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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德智:学不至于乐,不可谓之学

——访段德智教授

更新时间:2020-11-12 22:05:57
作者: 段德智 (进入专栏)   翟志宏   张白  

   但为了圆自己的哲学梦,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我还是见缝插针准备考试。所幸,我最后还是如愿以偿,被武大哲学系录取了,成了陈修斋先生和杨祖陶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并最终于1978年10月,我带着录取通知书第二次走进了珞珈山。

  

   张:听说您在读硕士学位时,主要研究的是洛克。您为什么会对洛克感兴趣?

   段:是的,我在读硕士学位时,主要研究的的确是洛克。我之所以会对洛克感兴趣,是因为他研究的是认识论,是经验主义认识论。当时,在我看来,经验主义认识论有很多优势。首先,我对文革中派别之间不顾事实、强词夺理的论辩很反感,而经验主义则比较注重用可以感觉到的事实说话;其次,研究经验主义认识论有助于我们绕开和克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第三,有助于我们推进科学实验、技术革命和经济建设。

   哲学思维总有一定的处境性。我对哲学研究对象的这样一种选择既反映了当时情况下我对哲学的理解,也反映了我对当时中国国情的一种判断和理解。现在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年轻人很难理解我当时的选择。

  

   张:《中华读书报》2009年有篇报道,题目是“段德智:凌寒独自暗香来”,说您把几百页的洛克著作背得“滚瓜烂熟”,有这回事吗?

   段:我认为搞哲学史研究,最根本的功夫还是认真阅读元典。黑格尔曾强调“从原始史料去研究哲学史”。鉴于此,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我不厌其烦地阅读洛克认识论的代表作《人类理解论》,对该著的篇章结构和主要内容,可谓了然在胸。但若说背得“滚瓜烂熟”,显然失之夸张。不过,在我看来,凡报道都难免有这种通病,不可不信,不可全信。

  

   张:您的哲学研究虽然从洛克开始,但您随后推出的专著却是《死亡哲学》《主体生成论》和《宗教学》这些著作,这是为什么?

   段: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差不多关乎我理解哲学的整个心路历程。

   我的哲学研究的确是从研究洛克的认识论开始的。但我在研究时发现认识论总有个认识主体问题,不同的认识主体往往会对同一个认识对象产生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例如,对同一个世界,泰勒斯把它归结为水,而赫拉克利特则将其归结为火。这使我认识到为要深层次地理解和阐述认识论问题就必须研究人的问题。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就相继开设了“现代西方哲学人本主义”和“死亡哲学”等课程。《死亡哲学》和《主体生成论》就是这两门课程的产物。但在后来的研究中,我进一步发现,人不仅是一个认识主体,也不仅是一个道德主体和社会历史主体,而且还是一个信仰主体,这就将我引上了研究宗教学的道路,《宗教学》等著作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出来的。但只有到了这时和这里,我才对哲学有了真正的意识和感觉,才算有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才算有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2001年春,《世界宗教文化》杂志在采访我时,我就谈过我理解哲学的这样一种心路历程。这个访谈后来发表在当年第1期上,题目是《珞珈山上的宗教学殿堂》。在那个访谈中我说的跟我现在说的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其实,做学问、研究哲学的道路也因人而异。有的人慧根深,靠顿悟功夫就能一下子达到终极实存,步入“天人之际”。但我的慧根浅,只有渐悟的本事,只能一步一步地接近终极实存或“天人之际”。不过,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终于能够对邵雍的“学不际天人,不可谓之学”多少有一点感悟,如此,夫复何求,足矣。

  

   张:有朝一日,您是否会回过头来重新研究洛克?

   段:有这种可能。否定之否定呀!我有过这样一种设想,有朝一日,重新回到我哲学研究的起点或原点,重新开展洛克研究。我想到那时,无论是研究广度和还是研究深度都会与20世纪70年代大不相同。这个设想究竟能否实现出来,我不敢打包票。因为这要看上天是否开恩,给我足够的寿命,使我有足够长的时间来研究哲学。

  

   【2. 人生哲学】

   张:现在,我们来谈谈您的学术成果吧!您出版的第一部专著叫《死亡哲学》,是吗?它是在哪一年出版的?

   段:是的。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就叫《死亡哲学》,它是1991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不过,之后又出了三四个版本。先是于1994年在台湾出了个繁体字版;接着于1996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了“修订版”;200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将其更名为《西方死亡哲学》。最近,商务印书馆又再版了此书。这本书在我的学术专著中版本最多。

  

   张:据我所知,这本书出版后颇受欢迎。

   段:应该说,确实是很受欢迎的。我感觉,当时人们就像欢迎新生事物那样,欢迎它的出版。当时,有二三十个杂志发表了书评,这些杂志中有些在学界还很有影响,如《新华文摘》《哲学动态》《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图书评论》《读书》等。甚至一些报纸,如《长江日报》、《湖北日报》和《北京日报》等,也发表了书讯和书评。更加出乎意料的是武汉人民广播电台、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和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竟也播出了书讯。我第一次享受到这份待遇,而且几乎可以断定的是,这基本上也是我最后一次享受这份待遇。

   我的两位前辈的反应也让我铭记终生。一个是我的老师陈修斋先生,当我把书送到他手上时,他竟从病床上坐起来,连喊了三声:“这一炮打响了!”另一个是金克木教授。金教授在武大工作多年,1947年“六一惨案”事件中是“武大五教授”之一。后来到北京大学工作,是“燕园三老”之一。《中国图书评论》刊登了一帧他双手捧着我的这本书的照片。我看到后也颇为感动。后来,我才知道,金老喜欢我的这本书也事出有因。去世前四天,他曾在病床上说:“我是哭着来笑着走。”可见,他很认同我的观点。

   不仅学界和媒体,而且社会各界人士对我这本书也有积极的反应。在青年学生中,不仅一些大学生对拙著持肯定立场,居然还有中学生喜欢这本书。前不久我到一个大学做讲演,遇到一位哲学教授,她说她在读中学时就买了我这本书,并且说是我的这本书将她引上了哲学道路的。当时,她非常高兴地手拿着她20多年前买的这本书邀我与她合影留念。

   可以说,在我著述和翻译的著作中,没有一本像《死亡哲学》这样既受到学界又受到社会大众如此广泛的欢迎。

  

   张:听说,您的这本书获得过一些重要奖项。是吗?

   段:是的。曾先后获得过“第六届中国图书奖”“湖北省首届优秀成果奖”和“教育部首届优秀成果奖”。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92年获得的第六届中国图书奖。当时,我国还没有设国家图书奖,教育部也没有设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和科学技术奖,因此,中国图书奖的规格在当时显得特别高。但在那一届的获奖名单中,我竟发现了我比较熟悉的两个人,一个是北京大学的张世英教授,另一个是华中理工大学的杨叔子院士,而且我们得的还都是二等奖。我在写作《死亡哲学》时还只是一个普通的讲师,能够和这些大人物同在一个榜单,对我来说自然是一种荣耀和一种鼓舞。

  

   张:您在这本书中主要讲了些什么?

   段:我的这本书最基本的就是想告诉人们,我们在死亡面前不仅要有一个“平常心”,而且还要有一个“超常心”。

   首先,我们在死亡面前应当有一个“平常心”。 所谓“平常心”,是说我们应当坦然面对死亡,尽可能地理解死亡的确定性和必然性。白居易有首诗,说“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我们应尽可能地像白居易理解“原上草”那样来理解我们的“生死”。即使不能像庄子那样“鼓盆而歌”,也不必太在意死亡,更不必太惧怕死亡。

   其次,我们在死亡面前还应当有一颗“超常心”。所谓“超常心”,是说我们不仅应当想到死,而且还应当进而由死再想到生,想想如何在有限的人生里创造出超越有限人生的东西,创造出无限的和不朽的价值。我国古人有“死而不朽”的说法,有“立德”“立功”和“立言”“三不朽”的说法,即是谓此。

   超常心高于平常心,是一种更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人生抉择。“平常心”体现的是一种“顺向思维”,一种由生及死的思维;但“超常心”体现的则是一种“逆向思维”,一种由死及生的思维,要求我们向死而生,面对死亡筹划人生和实现人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死亡哲学,名为言死,实为言生”,死亡哲学本质上是一种人生哲学。

   还有,“平常心”着眼的是“个我”,而“超常心”着眼的则是群体,或者说是自我与他我的关系,是个人与家庭、社会、国家、人类的关系。“平常心”着眼的是“事实判断”,是“真”,而“超常心”着眼的则是一种“价值判断”,是“善”。如果说前者关涉的是一种“自然境界”,后者关涉的则是一种“道德境界”;前者强调的是人生的有限性,后者强调的则是人生的无限性。

   从这些意义上,我还可以进一步说,我的死亡哲学不仅在于培育人在死亡面前的“平常心”和“超常心”,而且还旨在将我们的“平常心”提升到“超常心”,使人们由“自然境界”上升到“道德境界”,使人们由一种简单的有限者升华成为一种“准无限者”,或者说成为莱布尼茨所说的“小神”(de petits Dieus)。

   当然,我的死亡哲学的内容并不仅仅限于这些。

  

   张:那么,您的《死亡哲学》还有什么更进一步的内容?

   段:我的《死亡哲学》除注重培育人们的“平常心”和“超常心”外,还有一个野心,那就是培育人们的“爱智心”。毕达哥拉斯说“哲学就是爱智”。因此,所谓“爱智心”,就是一种哲学思维或哲学境界。“爱智心”与“平常心”和“超常心”也密不可分。平常心和超常心涉及的是个人的生死和个体事物的生灭,把这种观点推而广之,臻于万物,并能够进而从万物的生灭中演绎出其不生不灭的本源,这就步入了哲学天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在《斐多篇》里把哲学说成是“死亡的排练(μελετη)”,庄子在《大宗师》里把“入于不死不生”视为“见独(道)”的根本标志和“撄宁”的基本前提。叔本华说“死亡是哲学灵感的守护神”,他强调的也是这个意思。

   由此看来,相对于“平常心”和“超常心”,“爱智心”是一种更高层面的东西。如果说“平常心”关涉的是“自然境界”,“超常心”关涉的是“道德境界”,“爱智心”关涉的则是一种“哲学境界”或“天地境界”。

   当然,有一点要注意:我这里所谓哲学境界意指的是一种人生境界,而不是一种学问或知识系统。有哲学学问或哲学理论系统者未必有哲学境界或天地境界,有哲学境界或天地境界者也未必有系统的哲学学问。毕达哥拉斯将哲学定义为一种“情感”而非一种“学理”,其高明之处正在于此。这就像佛教讲“虔敬心”,基督宗教讲“信望爱”三超德,把“信”放在首位,但具足“虔敬心”的佛教徒未必精通佛学,“信”上帝的基督徒未必精通基督宗教神学。这层简单的道理,即使许多以哲学家自诩的人都未必明白。所以,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

总而言之,我的《死亡哲学》的宗旨就在于引导读者“以平常心笑看自己的死亡,以超常心营造自己的不朽,以爱智心通达天地境界”。除此之外,似乎没有更进一步的内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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