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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 释启鹏:历史政治学的功能分析

更新时间:2020-10-21 21:40:55
作者: 杨光斌 (进入专栏)   释启鹏  

   20世纪70年代末,历史研究的传统发生了重大转变,“出现了一种对新的文化史的强调,身份、意识形态和心态等方面替代了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权力的经济基础”(21)。这一转变是对当时占据主流的“整体史”的反动。文化导向的史学家认为,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历史学传统虽重视社会阶层的互动及其经济活动,但在探索宏观结构发展时忽视了对个体行为的描述。为此,他们转而关注历史细节与琐碎事件,探索微观的、文化的与日常生活的历史奥秘,并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解析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22)当研究者纷纷放弃宏观比较与长时段视角,放弃与理论对话的机会和探索历史规律的兴趣,从而转向对孤立的历史事件或个体行为的“一时一地”的解释时,历史研究就不可避免的碎片化了。

   近百年来,史学研究呈现出从政治经济转向社会文化、从权力精英转向普通民众的整体趋势,在此进程中政治史不断衰落。(23)20世纪中叶年鉴学派盛行,关注下层日常生活的社会史研究就已经强烈冲击了以国家制度和精英活动为主线的政治史研究。随着新文化史的兴起,政治不再被视作独立的运转机制,研究者认为只有在地方知识和社会文化脉络中才能理解政治的真实意涵。(24)在当下罕有的政治史研究中,充斥着对特定村庄或宗族的民间习俗、生活方式、身份归属和集体记忆的剖析,却很难寻觅到权力、阶级、政党与国家的踪影。政治史没能逃离碎片化的命运,甚至“碎化到似乎只能是一种地方文化实践的表达形式”(25)。

   新文化史往往被称为“人类学的历史学”,他们广泛借鉴人类学的方法直接处理文化现象。因此在研究方法上,“解读”(interpretation)传统逐渐替代了原有的“解释”(explanation)传统。英国著名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指出:“历史研究是一种因果关系的研究……伟大的历史学家——或许应该更广泛地说,伟大的思想家——是能对新事物或在新背景下提出‘为什么’这个问题的人”(26)。然而,新文化史却掀起了对卡尔所赞扬的那种历史书写方式的批判。如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言,文化研究涉及的并不是因果解释,而是对意义的诠释。(27)文化研究主张“深描”(thick description),强调研究者应该像面对文本那样直面文化,通过重建具体的历史场景以求获得对某一历史或文化现象的真切理解。这种方法显然只适用于那些微观现象和个体行为,整体的、宏观的历史研究进一步被侵蚀。

   这样一来,“文化转向”的浪潮使整体史让位于碎片史、政治史让位于文化史和社会史、解释传统让位于解读传统,其最终的结果是“历史不再是一门不可分割的知识体系,它破碎得近乎无法挽救”(28)。

   历史研究的碎片化极大影响了中国的史学研究,不少学者开始把历史分割成互不关联的碎片,一味执着于历史的细枝末节,忽视了历史的整体特征乃至时代主题。(29)更严重的是,这种倾向可能对政权合法性造成负面影响。以党史与近代史研究为例,毛泽东曾提出“不只是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哪个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的总体要求(30),但自改革开放之后,碎片化的历史研究使革命史观(唯物史观)受到极大冲击,现代化叙事与社会文化叙事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革命叙事。(31)然而,村庄习俗、婚嫁丧葬、商业社团、秘密组织等研究虽展现了近代中国更丰富的社会生活细节,但在他们根本上却忽视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主要矛盾和时代主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发展,正是为了回应这一内忧外患的时代主题。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碎片化的历史研究就必然会消解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合法性基础。

   与此同时,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强烈冲击了那些以历史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研究,美国历史社会学的兴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历史社会学素来是发现和检验理论的重要场域,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诞生了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等一大批学术巨擘。但20世纪80年代随着文化主义的兴起,历史社会学迎来了所谓的“第三波”转向。(32)在这次转向中,历史社会学家淡化了对权力和结构的重视,放弃了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的方法,也不再关注资本主义的扩张与民族国家的形成这类根本问题。相反,新一代的学者愈加迷恋情感、话语、符号,热衷于分析文化向度、情感变量是如何影响历史迭变与社会变迁。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历史社会学相较于几十年前退步了,他们无法像前辈们那样为人类发展提供知识启迪与实践智慧。除了形成了一群通过自我建构而沾沾自喜的学术群体之外,文化导向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很难说对社会科学的知识产生了实质贡献。(33)

   那么,为什么说历史政治学有能力解决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呢?我们认为,这是由历史政治学的本体论所决定的。历史政治学有其认识论上的情景论和方法论上的时间性,但历史政治学区别于所有以“历史”为名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本体论层面。“历史”在历史政治学那里不仅仅是观念而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存在,历史政治学正是研究这个“存在”、研究过去与现在的直接关联性并从中提出解释性概念或理论。(34)因为存在本体性,故而历史政治学不会在各种史观的“诸神之争”中迷失方向。相反,作为一门成建制的学科,历史社会学更多地停留在方法论层面,因此它毫无疑问地如“风中稻草”一般受到各种史学传统的影响:当马克思主义史学风靡一时,以阶级分析为主要特征历史社会学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当年鉴学派如日中天,沃勒斯坦为世界体系理论找到了历史基础;当文化主义盛行,美国历史社会学也迎合这一趋势展开了所谓的“第三波”转向。而在历史制度主义那里,“历史”仅仅是一种基于“时间性”的分析工具。(35)因此,时机、时序、历史关节点、路径依赖等概念虽便于研究者分析历史进程中的因果关系,但历史社会学和历史制度主义的传统却始终在回避“历史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中国,历史这个“存在”可以被表述为“中国基体”或“中国文明基体”(36)。承认这个“存在”,是历史政治学研究前提。以此为起点,要想理解当今世界上唯一历经五千年而不曾中断的文明体,理解历史与现实的关联,理解改革开放前后的联系,显然是任何碎片化的历史研究都无法做到的。例如,发展经济学往往将财富的积累,即人均GDP的增长视作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标志。如果以此为标准,那么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似乎并没有实现什么发展。但如果我们放弃这种碎片化的视角,承认历史是一种“恒常”且“延续”的存在的话,我们就必须建立起更广泛的联系和更长时段眼光来重新审视这段历史。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变革了社会结构且形成了部门齐全现代工业体系,并在妇女解放、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农田水利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都是无法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所习以为常的人均GDP能够衡量的。(37)与此同时,这些红利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正如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指出的那样,尽管这种投入的初衷并不是协助市场导向的经济增长,但它却创造了在这个国家转向市场之后可以投入动态运用的社会机会。(38)整体而非碎片,延续而非断裂,这是由历史政治学的本体论所决定的。

   历史政治学的本体论还决定了它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即提供治国理政的经验以及论述合法性来源,我们在下文中将有专门论述。在这里需要回答的是,哪些历史研究能为治国理政的政治实践提供直接帮助。一方面,历史政治学是一门“建制性”的学科,需要对重大时代问题予以回应,因此它不太可能选择碎片化历史研究中普遍采用的解读传统。另一方面,国家建设是一个多维的复杂工程,尤其是在关乎“上层建筑”的实践中,那些琐碎的、细枝末节的研究自然难以充当有效的知识供给,毕竟很难想象那些在情感、价值与符号中打转的历史研究能够为治国理政提供真知灼见。因此,历史政治学的政治功能同样决定了它探寻的是系统性的、整体性的历史知识。

   面对“治国理政”的现实问题,政治史具有天然的优势。社会史、文化史的“碎片化”“地方化”的叙事,毕竟代替不了政治在跨地区(整体上)和跨领域(制度上)层面的基础性综论,社会史、文化史的“专业化”“去中心化”的取向也无法割除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同政治结构的相互依存关系。(39)历史政治学无疑是重振政治史的重要路径,尤其对中国而言,历史本身就是包括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王朝兴替史在内的政治史,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在本质上也都是政治史。政治史构成了中国历史的“本体存在”,研究这个“存在”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以史为镜可以知兴废”。类似的,聚焦于“过程性结构”的世界政治研究同样需要集成性、总体性的知识,而不是几个国家的历史片段或是某些文化现象的意义阐释。沃勒斯坦等人抓住了“资本主义”这条重要线索,但仅仅立足经济逻辑导致他们的研究对理解国家兴衰依旧存在局限。(40)通过历史政治学的思维探索世界政治,我们需要的历史知识是包括世界经济史(资本主义史)、各主要国家政治史、政治思想史、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和国际关系史在内的世界政治史。(41)世界政治史的形成必定是社会科学一体化的,而非分支学科、碎片化的拼图。

   历史政治学将历史视作延续性、整体性的本体存在,其鲜明的实践品格也要求历史研究能够为理解国家兴衰、助力治国理政提供有效的知识,这两点本体论上的特征都决定了历史政治学能够有效避免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接下来,我们把目光从学术功能转向政治功能,看一下历史政治学是怎样为国家治理提供经验,以及如何回答政治合法性这一本源性问题。

  

   三、历史政治学之“求善治”与研究善治的方法论

   历史政治学之价值并不局限于前述的两大知识论功能,其知识论功能本身包涵着天然的政治实践价值,即研究如何提供治国理政的方案或者理解善治的方法。但是,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政治学研究,一直有“求变”代替“求治”的现象。(42)“变”固然是一种常态,但历史告诉我们,“变”寓于“不变”之中,政治学的研究主题一直围绕政体之“变”而非“不变”之道,即如何治国理政问题。想当然地认为政体变了治理自然就好了,这完全不符合比较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从20世纪上半叶乃至六七十年代,“求变”的主题是改变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或者说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危机性而在改变着自身;二战后,西方学界在民主理论上成功逆袭,以选举式民主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民主代替了人民主权的古典民主,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政治制度并进而成为改造其他国家政治的革命性理论,引发所谓的民主化浪潮和很多国家的转型。即便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兴起的治理理论,鼓吹的也是个人权利、社会权利并以此为基础的去国家化、去政府化方案,因而也是以“治理”之名而寻求革命性变革的理论。

   “求变”的研究议程自然有相应的研究方式,比如,配合改变资本主义政治的研究范式是阶级分析乃至阶级斗争,配合推广自由主义民主的研究范式是“转型学”和看上去很中性的治理理论。这是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学的大致走向,中国政治学自然也免不了受世界性思潮的影响。

在全球化进程中,“求变”的理论资源或者思想资源一般是外源性的,即“求变者”期待自己和发达者一样好,这是制度变迁中常见现象。“变”的结果就是现代性的同一性——大家看上去越来越像了。然而,这些国家的治理水平并未因此得到改善,甚至更加恶化,最甚者招致国家失败,国之不国,比如苏联、南斯拉夫以及仍然处于内战中的一些中东国家,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与此同时,“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广泛关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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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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