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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六益:民法典编纂的政法叙事

更新时间:2020-10-31 09:18:37
作者: 邵六益  
中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将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活动基本上都纳入了公共权力或行政权力的范围,使得编纂民法典缺乏条件。民法学界的判断是准确且深刻的。不过,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宪法秩序都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因而我们可以追问,如果说我国并没有一部叫作“民法(典)”的法律的话,那么,是什么界定了我们的社会经济基石,事实上承担了民法的功能呢?

   (一)确立私法秩序的事实“民法”

   从比较法理论的角度来说,如果必需的法律制度在某个法律体系中没有出现的话,那么一定是由某种其他的法律制度来承担此种功能,这一“替代规律”要求我们在对比各国法律制度时注意到,尽管不同的法律制度从表面上来看可能是不同的,但背后却可能蕴含着某种共同法。回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如果没有民法(典)的话,那么一定有其他的规范承担了事实上的民法功能。正如强世功教授所发现的那样,中国法治的一个重要特色便是利用路线、方针、政策等来弥补法律的不足,在打通规范与事实的过程中,将社会主义的治理经验纳入到法治框架之中。新中国成立之初虽然没有制定民法、也没有制定宪法,但是在土地、婚姻等问题上很快出台了法律——土地问题关乎经济生产、婚姻问题关乎社会关系的重构。《婚姻法》(1950年)、《土地改革法》(1950年)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颁布的法律之一,很快稳定了政局,打牢了新政权的社会-经济基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1947年的《土地法大纲》改变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开始剥夺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耕者有其田”政策获得了被解放农民的认可和支持,成为巩固政权的关键举措,维护自家分得的土地成为吸引被解放农民参加革命的重要动力。在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制定私权保障的民法典,但是1950年6月30日公布施行的《土地改革法》事实上维护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最重要的私人财产。土地之于农民而言生死攸关,这一点毋庸置疑,通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改”运动,革命理念与农民意识之间的互动不仅重建了乡土社会,也向基层延伸了国家政权的触角,借助新的组织网络夯实了新政权的社会基础。这些政策涉及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根据国民的政治身份来分配土地——借助与政治密切相关的经济利益分配方式,巩固了以工农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权,这其中贯彻着社会主义的差别化原则。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民法通过身份划分来界定社会关系,进而通过身份改造来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土地改革法》确认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第1条),但是“家居乡村业经人民政府确定的汉奸、卖国贼、战争罪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及坚决破坏土地改革的犯罪分子,不得分给土地。其家属未参加犯罪行为,无其他职业维持生活,有劳动力并愿意从事农业生产者,应分给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13条第八款)也就是说,国民的政治身份与他们的经济状况紧密相关,反过来国家又根据政治身份来重新分配土地:在分配土地时候对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的政策是不同的。不仅如此,国家还通过土地的配置来鼓励和宣扬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如对军人家属的特殊照顾(第5条、第13条第三款)。当然,《土地改革法》的篇幅并不长,更重要的是在农村所实行的各种更为具体、细致的土地改革政策。在“三大改造”完成之前,党和政府出台了多份关于土地的政策文件,其中最重要、最细致的是政务院关于农民阶级身份划分的规定,如政务院分别于1950年8月20日和1951年3月7日公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和《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补充规定(草案)》。1950-1952年的土地改革在划分阶级成分方面有很多创新,得益于细致、具体的划分标准,精确限定了改革的方向,润滑了土地改革的进程,减少了社会震动,更好地整合了农村的各种社会力量。

   在计划经济时代经济领域的争议减少了,但是,民法中所要规范的人身关系却不会减少,这主要借助婚姻家庭法来实现。1950年《婚姻法》带有比较明显的政治性,如《婚姻法》第一句话就表明了鲜明的政治改造意味,“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这句话指向明确,用以解决结婚时的父母包办、夫妻关系的男女不平等和亲子关系中的父权主义。尽管在婚姻法条文中没有直接表明对资本主义婚姻家庭关系的改造,但是在《婚姻法》第三章“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中非常典型地体现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如第9条规定“夫妻双方均有选择职业、参加工作和参加社会活动的自由”,赋予了社会主义新型婚姻关系以物质基础。正如恩格斯所敏锐发现的那样,尽管男女之间的爱情取代了财产的联合成为无产阶级婚姻的基础,但是女性地位的真正保证乃是经济上的,“自从大工业迫使妇女从家庭进入劳动市场和工厂,而且往往把她们变为家庭的供养者以后,在无产者家庭中,除了自专偶制以来就蔓延开来的对妻子的野蛮粗暴也许还遗留一些以外,男子统治的最后残余也已失去了任何基础”。因此,尽管1950年《婚姻法》规定了男女平等理念,但是最重要规定是将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使其自由地投身到生产、工作之中,从而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基础,赋予了女性同等的经济权利,将广大女性真正带入了国家政权的视角之中。在革命时期,也正是因为妇女投身到解放区的农业生产之中,才奠定了女性权利的社会经济基础,“妇女能顶半边天”才可能出现,成为革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1950年的《婚姻法》“不仅是中国传统婚姻家庭制度的深刻革命,同时也是一场涉及个人生活、社会秩序乃至国家制度安排的重大社会改革”。

   在当时的婚姻法司法实践中,政治性体现得更为明显,如在一起离婚案件中,法官将离婚的人的问题归结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出于资产阶级思想的离婚纠纷,实质上就是婚姻与家庭方面社会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具体反映。因此,人民法院处理这类纠纷时,不应该单纯从当事人本身的家庭幸福来着想,应该充分考虑到判决以后对于抵制资产阶级思想、提倡共产主义道德风尚、巩固社会主义家庭、保护妇女及子女合法利益等方面所起的应有作用。”这一判决逻辑在当时并不少见,婚姻法的司法实践关注的不仅是对当事人的身份关系的调整,更是要在两种思想争斗中确立社会主义理想,一切要放在社会主义新人的再造这样长远目标和大局下来分析。

   总之,新中国深受苏联法治思维的影响,革命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间的国家主题,也是法学的重要底色。在革命话语框架下,敌我之分没有常势,需要不断调整革命路线重组政治联盟,联合一部分人去打击另一部分人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如《共同纲领》第8条规定所有“国民”都要尽到“保卫祖国、遵守法律、遵守劳动纪律、爱护公共财产、应征公役兵役和缴纳赋税的义务”,但是只有“人民”享有政治和社会权利(《共同纲领》第4条、第5条),而“反革命分子”的政治权利应该被剥夺,“一般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在必要时候可以剥夺(《共同纲领》第7条)。在土地法和婚姻法的理论与实践中,我们也打破了形式平等这一私法理论的基本假设,社会主义法治所贯彻的差别化原则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试图通过人为的方式进行区分以更好地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这与民法典的基本原则迥异,也决定了新中国在短期内难以采纳贯彻个人本位、形式平等的民法典。

   (二)民法典编纂中的价值冲突

   民法学家们都意识到计划经济与民法典天生的“八字不合”,为什么计划经济就不需要民法典?这就需要我们关注民法典本身的基本逻辑。民法典是尊重私有产权、鼓励交易的私域基本法,民法及其支持的经济增长建立在这些基本原则之上,而这在计划经济时代是不需要的:一则因为私人财产受到公有制的限制,二则因为交易过程是在国家指令下进行的。最为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治理并非按照个人主义进行,经济主体由于身份不同而待遇不同,因此前三次民法典的制定工作都难以成功。即便在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差别化处理依旧存在,进而与民法典的形式平等原则难以兼容。20世纪80年代,为了给经济活动提供法律保障,国家根据主体的不同制定了三部平行的合同法:1981年的《经济合同法》、1985年的《涉外经济合同法》和1987年的《技术合同法》,三部法律所针对的主体是有区别的。《经济合同法》将适用范围限定在“法人、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之间(第2条),《涉外经济合同法》的适用范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同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第2条),《技术合同法》虽然提到公民个人,但是其范围仅限于技术类合同(第2条)。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社会主义政法体制贯穿着差别化原则,但是并未将这种区别化固定下来,而是希望借助社会主义改造,将不同的阶级身份的人转变为同质性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中国共产党对阶级身份的看法从来不是固定僵化的,而是向前看的、发展的观点,如消灭民族资产阶级,恰恰是要将他们培养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实现阶级身份的转化。社会主义的区别化待遇其实并不以敌我划分为最终目标,而是希望借助阶级身份转化的方式,将敌人也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以便将他们都纳入社会主义劳动生产之中。如在农村改革中,对农民的改造以土地分配与农业劳动为关键,改革的目的不是在肉体上消灭地主等剥削阶级,而是将他们转变为劳动者,以实现《土地改革法》的宗旨:“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第1条)正是因为在婚姻法、土地法等法律规范以及国家政策的区分化原则之下,社会主义的同质化建设完成后,阶级斗争逻辑开始隐退,才可以采取以平等为核心的法治化治理原则,继而在改革开放后的法治发展中,逐渐培养形式平等的基本条件,从而也使得指向个人主义、形式平等的民法典基本具备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民法典为代表的“私法帝国主义”开始强势进入我们的法学理论之中。

   正如前文所说,学习苏联是新中国成立后“法律革命”的关键举措,奠定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政法体制,2006年巩献田教授对《物权法(草案)》的质疑,在某种意义上便代表了这一理论对私法至上的回应。巩献田教授的发声遭到了民法学界集体反抗,有些回应还带有一些感情色彩,如易继明教授认为巩献田采取了“危言耸听”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对改革中一些乱象的关切,以将财产集中在“国家”这一神圣但虚幻的概念上的方式,维护已经过时的计划体制的财产权理论和陈旧的政法理论。如果说10多年前,民法推崇私人财产遭遇挑战的话,在此次民法典编纂中,个人主义的法理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摒除苏联的影响似乎已经成为民法学界的共识。“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方面或许有惊人的成就,但在消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关系方面却不断妥协”,随着近些年来知识界的整体转向,法学界已经将“去苏俄化”作为不证自明的基本主张。在此次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民法学界甚至希望借助民法基本原则的确立,以推进更多目标的实现,如有学者认为“机关立法有一个天然的隐蔽的左倾思维在起作用”,因此,民法典最好悄悄进入宪法秩序中,神不知鬼不觉地承担起限制公权的功能。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政法体制与民法典个人本位的关系?当前世界各国进入“解法典化”的时代,民法典的根本价值立场是什么?

   四、国家治理转型中的民法典

民法典不能理解为对法治的拜物教式的崇拜,编纂民法典不仅仅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框架下的重要环节。“这场国家治理领域‘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对于整个法律体系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公法还是私法,无论是国内法还是国际法。作为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一个重要内容,‘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庄严宣告了‘编纂民法典’的目标,为我国的民事立法工作指明了方向。”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在公法上理顺党法关系,如党的十九大之后重点推进的党政机构改革,借助党政合署等方式,使得党的执政经验和实践不再是一种潜规则式的存在,而成为真正的实在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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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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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地方立法研究》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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