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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族群和国家观念

更新时间:2020-09-27 00:31:09
作者: 姚大力  
即“三仁”。孔子曾经用它来称赞商末三个作出各自不同选择的贵族成员。他们之中,微子出逃流亡,箕子装疯,比干谏而死。孔子因此说:“殷有三仁焉。”

   我说文天祥写在纸上的虽是“三人”,他在心里想到的却是“三仁”。这有没有证据呢?证据就是文天祥自己的诗:“去年别我旋出岭,今年汝来亦至燕。弟兄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可怜骨肉相聚散,人间不满五十年。三仁生死各有意,悠悠白日横苍烟。”

   诗中所谓“兄弟一囚一乘马”,是说自己身在监狱,而文璧接受元朝官职后骑马进京,接受皇帝召见。“三仁生死各有意”,就是把兄弟三人的不同选择比喻为商末“三仁”的行为。他对文璧降元的态度是理解的,表明了儒家的“忠”与“孝”、“忠”与“恕”的主张之间事实上存在的张力。

   我想我已经证明,文天祥之死,并不是出于今天许多人以为他之所以要死的那种民族主义立场。现在我们提到他,不是要批评他为什么没有表现出今天人们希望从他身上看到的那种民族主义立场,而是在充分肯定他的伟大的同时还想强调,我们不应该把他原来没有的那种意识硬塞在他的脑子里,然后再装模作样地去歌颂一个虚假的文天祥。我们应当做的,是认真倾听文天祥,仔细听一听他关于自己为什么要死到底说了些什么。

   文天祥的这种立场,在当时乃是相当普遍的。另一个例子是谢枋得。

   谢枋得参加过宋亡前的抗元武装行动,失败后流落民间,靠替人算卦、开医方度日。南宋灭亡后,元朝皇帝派一个使臣访问南宋旧土,去“寻好秀才”,即寻访可以为元政府所用的有才能的士人。被使臣列入“好秀才”名单的有约三十人,而以谢枋得为首。使臣一定是把自己的来意告诉了谢枋得,因此后者写了一封信作答复,里面说:“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意思是我承认元朝统治的合法性,但我是前宋留下来的人,尽管没有勇气去死,也万不能再在元朝做官。他三番五次地推辞举荐,最后被强制送往首都北京。像文天祥一样,这时他面前只有两条路:或者做官,或者用一死来拒绝做官。于是他只好在北京绝食而死。

   元朝被明朝推翻后,也出现了为拒绝在新朝做官而被迫自杀的人。其中有一个人叫王翰,为躲避新朝廷的任命,藏身乡里将近十年。但他还是被寻获了,只好用自杀来拒绝明朝委派的官职。他死前写了一首绝命诗说:“昔在潮阳我欲死,宗嗣如丝我无子。彼时我死作忠臣,覆氏绝宗良可耻。今年辟书亲到门,丁男屋下三人存。寸刃在手顾不惜,一死了却君亲恩。”

   王翰是西夏党项人的后裔,但他已经完全汉化了。元亡时,他原想自杀,但当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还没有留下后人,如果就这样死去,就会由于无后而背上不孝的罪名。十年后明朝的地方官找到他,要他出来做官。这时他已有了三个儿子。所以他把年幼的孩子托付给好友照看,自己为抗拒明朝强迫他做官而毅然自裁。他的这些行为和理念,全出于汉文化的忠、孝那一套,足以说明他自己认可的,已是汉家人物的身份。像王翰这样的元遗民,今日尚可查考的,少说也有数十名。比见于《宋遗民录》收录的人数要多得多。

   元亡之后,居然还有人为拒绝在明朝做官而自杀,这可能让现代的人们更不容易理解。蒙古人对汉地社会的统治被推翻,对汉人来说这不意味着“华夏重光”吗?为什么还会有汉人为忠于元朝而自杀呢?可见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现代人理念中的民族主义立场。

   文天祥、谢枋得、王翰这些人所表达的,是一种“遗民”立场。在一个王朝已被新建立的王朝取代的时候,它是一种针对曾在前一个王朝做过官员的人们的道德约束。这一约束并不要求“遗民”拒绝或者甚至反抗新王朝的统治,也不要求他们天天伸长脖子朝着新政权吐唾沫,只要求他们不能再进入新王朝的各级机构里担任正式官员。因为他们都已在旧朝受过“恩典”,所以终身不能背叛这一恩典。遗民身份并不妨碍具有这种身份的人在新王朝统治下当一名普通老百姓。而且这种身份及身而止,不遗传给后辈;换句话说,遗民的儿子以及更小的后辈人完全可以接受新朝的任命。文天祥的儿子事实上就接受了元朝的官职。他不属于遗民,因此他并不受只针对遗民的道德约束。

   对于遗民的这种道德约束,成熟于宋代。在文天祥的境遇之中,这就是儒家道德对他的全部要求。他做到了这个要求,因此成为伟大的道德英雄,已经伟大得无可挑剔。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他具有当时根本不存在的民族主义立场。这是对古人的苛求。而把他作为一个具有民族主义思想色彩的人来加以描写,看来像是在拔高文天祥,实际上却是对他真实形象的歪曲和侮辱。

   现在用以下四点对前文所述作一小结。

   第一、族群乃至民族,未必如相当多的社会学家所以为的,是到近代才产生的一种人群分类范畴。人群与人群之间在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共同历史经验等方面的差异,最容易让双方以及第三者都感受到他们之间所存在的不同,从而导致不同的集体身份意识的萌发。而当这种具有强烈草根基础的集体身份意识被这个人群内的精英或准精英有意识地提升为一种同出于某种共同血统的观念时,族裔或民族的认同就形成了。这样的认同形式不仅发生在近现代社会,它在传统社会里同样可能发生和发育起来。

   第二、民族主义(包括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则是一种近现代才有的思潮。传统社会内可能会存在从某些表现看来很像近现代民族主义的言论、情绪和意识,但那最多只是伴生性的原民族主义思潮。

   第三、民族主义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社会中已经存在的民族或族裔集团所具有的某些属性,它使民族或族群观念在整个人群内的渗透程度空前地获得加强。它也改变了民族的诉求、自我定位和自我期望,以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为其政治动员与政治行动的目标。这就使近现代的民族或族群拥有了与传统时期的民族和族群极其不同的政治面貌。

   第四、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理所当然地会以传统时代的伴生性原民族主义的种种呈现作为其历史资源,或者说历史素材。但我们可能不应当因此就把近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看作是传统时代的伴生性原民族主义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变身或衍生物。法国革命后传遍全球的西方民族主义,才应当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真正渊源。

   “中华帝国”在历史上的长期延续,与帝国内诸人群各自的族裔认同和所有这些人群在政治层面上对于国家的认同在传统中国的兼容共存是密切相关的。

   除清末使用“大清一统帝国”的称号外,在此前的中国历史文献中很少出现“帝国”一语。当它见于使用时,多指在“强国战力(即强国以其力求胜)、霸国战智、王国战义、帝国战德、皇国战无为” 的评价国家影响力的等级序列中,仅低于“皇国”的次高等级的国家形态而言。此种意义上的“帝国”,与该词在现代政治学中的意义大不相同。

   尽管如此,传统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国家,无疑都属于今日所谓“帝国”。那不只是由于诸多王朝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都拥有“皇帝”的称号,因而如维基百科所言,按照“语义建构”的法则,他们的国家就可以被称为“帝国”。自秦以来的诸多王朝国家都是确确实实的帝国,因为在它们统治下的疆域和人群,都具有多文化的属性。这似乎已成为一种共识,而且它是正确的。

   对此我想补充的是,实际上,在传统中国曾存在两种不同的帝国模式,各自起源、发育于中国东部的雨养农业区域,以及位于它以西的中国内陆亚洲边疆。前者是以秦—汉—隋—唐—宋—明等帝国为典型的汉族帝国模式,后者则是崛起于汉族帝国边疆的内亚边疆帝国模式。近现代中国版图,就是由这两种帝国模式共同参与的国家建构过程所型塑的。中国目前的标准历史叙事的最大缺陷之一,就在于它把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建构,看作只是汉唐帝国这样一种模式不断演化与拓展的过程。

   汉唐帝国模式的国家建构到唐代形成一个巅峰。它的疆域之大令人印象深刻。但唐初维持此等规模的版图实际上只有四十年左右。它中后期的版图就大不一样了。从10世纪以后,采纳汉唐帝国模式的王朝国家更是没有能力把广阔的西部中国纳入自己的版图。

   唐的疆域可以分为两个不同部分,即府县建制地区和羁縻地区。两类地区之间分界线的走向,与呈现了中国人口分布空间特征的“黑河-腾冲线”十分接近。后者把中国疆域划分成大致相等的两部分,而分布在东部的人口却占据了全国人口的90%。为什么会有这样不成比例的人口分布状况?

   “黑河-腾冲线”与400至300毫米年等降水量带,也就是与雨养农业和无法从事雨养农业的分界线走向基本一致。不止如此,它与汉族与中国各少数民族分布区之间界隔线的走向也非常一致。所以毛主席曾经说:“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其实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比“黑河-腾冲线”的发现稍晚,拉铁摩尔也把中国版图划分为汉地核心区域和中国的内陆亚州各边疆地区两个部分。如果要对传统中国的空间结构进行分析,那么采用拉铁摩尔的划分可能更贴近事理。唐和唐以后的汉族帝国设置府州建制的地区,基本不超过“黑河-腾冲线”或“拉铁摩尔线”之西。这与府州建制所必须依赖的汉族移民没有能力越出雨养农业区边界而继续向外扩张的特性紧密联系在一起。

   唐代的羁縻体制为后来诸王朝所继承和发展。被置于这一控制体系下的地区和人群,可能遵循两条非常不同的路径演变。一是经由土官、土司、土流并置、改土归流的过程而逐渐内地化,并最终被纳入国家版图;二是中央王朝与这些地区和人群的关系长期停滞在羁縻、册封体制下,则可能最终转化为对等国家间的外交关系。羁縻地区遵循这两种不同路径而朝不同方向演变的分界线,位于土司建制地带的外缘。把直到中华民国建立时仍存在着土司的地区标到地图上,我们发现,它们离开“黑河-腾冲线”并不很远。这是汉唐帝国模式的版图整合所可能到达的最大范围。中国西部居住着各大型少数民族的大部分疆土,不在其中。

   既然如此,西部中国的广大幅员又是怎样变成中国版图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呢?

   这恰恰就是因为有崛起于中国内亚的边疆帝国参与了中国国家建构活动的缘故。这一类型的帝国萌芽于辽,发育于金,定型于元,发达、成熟于清。它在治理汉地方面基本上包纳了汉唐帝国治理模式,而它多于汉唐帝国模式的,是对中国的整个内陆亚洲部分贯彻国家主权、实施国家治理的一套制度体系,在清代以理藩院为其执行机构。理藩院所管,涉及设官、户口、耕牧、赋税、兵刑、交通、朝贡、贸易、宗教等各方面的当地事务。这些都是汉唐式帝国在府县建制之外的地区从未履行过的国家职能及权利。最先认识到这一点的是雍正帝。他说:“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

   中国的内亚帝国模式在国家治理方面的理想目标,与汉唐帝国模式也大不相同。后者一直以“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也就是用汉文化整个地覆盖全部国家版图作为远期目标。而前者则试图在帝国内部保持不同文化和人群的多样性特征,以及与之相适宜的不同管治体制。清代官方颁布的包含满、蒙、汉、维、藏五种文字对照的词典,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证。有人说,是否也应该在明朝找找它的内亚性。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带讥讽的戏言,还是一个认真的想法。明朝如果也曾具有某种内亚性格,盖皆由明初欲全盘接收元帝国疆域这份遗产而从事的力不从心的经营所致。想在明中后期寻找内亚性的努力,则大概多半是要落空的。

   当代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是汉族以及诸多的中国少数民族一起参与中国国家构建的共同历史成果。中国的疆域,是分别由数十个不同民族各自世代居住、或在由若干个不同民族共享的场合下世代居住的历史家园所构成的。怎样在统一国家的宪制框架下,让这些历史地属于各民族、各人群的世居家园都获得富有各自独特性的发展,这是留给当代中国人的一个无比重大的问题。

  

   本文原载于《文汇报·文汇学人》(2015年10月9日刊),转自“腾讯网”的“腾讯文化”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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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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