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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悟峰:变局下的欧美关系新动向

更新时间:2020-11-09 08:48:13
作者: 芮悟峰  
尽管会谈期间塔利班发动了多次袭击,但特朗普还是计划在2019年9月与塔利班在戴维营举行会晤并签署协议。不过,最后因塔利班在喀布尔发动袭击,特朗普取消了计划中的会晤。两个多月后,特朗普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就宣布美国欲同塔利班继续举行会晤。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因为是众多阿富汗难民逃难的目的地,在结束阿富汗内战问题上有着重大关切,它们认为特朗普在阿富汗政策上的摇摆不可理喻。

   2019年9月美国众议院开启弹劾特朗普程序,因其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通话时,将军事援助的划拨与要求对方调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的次子亨特·拜登相挂钩。尽管有包括来自民主党外交官的可信证词,但是特朗普对此仍加以否认。在大多数欧盟国家,高层政治人物最多只能在这样的丑闻中“幸存”几周。尤其是德国和法国正致力于以“诺曼底模式”同乌克兰和俄罗斯一起解决乌克兰问题,它们认为特朗普的“通乌门”对它们目前的努力是种阻碍。

   其后,特朗普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话后,未与北约其他盟友协商便命令美国从叙利亚撤军,两天后土耳其出兵叙利亚北部。这意味着特朗普将多年来与美国并肩打击“伊斯兰国”的库尔德武装置于危险之中。特朗普的这一行为也会对欧洲局势产生直接影响:叙利亚局势的任何激化都可能给欧洲,尤其是德国带来新一轮难民潮,因为这些难民主要经由巴尔干通道进入德国。在世界范围内,美国日复一日地在进行各种“撤退”,对于欧洲人而言,美国人的举动总是错误的。美国与土耳其这个北约伙伴进行共谋,但未与北约的其他盟友磋商,正是特朗普总统的这一举动促使法国总统马克龙得出北约“脑死亡”的分析结论。不久后,特朗普又命令美国军队重返叙利亚,来为美国保障那里的石油。在欧洲人看来,特朗普的这种行为无论如何都违背了有关武装冲突的国际法。

   2019年12月底,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俄罗斯与德国之间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实行制裁,“北溪2号”项目已经大体上完成,即使后期建设由于铺设海底管道的公司停工可能会延期、涨价,也不会因制裁而毁于一旦。“北溪2号”在欧洲颇受争议,尤其是波兰和乌克兰因担心损失原先管道的天然气过境费用,而反对这个项目。美国认为这个项目将增加德国对俄罗斯的依赖程度,对此德国总理默克尔并不认同,她表示,对于天然气而言,无论是从俄罗斯直接输送到德国还是绕道乌克兰输送,都没有任何区别。美国反对这一项目,其目的背后很可能隐藏着希望欧洲从美国购买更多液化天然气的意图。因此,有趣的是,在次级制裁方面,特朗普把德国与伊朗同样对待了。

   在中东冲突中,特朗普越来越表现出“亲以色列”的立场:2018年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已经迁往耶路撒冷,特朗普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削减对巴勒斯坦的资金援助,而且,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虽深陷腐败案,但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高调的友谊仍和他更为平衡的欧洲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2020年伊始,特朗普在内塔尼亚胡的配合下,未与巴勒斯坦商议就公布他很久以前就预告的“中东和平计划”,阿拉伯联盟20多个国家立即表态拒绝接受此协议。正如默克尔所说,以色列的生存权是德国国家利益所在,但与此同时,站在国际法的角度上,德国反对以色列的定居点政策,德国承认巴勒斯坦人有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可生存的国家的权利。为此,德国外长马斯在巴以问题上再次支持通过谈判实现两国方案,欧盟新任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Josep Borell)也对特朗普的做法表示批评。然而,最近的一次外交声明中,英国首相鲍里斯却赞扬了特朗普的计划,虽然他说这番话是在英国还是欧盟成员国期间,但他显然也已经着眼于英国脱欧后的时光。

   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对于欧洲而言是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的核心,但特朗普政府持续表现出对这一体系的敌对。2018年12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布鲁塞尔的一次演讲中,一下子质疑了包括联合国、欧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刑事法院、美洲国家组织和非盟在内的国际组织的工作。此外,美国阻挠为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任命新法官,这削弱了这个被欧洲视为国际经济秩序基石的组织。因此,2020年年初,欧盟、中国和其他15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宣布建立临时性规则。欧洲十分担心持续整个2019年的美中贸易冲突,但是,在指责中国拒绝给予外国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强制外国企业进行技术转让、政府资助企业收购外国高科技公司的行为等方面,欧洲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意见一致。但是,欧洲反对将征收保护性关税作为应对手段。与此同时,欧洲也怀疑美国可能因本国国家利益需要随时取消贸易冲突中的相关措施,例如,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

   特朗普似乎会继续特别“关照”德国,他沉醉于减少纽约街道上德系车的数量,在指责北约盟友过低的防务支出方面,德国也是特朗普的主攻目标。这个讨论不是新近才有的,而是数十年来长期存在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任期内的国防部部长卡特就已经重启了这方面的讨论。但是,特朗普走得更远,他将防务支出是否达标与《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的集体防御承诺相挂钩。至于有安全政策方面的理由不支持德国国防开支猛增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特朗普对此并不认同。如果德国国防开支达到2%,这就远高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欧洲国家的防务支出,不能保证德国所有的邻国都希望看到这一幕。至于2019年德国经常项目盈余达到2930亿美元,连续4年位居世界第一,而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达4900亿美元,特朗普更加愤愤不平。虽然默克尔是一位经验丰富、颇受尊敬的女性欧洲领导人,但这对于缓解特朗普的责难也似乎无济于事。毕竟德国的外交政策在美国经常被非政府人士视作片面地由德国对外贸易利益所决定的。为此,美国列举的理由包括德国属于少有的对中国有贸易顺差的欧洲国家,但根据德国的统计数字,事实并非如此。

   此外,特朗普在2019年还想向丹麦购买格陵兰岛,这一外交行为简直是胡闹,在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直接拒绝售岛后,特朗普甚至负气取消早已计划好的对丹麦的国事访问。

   2019年欧洲也密切关注着美国国内政治的发展。欧方一度希望美国选民能够赞同其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外交的不确定性的不理解,但是,这一希望明显渺茫。鉴于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占多数,欧洲各国也不对成功弹劾特朗普抱有希望。相反,许多欧洲人担心,特朗普会利用弹劾程序,把自己装扮成“牺牲者”并从中获取好处;还不如2020年特朗普到期后被选下去。美国民主党潜在总统候选人较为分散,其中许多候选人太年轻,经验不足,甚至有左翼孤立主义倾向,除了拜登和布隆伯格,几乎没有候选人是欧洲七国集团(G7)成员愿意与之共同会谈的,这使欧洲非常担心。有一点是清楚的:之前欧洲仅付出少量国防支出就可以得到美国的军事庇护,从而可以专注于国际贸易发展,时不时地还能从道德角度批判美国的军事政策,但是,如今,无论哪个党派赢得此后的美国总统选举,都不可能回到往昔的时光,这不仅适用于2020年或2024年,而且包括以后的时光。

   三 欧美关系的发展动向

   鉴于特朗普2020年连任美国总统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欧洲日益紧迫地面临以下问题:2019年特朗普挺过了弹劾,后期原则上不用担心再有第二次弹劾,他实际上已经“毫无畏惧”,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对欧洲和中国会采取怎样的政策?美中贸易冲突是否会延续,甚至愈演愈烈?特朗普是否会谋求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脱钩(decoupling),从而结束全球化,与中国分而治之?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新格局,欧洲应如何定位?美中之间的新冷战局面是否会开启?特朗普是否会为赢得2020年年底的总统大选——他必须向选民展示经济上的成就——而与中国达成全面和解?在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达成后,特朗普是否会将注意力重新移转到美欧不平衡的贸易上?美国是否仍会采取对德国而言的“高危事故”的举措,即对欧洲汽车征收高额关税?如果特朗普未来某天宣布退出北约,欧洲将何去何从?

   尽管心存忧虑,但欧洲仍迟迟未能制定出相应的战略来应对这些挑战。特朗普在竞选中就提出了要将美国从各种国际冲突中解放出来的目标,但是,与这个孤立主义议程相对的是,事实上特朗普在其迄今的任期内在军事部分采取了鲁莽的行为并大幅增加了国防支出,这更增强了欧洲的不安。

   虽然欧美之间出现了各种疏远,但是,欧洲领导人在众多表态中都表示,欧洲与美国有着共同的价值观:个人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跨大西洋关系永远存在;北约仍保护着数十亿人的安全;集体防御承诺牢不可破;等等。此外,欧洲国家决定履行相应的义务,尤其是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欧洲这一态度的结果也包括在2019年12月伦敦举行的北约峰会后的声明中首次将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及其外交政策视作北约的“机遇和挑战”。国际范围内的评论家们没有充分注意的是,声明中对中国的表述完全不同于对俄罗斯的表述,声明中提到俄罗斯的“侵略行为”,认为俄罗斯是北约的“威胁”。

   默克尔总理一再强调了她的立场,即欧洲还不能独立维护自身安全,需要依靠跨大西洋联盟来保卫自己。虽然近年来美国对欧洲的重视程度在下降——其实,无论哪位总统在任均如此,但是,当涉及价值观和利益的基本问题,以及社会制度的成功及其相似性等方面时,跨大西洋关系仍然至关重要。德国外交领域的领导层继续将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视作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支柱”。尽管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但是,跨大西洋关系仍然是一个“常量”。尤其是德国国防部部长兼基民盟主席安妮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认为,德国在中美之间不偏不倚是绝不可能的。正如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沃尔夫冈·伊申格尔承认的那样,虽然当前北约内部面临着自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但是欧洲和美国依旧“打断骨头连着筋”。目前德国政府对欧美关系也无计可施:德国政府跨大西洋事务协调员、联邦议院基民盟议员彼得·拜尔(Peter Beyer)虽然要求德国和欧洲实行“新美国政策”,但并未能具体说明这一“新”政策应该是怎样的。他表示,在重新定义全球秩序的这个时期,中国更加自信,俄罗斯重塑与欧洲的关系,而美国是德国在欧洲以外最重要的价值与安全伙伴。但是,他提出的建议仅仅是:欧美要像“马达的齿轮一样完美地耦合”,欧洲要有“领导力和决断力”。

   与德国相比,法国总统马克龙态度更加强硬,他批评道,五年前还无法想象美国会这么快背对欧洲。虽然欧洲仍然需要美国,但是,欧洲第一次遇到一个不支持欧洲一体化工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北约视为一个商业组织,如果真是那样,法国就不会加入。马克龙秉承戴高乐主义的传统,并认为,如果欧洲和俄罗斯能商讨出权宜之计,那么,未来,没有美国的帮助,欧洲也可以保护自己的安全。

   但是,欧洲内部对俄罗斯看法也不一。默克尔指责普京2014年违反战后欧洲达成的共识,即不能通过武力改变边境。相比之下,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多数社民党成员和那些立场与前外长根舍接近的人则对俄罗斯表示理解,在他们看来,俄罗斯觉得北约不恰当的扩张政策威胁到了自身,另一边东方的中国越来越强大,所以普京其实乐于再次向西欧“靠近”,以解决经济问题;俄罗斯承担不了作为世界大国的角色,其经济体量过小。

德国和法国正努力达成尽可能一致的立场。德国外长和法国外长表示,多边国际秩序陷入深刻的危机,“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是安全与繁荣的保证”这一理念不再理所当然,国际合作框架下的约束力、对共同解决办法的寻求以及国际机构均丧失影响力。与此同时,国际秩序面临压力:一些国家为了贯彻自己的强权,不再承认基于规则的秩序,它们认为可以通过国家层面的手段解决全球性问题,从而导致国际秩序四分五裂,欧洲必须通过加强多边合作致力于基于规则的秩序来加以应对;必须保护国际准则、国际协议和国际机构,包括国际法、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开放的世界贸易。《伊核协议》《巴黎气候协定》和各种军控条约等外交上取得的成果必须加以维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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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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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美国研究报告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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