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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纪苏:三十年道路的若干问题

——在公民半月谈的演讲及交流

更新时间:2006-12-21 22:17:53
作者: 黄纪苏  

   到了80年代后期,刚才所说的价值观的变化与商品经济的兴起、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沆瀣一气,把个社会搅成一片乱相,最后以89收尾。我们第四幕说的就是这些。这里我想谈两个问题。一个是所谓80年代的理想主义,这是很多人对整个八十年代包括89前夕时代特征的认识。如果就政治激进主义而言,这还有点道理。但就一般社会心理而言,当时人都疯了,魂不守舍,如饮狂泉,用戏里的话“一般般的人就别当了/一般般的事就别做了/一般般的路就别走了。”即便是少数知识精英,扣除虚张声势的花架子,真正理想主义也没剩多少。在这里顺便说说89,我认为那是对改革开放的第一次反弹。当然89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不同人不同势力对他有不同的定义,还是国家和西方的力量大,国家说这是搞西化,西方说这是要向我们看齐,是民主运动。二者一拍即合,就把89 这么定义了。我想搞西化的成份是有的,搞民主的成份也是有的,但首先,它是对改革开放,对开始出现的贫富分化的一次反弹,这个话题就不多说了,在我们戏里也属于中场休息。

   接下来说说90年代的问题。看过戏的朋友会感觉到,这部戏对整个90年代基本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批判归批判,90年代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一方面,中国经济非但没有垮,还一路窜升。另一方面,社会鸿沟不断扩大,而且越来固定,跟钢筋混凝土似的。一部分人上去了,而另一部分人出去了——是说出局不是出国。80年代确立的虎狼价值观,开始展开为虎狼世界。我对这个过程的基本态度是愤怒,但坦率说,愤怒中也包含了一些矛盾。虽然胖的胖,瘦的瘦,中国的平均裤腰毕竟上去了,这个增大的平均裤腰,放在160年的历史背景前难道不值得欣慰么?但一个富强的中国,一个贫穷的中国,一个站着的中国,一个蹲着的中国,一个像华灯,一个像影子,一个像照片,一个像底版,这难道又不令人痛心么?这一幕我们有首歌,表达了这样的愤怒加矛盾的心情:

   我看见道路正领你高歌向前/我看见楼梯正送你盘旋向上/我看见通往长夜的灯火正把你的前途擦得锃亮/我看见竞赛已把两条腿变成四条/四条腿已把路面变成案板/案板已把二十世纪变成遥远漆黑的史前/鲜花盛开的旅途啊,鲜血流淌的路段

   记得当年看到电视,介绍上海的一个再就业典范,这位典范回忆起她刚下岗的时候,两个月没有一天能睡两个小时以上。80年代初那会儿,我认识一个人,原来工农兵大学生,他考研究生考了两次没有考上,接连四夜没睡着,就神经分裂了。我们想想,一个人要是连着两个月睡不了觉那还不跟下地狱似的。由恶带队的行走,走到让很多人接近精神崩溃的地步,能量也就差不多耗尽了。社会关系伤到这份上,经济再走也就困难了,硬道理也就没那么硬了,也就需要调整方向了。

   90年代以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官商民三角关系。前些天演出结束后大家有个交流,几位朋友都谈到这个问题,认为我们的剧只批资本不批官僚。坦率地说,听到这样的读后感我有些纳闷:我没有放过官僚只批资本啊。我剧中很多地方都在批腐败官僚,结尾还专门用一大段来表现官僚与资本难解难分若即若离的关系。我小时候有回得肺炎,一个礼拜没有上学,天天裹着我爸的黑大衣去打针,后来被同学看到,向老师告状,说我旷课穿着呢子大衣满街溜。老师在班里说了这事。我知道后找老师澄清事实,让那位同学给我道歉。老师沉吟了一下,说还是你给那位同学道歉吧,说你想想为什么人家会有这样的误会,还不是你平时给同学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只是结果,你才是原因!从那以后,我就学会了辨证地看问题。中国的新左派挂了拥护极权的牌子,我本人挂了新左派的牌子,俩牌子一对,我就成了打狐狸专业户兼老虎保护协会会员了。由此可以见出,中国公共辩论中简单化、符号化的倾向。在我看,中国的官跟商本来比颠鸾倒凤的男女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些大亨,如果翻翻他们的履历表,十有七八不是家庭出身官僚,就是本人成份官僚,要么就是社会关系官僚。他们利用官僚特权也就是所谓极权往兜里捞了无数明白的,但这两年嘴上又说起了糊涂的,像什么官—商对立之类。他们用这套说词把实际上的一种东西说成两种。还用“民间”把实际上的两种东西说成一种。他们的“民间”你走近一看,原来是民间资本家,再凑近点,其实是大资本家。炒楼盘的所以要跟炒瓜子的混为一谈,当然不是为了均贫富,而是为了均分社会同情,或均摊社会仇恨。中国第一批小资产者是过去卖大碗茶,倒牛仔裤的,插队青年回来没工作,只好练摊儿,想起来也够不容易的。他们以及那些真正靠艰难打拼挣了房子挣了地的,就算没少偷税漏税,基本属于多劳多得,我们戏里表达了对这部分小资产阶级的同情和理解:

   什么事自己挑,打掉牙自己找——税我能他妈交嘛!昨儿十二块钱的裤子,我今儿降价到二十块一条——废话,全外地人我操!

   而那些靠特权一夜暴富的,我很想理解他们,但老找不到正当理由。今天看报纸,有关于顾雏军案子的报道,人家在法庭上说了:全都是顺德的那些领导给我们开绿灯,扬州的市委给我们塞钱。在官哺育下,中国的大资产阶级这几年食欲大增,志趣大长,开始惦记男一号位置,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最后,不少朋友对我们最后一首歌里面“我们是姐妹兄弟,我们是一个家族,我们是一个血缘,我们是旷野上的一趟车,我们是苦海中的一条船,我们一起死,我们一起生,我们一起唱,我们走在大路上”表示不能赞同,说,谁跟谁是“我们”呀,我们凭什么跟他们一块走啊。大家的利益本来是分裂的,我们跟他们根本走不到一块呀。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如果我们把距离拉远一点,就像到了一出剧的结尾,取一个远镜头,眺望一下大历史,那么我们会清楚地看到,近现代以来世界上的利益划分,依然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我们有幸也罢,不幸也罢,都生为中国人;我们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既然是中国人,那就只得一块走。这是一种宿命,不是所有人想跑都跑得了的;跑出去的,也不是所有人一跺脚就彻头彻尾真成了西方人日本人的。有钱有势有才的,跟没钱没辙没声的,当然不一样,他们可以互相憎恶,却不能互相摆脱,就像丹麦富人可以全然不理睬缅甸的穷人。同在中国这条船上,可以富的富些,穷的穷点,但差距不能大到穷的说,这日子还有什么过头,干脆谁也甭过了,同归于尽吧!解决矛盾的办法,一是阶级斗争,跳楼、罢工、杀老板;一是改变弱肉强食的价值观,弱化强者哲学,提倡互利互帮、济困扶弱的人道精神、社会主义价值。两种办法,该提倡的是后一种,免不了的是前一种。我们戏的结尾就是这样,一方面是舞台上大家扭在一起、想四蹄生风却举步维艰的现实状态,一方面是投影上大家互相搀扶、携手同行的理想状态。关于阶级斗争的办法,右翼的理论否定真君子的存在和作用,主张经济人理性、真小人之间的利益博弈,这实际上等于承认只有阶级斗争——只是他们说不出口,所以就不提他们了。一些极端的左翼学者也只认阶级斗争不认别的,我不明白何以他们离火线越远反倒火气越大。我的意思是,不要轻视文化的作用,尤其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更要强调文化的作用,虽然阶级斗争的底牌要不时翻一翻,否则人家不当回事。在这方面,知识分子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他们一天到晚读书,读书在本质上就是进入其他角色,理解其他生活,进入了其他角色,理解了其他生活,就有可能超越自身的利益。理想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分子文化的一部分。那天参加一个包地购米、促进城乡良性互动的活动,很受感染。这样的事情,目前在我们社会中其实不少,一群具有社会良知和关怀的读书人,他们一只脚穿自己的鞋子,一只脚穿别人的鞋子,正一锹土一锹土地回填人间鸿沟,整合社会利益。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应该在直面社会现实的同时,在文化上、价值观念上打破恶的循环,使社会上不同的“我们”在共同的“我们”旗帜下走得更和谐一些,更和顺一些。这是我们这出剧的基本用意,也是我今天跟大家交流的一个基本想法。罗哩罗嗦讲了这么半天,实在不如那天一个叫五岳散人的网友概括能力强,他两个字就把我们仨小时的戏给高度浓缩了:“装B”。还有的人一言不发,中产拂袖而去。无论什么反应,我觉得都很正常。我不是一个善于争辩的人,但比较善于倾听,希望在座各位不必客气,有什么说什么,谢谢大家。

  

   二、交流部分

  

   A:对1949年的判断你刚刚讲了在感情上和理性上有时候会产生矛盾,用你自己的话讲是产生分裂,不知道你这种判断是感性还是理性的。

   黄:我刚才说到80年代初中期那一段我是很分裂的,但是对49年这块我没多少分裂,当然有一层阴影,那就是它后来的发展…

   A:建国不到十年中国饿死了四千万人,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和1949年的关系请你从理性上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四千万人死亡的事件发生?你刚才谈到下岗工人失眠两个月的感受,如果你想到了四千万的冤魂,你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你面对饿死人的子孙后代是什么样的感受;(中间插话)那么请问,那些饿死的人的家属的感受你在乎吗!

   黄:我刚才说了,在这个问题上我有阴影。因为文革搞得伤痕累累,文革后大家就往前找原因,说前面一步一步都没走好,今天已经找到法国大革命了,这是一种逆向的思路。但也还可以有另外一种顺向的思路,那就是从1840年顺着往下说。那么,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的确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的机会,对于这点我不仅在理性上,在感情上也非常认可。举个例子,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蘑菇云在中国西部升起,我后来读到一个香港市民的回忆,他说原来英国警察跟港民交流从不用人话,而是用皮靴或警棍,但打从原子弹一爆炸,他们开始使用自然语言了。这个我能不认同么?但我并不认同共产党犯下的巨大错误——你说罪恶也行。文革我们家被抄了,我祖父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没得好死。我一生对平等的关注,就是从我们家被抄第二天开始的,那时候我刚刚十岁,突然在左邻右舍的眼神里我发现自己是一个社会贱民。所以你说我对饿死人视若无睹这不大可能。

   A:您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黄:我真的回答了,我认为饿死人是一种巨大的错误,说罪过也不为过。但是你让我再接再厉去否定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就不好办了。我可以告诉你,沿着1840年往下,中国人民受尽了欺侮,用彭德怀回忆录里所说的,帝国主义列强把军舰开到岸边,架起炮一通轰,接着签订不平等条约。如果沿着这些中华民族一百年的苦难经历一路看下来,看到1949,难道中国人民不是站起来了么?

  

   B:你刚讲过整个路都有不同的选择?

   黄:49年跟66年之间,49年跟59年之间不是不可能还可有其他道路,其他十字路口。

   B:那为什么会有大跃进这个结果你没讲清楚……那我直接问你大跃进饿死那么多人,你是什么心情!

   黄:头两年,跟海外一个叫李宪源的左派朋友通信的时候,我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大跃进饿死人、文革天下大乱,我认为那是悲剧,你问我难受不难受,我告诉你我难受。但我还告诉你,从49年到59年到66年未必是只此一条道,再无其他选择。(此时有激烈争论)……这就没意思了……我想在这儿不存在谁怕谁的问题吧……我们实在不好说它后来发展成这样就一定是必然的,你如果说是必然的,你恐怕也没法证明吧。

   B:你到今天仍然认为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次出走?

   黄:我不是说中国历史,我是说人类历史。

   B:人类历史,你现在还仍然相信社会主义,那么在众多的社会主义实践当中,您能举出哪种社会主义证明了它是代表公正正义的吗?如果这么多种实践都不能证明的话,那么它还有什么意义?

黄:社会主义有各种牌号,有列宁式的,斯大林式的,有中国特色的,有北欧西欧的,各式各样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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