、“后发”变“先发”的历史过程,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国家形态不断优化。

   中国应充分利用现阶段的“后发优势”,大胆拥抱理念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力争开创出更先进的国家形态;同时也要铭记先进国家形态的“相对性”和“动态性”,着眼未来几十年国家战略目标,确保我们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的战略意志,始终具有引领时代潮流的感召能力,始终留出持续优化国家形态的改革空间。

   五是不需针锋相对,亦非无可作为。政治战作为百年变局中大国博弈的主要手段,核心方法是寻找对手的短板。任何国家都不完美,都存在因其地理位置、历史文化、国家规模、族群构成和发展阶段的特有属性,以及因国家受制于各种外部因素和意外事件而暴露的各种常态性短板、阶段性短板和偶发性短板。因此,政治战从来都不是单方面发生的,它总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是两个处于竞争关系中的国家相互寻找“短板”并加以充分利用的过程。纵然政治战中的弱势一方有很多短板,政治战中强势一方面临的安全风险也不少。这就像两个相互砸玻璃的游戏,强势一方手中的石头比对方的大,但他背后的玻璃也可能比对方的大。尤其是处于衰落阶段的大国,其阶段性短板会暴露得更多,比如金融体系脆弱、决策模式偏狭、内部人心不齐、外部信誉遭疑、摊子铺得过大、树敌作恶过多等,存在反遭“分化”与“成本强加”甚至彻底清算的可能。

   中国崇尚“守正”和成人之美的原则,立志要把世界往好的方向领。这决定了中国对外战略的主要方面,是通过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政策协调、战略对接甚至是积极帮扶,支持自己的合作伙伴不断完善国家形态,在合作共赢中携手各国提升国家现代化水平。

  

  

   王鸿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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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评论》月刊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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