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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文:“本心之明”的遮蔽与唤醒——夷子在“亲亲”等问题上“逃墨归儒”的伦理学解读

更新时间:2020-10-21 23:49:25
作者: 杨海文  
孟子同样看重亲亲的特殊性,将它当作性善得以推扩并充实为普遍性存在的突破口。孟子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尽心上》)两三岁的小孩都知道亲爱自己的父母,等到长大了,都知道敬重自己的兄长。“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同上)亲爱父母是仁,敬重兄长是义。做人没有别的,就是把仁义推行于天下。孟子又说:“仁之实,事亲是也”(《离娄上》)“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同上)侍奉父母不仅是仁德的实质,而且是做事的根本。孟子还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必先亲爱亲人,然后仁爱百姓;必先仁爱百姓,然后爱惜万物。这是“知所先后”的鲜明体现,亲亲是性善得以推扩并充实为普遍性存在的突破口。

   爱父母不是空洞的口号,必须形诸实事,落实到具体的事情上面。国家有哪些事情?《左传·成公十三年》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主要有两件大事:一件是打仗,一件是祭祀。孟子也说:“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梁惠王上》)父母在,要好好侍奉;父母过世了,要好好办理丧葬。养生送死没有缺憾,就是王道的开端。孟子又说:“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离娄下》)养生还不是大事,只有送死是大事。在孟子看来,“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公孙丑下》),无论职位高低、财产多寡,你在父母的丧葬上面都不能小气。厚葬不是铺张浪费、不自量力,而是要量力而行,符合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孟子把爱父母归结到丧葬,即是以亲亲为体、以厚葬为用,这与《滕文公上》第5章构成了呼应。

   亲亲的完整含义是爱自己的父母,但父亲、母亲似乎不具有完全同等的地位。《孝经·圣治章》说:“孝莫大于严父。”最大的孝道莫过于敬重父亲。《孝经·士章》强调:“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士人的孝道包括爱、敬。依据侍奉父亲的态度以侍奉母亲,爱是一样的;依据侍奉父亲的态度以侍奉君主,敬是一样的。对于母亲,偏重在爱;对于君主,偏重在敬;对于父亲,爱、敬并重。孟子也将“父子有亲”列为五伦之首(见《滕文公上》),判定“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滕文公下》)。凸显父亲这一角色的独特性,同样是在表达并证成亲亲的特殊性。

   三、“本心之明”的两轮照耀

   你爱自己的父母与爱邻居的父母是同等程度、同类方式吗?假如有人硬着头皮承认,我们可以再问:你能将这种亲亲之爱推广到所有人的父母吗?答案显然是推广不了。换句话说,爱自己的父母永远是最真切、最本质的,你爱自己的父母必定胜过你爱其他任何人的父母。所以,对于夷子将“爱无差等”解释为“我爱我的父母,我也会以同等程度、同类方式爱他人的父母”,孟子深知仁爱与兼爱这一矛盾要通过厚葬与薄葬之辨予以解决。

   仁爱与兼爱的矛盾如何体现?孟子说:“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滕文公上》)这段话很难理解,直译是:况且上天生养万物,让它们只有一个根源,但夷子是因为有两个根源的缘故。通俗地说,任何人只有“一个”父母,这是“一本”;而夷子认为人有“两个”父母,这是“二本”。从古往今来的人类繁衍看,人只有“一个”父母,这是常情常理;而夷子认为人有“两个”父母,这不是常情常理。至少有史以来,在生物学意义上,没有人有过“两个”父母,任何人都只有“一个”父母。对于孟子的这段话,朱熹的注释第一次提到“本心之明”。

   朱熹写道:“且人物之生,必各本于父母而无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爱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则是视其父母本无异于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于先后之间,犹知所择,则又其本心之明有终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觉其非也。”(朱熹,第245页)夷子在哪个地方体现了本心之明呢?就是“施由亲始”。夷子虽然在理论上坚持墨家的兼爱主张,但他认为落实这个主张要从自己的父母开始。因其“知所先后”,在朱熹看来,这就是本心之明对于夷子的照耀。

   朱熹说:每个人都是由自己的父母而生,父母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自然之理”,上天让你如此而已。然后,朱熹进一步解释:正因“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所以人类对于亲生父母的亲亲之情由此成立;每个人确立了对于父母的亲亲之情以后,就会推己及人。在推扩并充实的过程中,肯定会出现差等之爱。①简而言之,爱的差等表现为:在家人当中,你最爱自己的父母;从直系亲属到旁系亲属、乡里乡亲,其爱转换为不同的类型,爱的程度不断降低;对于不认识的人,自然也有爱心,但它不可能与亲亲之情同日而语。

   在朱熹看来,夷子说的“爱无差等”是将自己的父母当作路人甲、路人乙对待。父母怎么能与路人甲、路人乙毫无差别呢?如果认为自己的父母无异于路人,这就是“二本”。朱熹批判“二本”之后,接着讲到夷子在先后次序上的选择。夷子尽管认为“爱无差等”,但其行动是“施由亲始”。夷子为什么讲究先后次序?他为什么理论上相信墨家的兼爱,实际对待自己的父母又是按照儒家的仁爱呢?朱熹认为原因就是“本心之明有终不得而息者”:夷子的本心之明一直都在那里生生不息,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熄灭夷子身上固有的本心之明。无论是十恶不赦者还是道德楷模,本心之明都真实地存在于人之身上。本心之明有时会被异端邪说、感情用事遮蔽,但它始终在那里,如其所是地在那里,只是未被唤醒罢了。朱熹认为:正因夷子身上真真切切地存在本心之明,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觉其非”,最终在孟子的教导下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人为什么会埋葬自己的父母?孟子说:“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盖归反蘽梩而掩之。”(《滕文公上》)远古的时候,有人不埋葬自己的父母。父母死了,就抬着尸体扔进山沟。过了一些日子,他路过那里,看到狐狸在吃尸体,苍蝇、蚊子在叮咬尸体。他的额头冒汗了,斜着眼睛,不敢正视。这汗不是为别人冒出来的,而是内心的悔恨表露到了自己的脸上。于是他回家拿来畚箕、锄头,掩埋了尸体。

   对于这个故事,朱熹说:“不能不视,而又不忍正视,哀痛迫切,不能为心之甚也。非为人泚,言非为他人见之而然也。所谓一本者,于此见之,尤为亲切。盖惟至亲,故如此。在他人,则虽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朱熹,第245页)以“不能不视,而又不忍正视”解读“睨而不视”,就是为了让那颗再也不能自已的哀痛迫切之心显豁出来。眼泪不是被人看见后流下的,而是因为内心已经十分懊悔。心有所思、面有所示,诚于中、形于外,这就叫作“中心达于面目”。朱熹警醒人们:“一本”难道不让人觉得无比亲切吗?唯有关涉至亲至爱的父母,你才会这样做!你对待其他人,即使有不忍之心,但那颗哀痛迫切之心,哪会像对待自己的父母那样势不可挡呢?

   假如走进山沟的不是孝子而是其他人,情形又会如何?他看到人家父母的尸体被狐狸、苍蝇、蚊子又吃又叮,会不会额头冒汗、心头懊悔呢?这里不会有唯一的答案。但是,孟子将孝子而不是其他人设定为故事中的主角,就是因为他深知亲亲的特殊性在于:无论人们对于他人父母的感情有多深,也肯定没有对于自己父母的感情深。所以,夷子施由亲始、葬其亲厚,针对的是自己的父母而不是其他人的父母。

   孟子讲完人为什么埋葬父母的故事,徐辟把它转告给了夷子。夷子听了以后,怅然若失,沉思良久,终于说道:“我受教了。”这就是《滕文公上》第5章的最后一段话:“夷子怃然为间曰:‘命之矣。’”在如何埋葬父母的问题上,夷子由墨家的信徒变成否定者,由儒家的否定者变成服膺者,“命之矣”三字是画龙点睛之笔。朱熹在此第二次提到“本心之明”。

   朱熹写道:“盖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学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同上)这堪称夷子的思想大转变,这个转变是如何实现的?正因内有本心之明,外有孟子的教导,夷子得以知道自己以前接受的“爱无差等”存有内在的缺陷。唯其意识到墨家理论存在缺陷,他才会接受“爱有差等”的儒家理论。换句话说,墨家理论的不实,儒家理论的切己,这个时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经本心之明的照耀,夷子以前的困惑一扫而光,固有的本心之明真正清晰地呈现出来。经过孟子的点醒,夷子的本心之明不再处于遮蔽状态,而是被唤醒并进入到一种自由自在地展现、敞开自身的境域。

   本心之明就是“不学而能”的良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见《尽心上》)《孟子集注》只用过两次“本心之明”,而且都用在墨家信徒夷子身上,这是意味深长的。夷子的本心之明以前为什么会被遮蔽,现在为什么会被唤醒?本心之明以前被遮蔽,关键在于夷子是墨家信徒,既相信墨家的薄葬理论,又相信墨家的兼爱理论。但是,知与行、理论信仰与伦理实践在夷子身上存有内在的漏洞,而且这个漏洞是根本性的。这个根本性漏洞就是:夷子在理论上相信墨家的薄葬理论,而在实践中按照儒家的厚葬理论对待他的父母。正因实践高于理论,亲亲的特殊性是人所不能自已的实然实事,所以本心之明虽然在夷子求见孟子之前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但其真实存在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恰恰隐藏于这个根本性的漏洞之中。经过与孟子的辩论,夷子的本心之明完全被儒家的仁爱之道所唤醒。从此,本心之明将在夷子的人生中如其所是地安定下来、推扩开来、充实起来。

   四、夷子在“亲亲”等问题上“逃墨归儒”的价值与意义

   在先秦儒学史上,孟子最先点明“儒”作为儒家的学派含义,且以“距杨墨”为己任。(参见杨海文,2014年,第78-89页)他说:“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滕文公下》)能够义正词严地拒斥杨朱、墨翟的,就是圣人的门徒。又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尽心下》)逃离墨家必定归向杨朱,逃离杨朱必定归向儒家。如果夷子没有与孟子进行辩论,而孟子又不是义正词严地与夷子辩论,夷子能够“逃墨归儒”吗?有鉴于此,朱熹因为夷子接受过本心之明的两轮照耀,又将他视作孟子所说“私淑艾者”(《尽心上》)的唯一例子。虽然这个例子是唯一的,但它对于我们确证夷子在“亲亲”等问题上“逃墨归儒”具有重要作用。

   《滕文公上》第5章说的“命之矣”,是否确指夷子在相关问题上已经“逃墨归儒”呢?赵岐注云:“以直正枉,怃然改容,盖其理也。”(见焦循,第408页)孙奭疏曰:“夷子乃怃然而觉悟其己之罪,故顷然为间,曰:我今受孟子之教命,而不敢逆矣。”(见阮元校刻,第5889页)从传统的三大注疏看,赵注、孙疏之意实则朱熹《孟子集注》说的夷子因其本心之明“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觉其非”。但因《滕文公上》第5章涉及的大问题太多,以致历史上几乎无人关注并追问夷子“自觉其非”之后究竟如何安顿自己的本心之明。与朱熹同时代的张栻甚至认为:夷子的结局是“而其陷溺之深,终无以自拔”(《张栻全集》上册,第329页)。

   朱熹通过注释“私淑艾者”说道:“人或不能及门受业,但闻君子之道于人,而窃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诲之所及,若孔、孟之于陈亢、夷之是也。”(朱熹,第339页)这里的“私淑艾”亦即孟子所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离娄下》)的“私淑”。唯有认同儒家,方能称作“私淑”“私淑艾”。《论语》有三章涉及陈亢(字子禽)其人其事(《学而》《季氏》《子张》)。众所周知,陈亢最初未能及门受业,但最终成了服膺儒家的孔门弟子。朱熹借助陈亢与孔子的关系,是要揭明夷子与孟子的关系,尤其是夷子“自觉其非”之后业已在相关问题上“逃墨归儒”,只是表述有点含蓄。如果夷子最后不是在相关问题上“逃墨归儒”,朱熹从道德自信、道路自信的儒学高度,唯独拿夷子当作本心之明从遮蔽走向唤醒的例子,就会变得不好理解。

这里讲一个墨家信徒皈依儒家的故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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