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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中国的国家成长“早熟论”辨析

——以关系叠加为视角

更新时间:2020-10-23 11:28:16
作者: 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任何政治现象的发生都有其内在依据和条件,文明和国家是因为内在的条件而内生演化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强烈反对用一个标准去剪裁不同文明和国家进程的倾向。他在谈到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方法时特别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都是一样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19)

   历史存在的现象需要从历史本身的角度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中国的国家治理进程时特别指出:“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20)

   如果从内生演化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在两千多年前产生的包括行政官僚体系在内的一系列国家要素并不是“早熟”,而是中国文明和国家进程自然产生的正常的结果。换言之,是中国文明和国家内在的条件决定了中国比较早地产生行政官僚体系这些西方国家直到19世纪才出现的现代国家要素。

   在世界文明和国家进程中,中国很早就是一个规模较大的政治统一体,支撑这一政治统一体的制度性力量包括中央集权、行政官僚、郡县户籍等一系列制度因素。这一中央集权的政治统一体源于中国的文明和国家赖于存在的历史条件,最主要的是大规模的农业社会。

   在恩格斯看来,“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21)中国正是因为农业发达而在古代领先于世界文明。但愈是发达的文明所要求的条件愈高,其中包括政治条件。大规模农业社会决定着中央集权体系的产生,并要求与之相适应。

   第一,早期中国起源于治水,治水一直是国家的功能,也是存在的依据。这是大规模农业社会的要求。马克思指出:“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22)“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兰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企业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23)大型治水难以实现当事人的自愿联合,只能由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组织。

   第二,农业生产适用于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生产。但分散的小农经济无法实现自愿联合,在政治上进行自我表达,从而需要有一个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力量代表他们。如马克思所说的,“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24)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具有内在的独立和分裂的倾向,需要有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进行社会整合。换言之,“大一统”的整合是因为“小而分”的存在。

   第三,大规模的国家是在多个族群互动中联为一体的。这种互动愈是早期,愈是通过冲突和战争的方式展开。依靠社会自我的力量无法将冲突控制在秩序以内,只能依靠具有统一性的国家力量加以调节和控制,从而不至于使利益相互冲突的人们在冲突中自我毁灭。

   正是基于此,“大一统”长期以来成为中国的国家演进法则和国家治理所追求的目标,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中央集权官僚体系等国家要素。顾准先生对古希腊文明和国家是持高度肯定态度并在价值上排斥专制制度的学者。但他通过比较研究,表示:“春秋战国时代,正当我国历史转变的关头,但是从殷商到西周、东周长期‘神授王权’的传统,已经决定了唯有绝对专制主义才能完成中国的统一,才能继承发扬并传布中国文明”。(25)

  

   三、关系叠加造就国家成长的重叠性

   如果从内生演化的角度,我们可以得出中国文明和国家进程是一个由于其内在条件而造成的自然成长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正常的而不是“早熟”的。但是,“早熟论”背后所蕴含的问题是:为什么很早就产生了西方国家一直到19世纪才有的国家要素,近代却又落后于西方国家?这的确是一个非常让人迷惑的问题。其原因在于人们只是看到了事物的现象,而未能深刻理解事物现象背后的复杂原因。

   马克思以深邃的眼光,透过复杂的现象发现事物内在的根据。他认为:“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26)国家是由人组成的。人是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联结起来的。国家进程受社会关系支配。不同的社会关系制约着不同的文明和国家成长进程。

   马克思说:“血缘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27)“‘人’的一切关系都是被概括在‘家族’关系中的,把这种社会状态作为历史上的一个起点,从这一个起点开始,我们似乎是在不断地向着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状态移动”。(28)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原始社会是人类的共同出发点。但当人类告别原始社会步入文明社会时,便因为不同的条件而形成不同的路径。在西方,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各社会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代之而起的是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29)“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血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面建立了国家”。(30)而在中国,由于农业生产等历史条件,在产生了以地域和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国家政权之后,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不仅没有被炸毁,反而以新的形式保留和延续下来,由此使得中国的国家成长具有与西方不同的路径。

   侯外庐对西方与中国文明和国家进程的特点作过比较。在他看来:“‘古典的古代’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亚细亚的古代’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叫做‘社稷’。因此,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这是革命的路线;后者却是新陈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这是维新的路线。前者是人惟求新,器亦求新;后者却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旧人就是被氏族血缘纽带所束缚着的人。”(31)这就是说,“希腊、罗马的国家完全冲破了家族血缘关系的束缚,家族与国家之间不存在结合的关系;而中国的国家仍处在家族血缘关系的束缚之中,家族与国家处于相结合的状态。”(32)

   应该看到,血缘关系提供一种稳定性、持续性和次序性,使得中国文明和国家在同一空间里内生演化,并与新生的关系形成叠加。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评价的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argarn),对比因人类社会的血缘关系组织形态的延续时,专门针对中国说,“当野蛮阶段早已过去之后,它们竟一直维持到现代,这却是值得惊异的事,同时,这也是他们这个民族十分固定的又一证据。”(33)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正视,由古老的血缘关系构成的文明社会对于国家成长的影响和制约,使新的国家要素为古老的社会关系所渗透和包裹,表现出“旧的拖住了新的”的倾向。新的社会关系与旧的社会关系相互叠加,使得国家成长具有复合性和反复性的特点。

   韦伯指出中国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就出现了西方19世纪才出现的行政官僚制,但他同时也认为这种官僚制不同于现代理性官僚制,而将其命名为“家产制国家结构”。(34)“家产制”便来自于远古的血缘关系及其组织形态。这是因为,韦伯发现了中国文明与国家进程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性,即“氏族团体在中国从未崩解,不像在西方,氏族团体早因城市的发展和基督教的缘故而瓦解了。”(35)这种血缘关系的氏族团体势必影响着官僚制,使得很早就已出现的行政官僚制表现为非人格化与人格化同时并存的特性。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决定实行郡县官僚制,但自汉到隋唐,宗法封建制仍然延续了相当时间,实际上是半封建半官僚制;即便是官僚制,也受到人身关系的深刻影响,如九品中正制将血缘门第出身置于官员录取提职的首要条件,科举制及官员任职也受到门生故旧关系的渗透;官员任职不仅是获得报酬的职业,更是家族的期待和光宗耀祖的事业。官员要通过谋取各种好处报恩于家族,使得官员腐败难以遏制;受各种人情关系的影响,官员很难秉公执法,大量存在法外开恩……诸如此类“旧的拖住了新的”的现象充分反映了中国国家成长的复杂性和曲折性。而其背后的支配因素则是血缘关系与地域关系的叠加。这种叠加关系不能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而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条件所限。这才是一种以历史的眼光看待政治现象的历史政治学的认识。

  

   四、顽强而长久的斗争推动国家成长

   关系决定着国家。但关系中的人是能动的。人们通过其能动性行为推动着关系模式的重构,也促进着国家成长和国家治理的改进。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确定了国家与氏族组织不同的两个标准,分析了由氏族社会向国家组织转变的雅典、罗马和德意志三条不同的道路。他指出:“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是一切国家共同的。因此,我们才觉得这种办法很自然;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当它在雅典和罗马能够代替按血族来组织的旧办法以前,曾经需要进行多么顽强而长久的斗争。”(36)其中,“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为它的形成过程非常纯粹,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涉……另一方面,因为它使一个具有很高发展形态的国家,民主共和国,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最后,因为我们是充分知道这个国家形成的一切重要详情的。”(37)马克思将希腊称之为正常的儿童与此相关。但希腊文明和国家已经属于次生文明和国家,因而非常纯粹,且具有很高发展形态。只是在达到这一高度之前,经历了顽强而长久的斗争。而德意志由于“社会的经济基础依然如故,所以,氏族制度能够以改变了的、地区的形式,即以马尔克制度的形式,继续存在几个世纪,甚至在以后的贵族血族和城市望族的血族中,甚至在农民的血族中,例如在迪特马申,还以削弱了的形式复兴了一个时期。”(38)

   与以上国家的形成相比,中国的国家成长更是要经历“顽强而长久的斗争。”首先,中国是在原生文明基础上成长的国家。原生的血缘关系及其组织形态由于农业文明而一直延续下来,比德意志要漫长得多,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模式。其次,中国是一个在农业剩余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形成的大规模国家,要维持一个大规模的政治统一体格外艰难。尽管雅典人形成“具有很高发展形态的国家”,但由于条件及制度内在缺陷所限,很快崩解。“自治自给的城邦制度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的个人主义和城邦本位主义,使它在强大的外敌侵犯面前显得是一盘散沙,使它宁愿各别屈从大帝国成为它的藩属,无法团结起来外御强敌,并在对外战争中谋求民族统一。”(39)世界上原生的大规模国家几乎都难以维持而解体。而中国作为一个大规模的政治统一体却一直延续下来。

   可以说,从文明和国家诞生开始,中国人为保持大规模的政治统一体,就一直在寻找最适合的国家治理方式,进行顽强而持久的斗争,并付出了巨大的历史代价。早在周朝,为了维持一个具有“九州”范围的国家整体不致于分崩离析,治理者以“天下一家”的理念,通过层级分封,达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整体性联结。“封建制把许许多多独立分散的氏族、部族组织用血缘宗法关系联系起来,‘以藩屏周’,地方诸侯都要宗周,周天子的政令下达到诸侯,造成初步的政治大一统的局面,为华夏文化的孕育发展与政治上的统一创造了条件。”(40)这就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的国家形态实现了第一次大的飞跃。

只是通过血缘关系将一个有着不同利益、不同族群的政治统一体维持下来太困难了。“血浓于水”,水冲淡血。随着历史发展,原来的亲戚不再亲,利益关系日益占主导地位,利益之间的冲突最终演化为春秋战国数百年的兼并争霸战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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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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