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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萍:马克思自由观的四重维度——基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解读

更新时间:2020-11-06 08:46:53
作者: 童萍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不同于简单商品生产的另一种商品生产形态。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关系的普遍化发展到极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切劳动产品可以成为商品,甚至劳动力自身也变成了商品,变成了完全自由的劳动者。“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25)也就是说,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实现了彻底的分离。自由劳动者的出现,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得以实现的前提:“一旦劳动力由工人自己作为商品自由出卖,这种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从这时起,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26)所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既有着和简单商品生产一致的共性,又有着自身独特的本质规定性。

   首先,在资本和劳动的交换过程中,双方看起来是完全自由的。因为“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27)工人和资本家缔结的契约,像白纸黑字一样表明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因此,马克思说:“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28)但是,“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29)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人的劳动过程不是像简单商品生产是为了生产使用价值,而是为了不断实现价值增殖。也就说,在生产中,作为“自由的当事人”的工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不得不为资本家创造价值实现抽象财富增长的“活劳动”。而且,工人“‘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30)因此,流通领域的自由和平等只是“骗人的表面现象”,“在这一过程的背后,在深处,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个人之间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31)

   其次,从表面来看,资本家只有用货币才能换取工人的劳动,而工人看起来也有任意选择雇主的权利,他可以选择为这个资本家也可以选择为那个资本家服务。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市场上,他作为‘劳动力’这种商品的占有者与其他商品的占有者相对立,即作为商品占有者与商品占有者相对立。他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所缔结的契约,可以说像白纸黑字一样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32)但是,这种自由“是如下事实的‘自然结果’,即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但是没有劳动力,而工人则是拥有劳动力但没有生产资料”。(33)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决定了无论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角度,还是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的角度都是一个异己的外在的关系。

   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关系来看,“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从而使得整个生产过程“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34)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尽管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过程中发挥了推动自由的历史作用,但是在生产过程中,资本是最专制的,丝毫没有任何自由而言。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而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在生产过程中只是作为资本的承担者执行职能——会在与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过程中,从直接生产者即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剩余劳动,这种剩余劳动是资本未付等价物而得到的,并且按他的本质来说,总是强制劳动,尽管它看起来非常像是自由协商议定的结果。”(35)

   从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的关系来看,“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并行不悖。一方面,生产劳动者生产得越多就越贫困,整个财富世界日益与劳动者相对立。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自由工人的概念里已经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他是赤贫,潜在的赤贫。按照他的经济条件来说,他不过是活的劳动能力而已……他作为工人能够生活,仅仅是由于他拿自己的劳动能力去换取构成劳动基金的那部分资本。这种交换本身是同那些对工人来说偶然的、对他的有机存在漠不相干的条件连接在一起的。”(36)另一方面,非生产劳动者不劳动却拥有一切,劳动和与劳动相对立的客观财富世界的鸿沟越来越扩大。“劳动本身越是客体化,作为他人的世界,——作为他人的财产——而同劳动相对立的客观的价值世界就越是增大”。(37)

   可见,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表面上的劳资自由交换实现着实质上的奴役性异化劳动,表象上的个体自由掩盖着实质上的强制劳动的无孔不入。只不过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资本的强制经常被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自愿契约关系所粉饰。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们恰恰用表面上的自由平等来为资产阶级制度辩护,因此,资产阶级口中的自由、平等和人权只不过是一些“冠冕堂皇的条目”,其实质就是资本对劳动的占有、控制和奴役。就像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所深刻揭露的那样:“它给他们生活资料,但是取回‘等价物’,即他们的劳动。它甚至使他们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似乎他们是作为一个自主的人自由地、不受任何强制地和资产阶级签订合同的。好一个自由!无产者除了接受资产阶级向他们提出的条件或者饿死、冻死、赤身裸体地到森林中的野兽那里去找一个藏身之所,就再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38)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所具有的独特的本质规定性,决定了基于私有财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自由和平等已经从简单商品经济下的自由和平等走向了反面,即“表示交换价值相交换的简单规定中的平等和自由”与“资本的规定性”上的平等与自由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在前者,“对他人劳动的所有权是以自己劳动的等价物为中介而取得的。所有权的这种形式——正像自由和平等一样——就是建立在这种简单关系上的”。而在后者,“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并且最终表明,对自己劳动产品的私人所有权也就是劳动和所有权的分离;而这样一来,劳动=创造他人的所有权,所有权将支配他人的劳动”。(39)

   三、精神生产与自由

   与物质生产主要生产物质产品以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不同,精神生产主要生产观点、理论等精神产品,以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精神生产的自由是马克思自由观的最初论域。恰恰是从对自由的精神生产的关注,马克思开始进入对自由问题的思考。这与马克思长期浸淫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密切相关,特别与康德和黑格尔的自由观密切相关。在康德那里,自由是奠基于先验主体意志基础上的道德的先验原理,是一种超验的对象和人的生命本体的承诺。这就难免使自由沦为纯形式化的概念。正是康德自由概念的抽象性促使黑格尔去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以便把握作为伦理之现实性环节的现代市民社会。但是,在黑格尔那里自由又变成了绝对精神的自由。绝对精神通过外化为自然、社会并最终复归为自身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真正的自由得以实现。“自由正是在他物中即是在自己本身中、自己依赖自己、自己是自己的创造者。”(40)

   马克思尽管在早期的思想发展中深受黑格尔的影响而弘扬自由精神,如莱茵报时期在为新闻出版自由辩护时,马克思就说道:“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向来是存在的。问题在于新闻出版自由是个别人物的特权呢,还是人类精神的特权。”(41)“自由是做任何不损害他人权利的事情的权利。”(42)但在唯物史观创立的标志性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用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产实践取代了自由精神,从而把个体自我精神和自我意识的自由奠基于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之上,找到了自由精神的物质基础。“如果这个人的生活条件使他只能牺牲一切特性,而单方面地发展某一种特性,如果生活条件只提供给他发展这一特性的材料和时间,那末这个人就不能超出单方面的、畸形的发展。”(43)这就把自由精神的研究视阈从宗教的天国拉回到世俗的世界,从“天上的云雾”拉回到了“尘世粗糙的物质生产”,奠定了自由研究的新唯物主义基础。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通过把自由问题与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联系起来,进一步深入阐释了自由的精神生产是如何奠基于物质生产基础之上。

   首先,马克思根据人是否进行物质生产劳动把人的时间分为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所谓劳动时间指的是人直接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时间。劳动时间内,人受生存必然性制约,只能从事劳动以满足人类生活的需要。在这里,劳动的目的并不在于发挥和发展人类的能力,而是由外在目的所决定和支配的。所谓自由时间指的是“不被生活资料的直接生产所占去的、可供支配的时间”。(44)自由时间内,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活动。在这里,人类能力的发挥和发展成为唯一的目的,满足人的精神生活需要成为主要目的。“所有自由时间都是供自由发展的时间。”(45)“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作为必要的基础。”(46)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自由时间又包括“闲暇时间”和“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47)闲暇时间是用于娱乐和休闲的时间,只有有了充足的闲暇时间才有可能使个人的才能得到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闲,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了用武之地。”(48)“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指的是进行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的时间,因为“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49)而且“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50)正因为自由时间主要以发展人的才能和满足人的精神生活需要为目的,马克思才说“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51)

   其次,马克思把精神生产的自由问题转换为时间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才能相应地节约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时间,从而为自由王国的繁荣提供条件。马克思说道:“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52)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时间本身只是作为主体存在着,只是以活动的形式存在着”(53)“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54)因此,在劳动时间确定的情况下,劳动时间的缩短和自由时间的延长,意味着为自由的实现创造条件和提供可能,这被马克思称为“时间节约规律”。马克思说:“如果共同生产已成为前提,时间的规定当然仍有重要意义。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约。正像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一样,社会必须合乎目的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复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55)对此,科西克指出:“马克思把自由问题与创造自由时间(free time)联系起来是完全顺理成章的。创造自由时间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缩短劳动时间。在这个意义上,他可以把必然与自由的问题转换成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关系问题。”(56)

再次,就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由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大大节省了劳动时间,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更多的自由时间。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强制性和剥削性,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是对立和对抗的。它一方面为整个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自由时间,另一方面把工人的自由时间变为剩余劳动时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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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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