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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菁:知识研究与历史社会学

更新时间:2020-10-20 22:52:47
作者: 郦菁  

   此处先以美国社会学家斯蒂芬妮·麦琪(Stephanie Mudge)的《左翼的重新发明》一书来加以说明(Mudge,2018)。此前对于美国、英国、德国、瑞典等国左翼政党在“漫长的二十世纪”中历史重大变迁的归因,无非是“政治结构决定论”和“经济结构决定论”。而她另立新论,认为左翼政党内部专家出身、智识和政治联系的变化,才是把政治和经济等外部冲击最终转变为内部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大转型的重要原因。换言之,党内掌握政治知识和意识形态话语的群体才是连接选民与政党的必要中介,也是政党处理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场域矛盾的关键。他(她)们才是真正的中枢与铰链,而在之前的历史叙述中,这些关键行动者及其拥有或创造的知识往往被忽略了。这是一种极为有趣的反动,把知识建构和知识群体放在了历史的高光下。在传统的选民构成、选举制度、党内组织、社会裂痕等变量之外,该书把读者的视野拓展到了政党的文化体系和理论人才构成,是一种很有启发的“内部视角”,或者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是政党研究的“折射视角”(refraction approach)。①

   更具体来说,从世纪之交到两次大战,是西方左翼政党全面登上政治舞台的时期。他(她)们最初与自由派政党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竞争,而竞争本身则发生在自由派活跃和起家的公共空间:如报纸杂志等舆论平台、俱乐部、咖啡馆等,之后还有社区组织和教育机构,工人夜校。其中,最为著名的大约是和英国工党关联甚密的费边社。依靠这些空间实现政党建设,一个可期的结果是:从这些场域上升的知识分子获得了领导权,如德国社民党后来的领导人西法亭。他(她)们既没有傲人的名校学历或社会科学的职业训练,也没有工人运动的基层经验,但有党内意识形态工作的专长。这对政党来说是有利有弊的:利是意识形态工作出色,弊是缺乏政策变通。职之是故,左翼政党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无法应对此后一系列危机,而一代新的年轻专家也在逐渐成长。他(她)们的背景面貌截然不同: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经济学家、名校加持、掌握统计技术手段、信奉凯恩斯主义。

   战后这些新专家全面上升,跨越了政治和学术两重领域。他(她)们认为,经济政策固然要基于科学分析,但也是政治妥协商讨和国内政治需求的产物——麦琪称之为“凯恩斯主义伦理”(Keynesian ethic)。这一知识转型和战后西方世界的“嵌入性自由主义”秩序、国内阶级矛盾调和、经济普遍增长和分配问题缓和的状况关系密切。然而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知识秩序和左翼政党战后格局很快又遭受了猛烈批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政治联系被认为损害了其科学判断,并要为石油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以及滞胀问题承担责任。他(她)们遂从政党中抽身而出,退回了学院或进入了新的领域,特别是当时新兴的国际金融行业。其理论内核也相应地从凯恩斯主义转向了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提倡国家不干预经济,市场自我调节。与此同时,像美国“新民主党人”这样有广泛资本联系、信奉市场的精英重新获得了权威。填补空白的还包括一群职业的策略专家,他(她)们的主要功能是帮助政党(特别是内部的派系)赢得选举,控制舆论,在国会中策略性地争胜。此外,智库作为一种美国党派知识生产的新场域也在20世纪70年代后迅速崛起,并迅速传播到了欧洲,重塑了欧洲的左翼政党,把其推向形式上吸引更多选民的“第三条道路”,而实质无非是拥抱新自由主义。②

   这种从知识视角出发的替代性历史书写,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中的政党,以及政党中不断更替但鲜活丰富的行动者:他(她)们有知识和理念的力量,力图改变世界,投身意识形态和理论的激烈竞争,但也会犯致命的错误,带来非意料的后果。这些党内外知识分子/理论家所代表和背负的理论,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形塑了其政策选择和政治目的,而他(她)们在政党、学术体系、新型智库等具体场域中的权力关系、竞争和网络,都是理解20世纪政治变迁的重要维度。

   类似的研究还可列举一二。以何伟亚为例。在最近出版的《畜力与殖民战争》一书中,他进一步分析了英帝国军事化的另一面:由畜力构成的后勤系统。而这一系统的建立和制度化,需要依赖一系列的新知识群体,如殖民地本土的兽医、帝国中心实验室中的生物学家等。他(她)们之间的网络和对于牲畜疾病的知识建构,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全球帝国的建构成为可能(Hevia,2018)。吉·伊尔(Gil Eyal)则关注了以色列情报系统中的分析人员如何从20世纪50年代熟知中东政治实践的巴勒斯坦人,转变为70年代后用古典学方法分析政治文本的犹太知识分子。这导致了获取情报/知识的方式的系统性转型,外交政策话语权发生转移,对中东其他国家政治意图的解读也随之产生了诸多误判和不确定性(Eyal,2006)。相比之下,提摩西·曼德维兹(Timothy Medvetz)更关注“智库”作为一种特定的权力场域和知识空间,是如何在美国传统的政治与行政场域、经济场域、制度化文化生产场域和媒体场域之间的缝隙中诞生的,如何获得了布迪厄意义上的新型社会资本,并改变了政策研究的品质,重塑了美国公共空间中政策竞争的形式(Medvetz,2012)。这都为新一波的历史社会学打开了空间。

  

   四、知识生产时刻

   在知识-权力装置和行动主体之外,知识研究另有一个重要维度,与“第三波”的历史社会学运动暗合,即对于重大历史时刻的关注。威廉·休厄尔(William Sewell)在《历史的诸逻辑》中批评“第二波”历史社会学的时间假设或是如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无非是天文学的社会科学变体,无法解释结构的变迁,对于世界体系内各部分命运和逻辑的分析则充满了功能主义和目的论,可谓是一种“目的论的时间性”;或是如斯考切波,用一种静态且机械的方式来比较不同国家的革命,仿照多元回归分析的基本思路来抽取和比较历史变量的作用,力图复制控制性实验,可谓是一种“实验性的时间性”。与之相对,休厄尔倡导“事件性的时间性”(eventful temporality),即把罕见的历史事件放入因果解释的核心,考察行动者如何形成新的文化图式,如何获得权力,或赋予已有的文化图式新的资源和权力,从而改变结构本身(Sewell,2005:81-123)。那么,在实证的层面,研究者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甄别何为关键历史事件/历史时刻?攻占巴士底狱、反转战争格局的重大战役、确立一个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宪法时刻、重大政策的制定、有关紧急法案的投票等,当然是毋庸置疑的案例。而知识研究往往会关注一类特殊的历史时刻——知识生产时刻(knowledge production episode)。

   概而言之,“知识生产时刻”包含几个重要的构件,使其有别于此前的结构决定论和机械的制度变迁理论。首先,这一定是原有政治经济结构发生系统性危机(或者被建构为危机)的时刻,比如麦琪所说的“波兰尼时刻”(Polanyian Moment):市场脱嵌的动力和社会保护运动的动力势成对峙,往往出现大规模经济危机,旧有的政治经济方案崩溃,新的方案产生并形成竞争(Mudge,2018:33)。两次大战间期是典型的“波兰尼时刻”,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也是,也许今日之世界也很快会迎来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波兰尼时刻”。其次,这一时刻充满了马克·布莱斯(Mark Blyth)所言之“奈特不确定性”(Knightian uncertainty)。质言之,危机中的行动主体无法逆睹历史展开的可能性,也并不知道具体“风险”(risk)的分布,更不清楚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所在(Blyth,2002:10)。③伊万·尔马柯夫(Ivan Ermakoff)提出了不确定性的另外重要一面:因一般性的文化图式和行为规则崩溃,行动者之间往往也不能相互理解,无法预测对方的想法和行为,他称之为“相互不确定性”(mutual uncertainty)(Ermakoff,2008)。在这种情境下,关键行动者往往会创造新的知识或重新调用旧的知识,试图理解并叙述危机,指明新的政治经济方案,建构自身和其他行动者的利益所在,促成政治联盟,从而降低不确定性。因此,危机和不确定性为知识的生产创造了条件。新的知识/理念指导个体/群体的行为,是建构历史的关键因素。这与“第一波”“第二波”视知识/理念为利益反映,因而仅是附属解释的观点,已是根本不同了。此处,知识生产是集体行动重新达成的条件。最后,新知识/理念的生产者还要面临争夺听众的竞争。这一过程也充满了或然性,因为需要建构一整套知识装置,也必须说服其他的政治行动者,以达成政治联盟。大多数时候,特定知识范式只有获得国家权力或者其他拥有权力的关键行动者的认可,才能获得最终的合法性。这一“合法化”的过程,也可以是历史社会学的重要议题。

   此处且以布莱斯的《大转型:二十世纪的经济理念与制度变迁》为例,来说明如何在历史情境中打开“知识生产时刻”。与麦琪类似,布莱斯也主要关注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这两个“波兰尼时刻”:前者从古典自由主义转向凯恩斯主义,后者从凯恩斯主义(政治上是嵌入性自由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而布莱斯的历史解释重点在于经济危机后的高度不确定性和经济知识的重构。在30年代的美国和欧洲,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危机是暂时的,且自由市场秩序很快可以修复,但事实证明危机的影响要深远得多。胡佛总统使用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无不以失败告终,以致当时的官僚系统、工会和业界都处于极大的不确定性中。罗斯福上台后,也出现了“行政管理价格”“稳健金融”等多种政策,但最终总需求不足的理论成功解释了危机,并提供了增加政府支出的解决方案。这一理论很快形成了广泛的政治联盟:工会支持,是由于《社会保障法案》能够为工人阶级提供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多种保障计划;而业界支持,是由于此理论承诺生产扩大,而随后的战争又带来了巨大的生产机会与可靠的利润。二战前后,这一政治联盟建立了“经济发展委员会”等多项建制来支持这一理论-政策范式。

   70年代开始,持续的通货膨胀、高失业率和经济停滞并存,这种新的危机处于凯恩斯主义基本解释框架之外,国家、业界和工会再次陷入高度不确定性。此时出现的新理论更多的是对此前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重新包装和阐释,其中包括: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理论、供给学派和跨学科的公共选择理论等。这些翻新的经济学理论为业界突破危机、重新实现增长和利润提供了希望,扩张型的财政国家成了危机的替罪羊。在这个新的联盟中,权力结构改变后的国家和商业界重新站在一起,也许还包括对“对抗性政治”(adversarial politics)和美国隐形福利国家失望和厌恶的中产阶级(Prasad,2006),而工会作为曾经重要的政治力量决定性地衰落了。

   ①所谓的折射视角,是一个转喻。麦琪把政党看作棱镜,而不是弹球。通过折射视角,读者可以看到剧烈的转型与重大的历史事件如何在政党内部造成新的问题,导致阐释的竞争和专家的更替。参见Mudge(2018:8)。

   ②有关此段历史更为细致丰富的描述,请见本人对麦琪的书评(郦菁,2019)。

   ③所谓的“奈特不确定性”,是借用了经济学家奈特的概念。在奈特看来,“风险”意味着行动者知道不同结果的确定的概率分布,行动者基于这种知识,来做出选择;“不确定性”下,行动者根本不知道之后有几种结果,也不知道确定的概率。

   参考文献:

   [1]卡尔·曼海姆,2002,《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商务印书馆.

   [2]保罗·韦纳,2018,《福柯:其思其人》,赵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

[3]郦菁,2016,《历史比较研究的“现在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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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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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社会学评论》(京)2020年第1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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