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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江东:东北抗联教导旅组建过程中的苏联因素

更新时间:2020-09-20 08:32:06
作者: 郝江东  

   苏方召集开会的主要目的,应是加强对东北抗联的了解与掌握,并为双方关系确立原则。一个重要佐证是,苏联远东情报机构在1940年9月提交莫斯科的报告中,对东北抗联的描述是“我们改编过的”28。会议期间,苏方代表确有体现“改编”之意。他们主要是向周、赵、冯三人系统了解东北抗联的历史与现状、组织结构与斗争策略等,并主持讨论东北抗战的统一问题。会议决议主要确定了双方新的关系模式,指出远东军将对东北抗联担负起党、政治、组织和军事的指挥责任,与东北抗联建立常态化的联络机制,建立统一的游击运动以及统一的组织与指挥体系;东北抗联要转变斗争策略,保存现有实力,为苏军从事情报侦察工作。决议还特别提到,应当肃清东北抗联内部的日本奸细,并对部队官兵的越境行为作出严格规定。周、赵、冯均表示愿意接受苏军领导。29

   会议结束后,周、赵、冯三人立即返回中国东北传达指示。吉东与北满在与苏军建立联系、为苏军执行情报任务的问题上,态度是肯定的。1940年4月至10月,周保中利用从苏联带回的电台收发电报90余份,向苏军汇报日“满”军在东北一些地区的部署、兵力、调动、运输等情况30。北满方面接获冯仲云传达的信息后立即致信王新林,表示愿意改善情报侦察工作31,同时在党内、军内发出指示,称情报侦察工作已经成为争取抗战胜利“有决定意义之一环”,要求各部“即刻建立专门侦探机关(侦探部),设侦探科专司其职,选择良善、诚恳、机警、有经验的干部,实际进行工作”32。但是,东北抗联各自为政、矛盾重重的局面并未有大的改观33,而苏联与东北抗联的互动关系也未完全理顺34。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40年秋。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签署同盟条约,虽专门指明不针对苏联,但很难说消除了苏联对战争的担忧。当月,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与总参谋长梅列茨科夫提交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详细阐述了“爆发日军大规模侵苏战争”的可能性,指出“日军能够集结超过50个步兵旅、1200辆坦克和3000架飞机,这些坦克和飞机以及至少30个步兵旅在25天至30天内就能完成集结”,建议“整编能够增强我们国防安全的各种力量”35。同一时期,有关日军蓄意挑起边境冲突的情报被提交给莫斯科的高级情报部门36。鉴于这种形势,总参谋部侦察局局长戈利科夫在给国防人民委员部的报告中建议援助中国抗战,特别提到要加强对中国东北情报人员的组织与培养37。

   此时,东北抗联各部正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周保中在给王新林的信中指出:“各地域游击队活动单位减少,游击队人数极度缩减……今年冬季若无最直接有利的外部条件,那末情形的严重和失败的可能,是可以预先估计到。”“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东北民族解放斗争曾起过有重大历史的意义,现在是否能继续这一斗争?用什么具体的有力的方法来继续斗争?这是目前须要从根本上来解决的问题。”38他建议苏方“收集东北游击队残存的力量,蓄备和组织与东北四省有关的斗争力量,应付不久到来的新局面”39。苏方显然清楚东北抗联的危机,一些人甚至明确指出,东北抗联“没有远东军帮助是不可能和日寇斗争的”,“这样的斗争下去没有甚么效力,没有什么结果”40。

   令苏方更为警惕的是,根据苏军情报,东北抗联已遭日军严重渗透。1940年9月,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局指出,“近来在加强对满洲游击运动讨伐的同时,日本情报机构正采取更为精确的方法从内部瓦解游击运动”,包括向游击队派出大量间谍以及组建冒牌的东北抗联部队越境苏联搞军事侦察,这些冒牌的东北抗联官兵大多能混过苏军审查,“赢得我们信任并深入我们领导满洲游击运动的指挥中心”,因而“必须采取措施清洗游击队中的日本奸细,将他们带到苏联审判”41。1940年,仅哈巴罗夫斯克边防军就逮捕了上千名来自中国东北的越境者。经审查,其中267人是东北抗联官兵,245人是日本间谍42。无独有偶,1940年9月,抗联第二路军总部及警卫队直属部队党员大会决议指出,“反奸细斗争”已经成为部队“最重要的任务”13。加强远东情报工作与应对东北抗联生存危机的迫切需要,应是促使苏军召集第二次伯力会议的重要原因。

   1940年9月底,王新林向东北抗联“一切军事领导者、政治委员和党书记或党委”发出到苏联开会的通知。为确保他们准时到会,他在通知中谎称将有中共中央代表参会并“解决党组织和目前游击队运动的一切问题”43。对于自1938年就与中共中央断绝联系、迫切希望恢复联系的东北抗联领导人,这不啻为他们前往苏联开会的最大动力。11月初,接到通知的抗联领导人相继进入苏联。“当时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共中央代表是否来到,见人就问的,都是有关这方面的问题。”44周保中事后也讲,他去苏联开会的主要原因是听到有中央代表参会45。然而,参会代表并未见到中共中央代表。苏方起初对此含糊其辞,称“来否未定”,最后明确通告“不来了”,这一度让参会者感觉会议就是一场“骗局”46。

   这次会议自1940年12月断断续续开到次年3月。获悉中共中央代表无法参会后,周保中、张寿篯一面就此提出抗议,要求苏方确切说明会议“性质和任务与范围”,并协助“建立确定的中共中央关系”;一面提出将在党内讨论批准东北游击运动继续执行第一次伯力会议达成的原则指示47。1941年初,周保中组织参会代表召开“准备会议”,就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诸多问题形成决议案。然而,由于无法联络中共中央,这些决议均未经中央批准,实际上不是最后决定48。2月,远东方面军司令部主持会议,决定将继续执行第一次伯力会议达成的原则指示,重申对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帮助和指导”49。对于此种会议局面与成果,周保中曾抱怨苏方“缺乏适当的确定的主张,结果空费了许多时间,作了无益的争论”50。

   事实上,莫斯科与苏联远东军都非常重视这次会议,其“确定的主张”应是借此会议加强对东北抗联的了解与掌握。王新林的主要工作就是统计、甄别与调查。他在给所有人发出会议通知之前,曾专门指示周保中收集并提前通报有关东北抗联各部情形、战斗行动的资料与“关于敌人之一切军事策略和行动,以及所得之胜利文件”,包括俘虏审讯记录51。会议期间,他要求前来参会的抗联领导人围绕苏方事先拟定的19个问题分别提交报告。这些问题包括东北党各级组织和领导系统、领导人员名单、选举机制、社会成分、年龄分布、党内生活、工作机制、群众工作、青年工作、宣传工作等。他还要求各部详细汇报自己所辖官兵的履历及牺牲、越境人员名单,面临的主要现实困难与希望得到的援助。52

   苏方还对周保中作了详细调查,形成了多份鉴定报告。1941年1月至2月进行的两次调查对周保中的评价是“有军事才能”“富有经验”“忠诚”“有威望”。在3月的调查中,共产国际干部部专门征询了负责东北工作的苏联情报人员的意见,调阅了许多历史资料,包括周保中在莫斯科读书时曾因参加托洛茨基小组被开除党籍的档案、杨松负责东北工作时的报告等53。3月14日,共产国际干部部的维尔科夫和久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提交调查报告,再次确认周保中是一名合格的军事领导人,但同时建议对他的一些问题作进一步调查54。

   会议期间,苏方还以国际主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致性为由,提出要东北抗联取消原有系统,与远东军合并55。这个建议在东北抗联内部引起分歧与争议。一些人强烈指责苏方此举是要“取消抗联,收归己用”,但也有一些领导同志认为可由王新林公开担任东北抗联的总司令,直接指挥东北抗战。周保中坚决反对,指责苏方的建议“否认了中国革命须要自力创造,否认了局部斗争,否认了联邦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革命任务的区别点”56,他提出东北抗联可以依照国际主义精神帮助苏联搞情报,但绝不能给苏联做侦探57。经过周保中的努力,东北党内最终围绕这一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致使苏方的要求无果而终58。

   从1940年12月到1941年3月,参会代表按照王新林的要求提交了一系列报告与各种资料。这些报告与资料,连同苏方各种调查报告被陆续提交到莫斯科。1941年1月3日、4日,莫斯科情报部门官员连续两天向季米特洛夫汇报东北局势与东北抗联的党组织问题。1月16日,情报部门官员与哈巴罗夫斯克远东军事委员会委员比留科夫再次与季米特洛夫讨论东北党和东北抗联问题。在2月24日的讨论中,季米特洛夫还专门作出了相关指示。59结合前文所述,这次会议的整体情形与会议期间关于东北抗联领导人的调查,显然不会令季米特洛夫满意。接到共产国际干部部提交的周保中鉴定报告后,3月17日,季米特洛夫找久津当面了解东北抗联领导人的问题,并在当天日记中写道:“那里极不顺利。”60

   第二次伯力会议虽然在某些问题上给苏方“极不顺利”的感觉,但总体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尽管未能按照自身意愿实现对东北抗联的掌握与整编,苏方仍以会议正式文件的形式重申了对东北抗联“非正常的、临时性的”的指导地位61。会议期间,王新林完成了对东北党与东北抗联的历史与现状系统、全面的调查,对主要领导人乃至每位官兵也都作了详细调查。这不仅为苏联远东边境的反奸工作提供了现实帮助,也为将来整编东北抗联以及派遣小部队执行情报任务奠定了基础。在抗联方面,经周保中等抗联领导人的努力,会议确立了一些规范双方关系的原则,包括苏军对东北抗联的领导须符合中共的现实政治路线,对部队的调遣要经过东北抗联指挥部,要尊重中共的组织系统,要适合东北抗联的内在需要等62。

  

   “停止派遣”

  

   令前来参会的东北抗联领导人始料不及的是,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没能立即回国,而是滞留苏联直至抗战结束。1941年5月,王新林(即索尔金)突然以“环境不许可,恐怕招致日本强盗帝国主义法西斯的挑拨”为由,要求在苏东北抗联官兵“停止派遣回满洲”63。对此,现有研究一般接受周保中当时的看法,认为是苏日中立协定的签订导致“停止派遣”64。这份协定及其标识的苏日友好关系,是莫斯科从30年代初就孜孜以求的目标。协定签署后,斯大林的确逐步停止了对中国抗战的援助,放弃了与中国一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事业。但这份协定能否构成东北抗联“停止派遣”的原因,还值得商榷。

   很多迹象表明,莫斯科与东京的战略共识并未立即为双方远东职能部门所感知或贯彻实行。一方面,日本军方不相信苏联的承诺,“仍然没有能摆脱远东苏军的沉重压力”,没有立即削减对苏军备65;另一方面,来自苏联远东情报机构有关日本将蓄意挑起冲突的情报,仍被大量地提交给莫斯科66。很多情报都提到日本情报机构派到苏联的间谍数量急剧增长,在远东地区的活动日益猖獗等情形。出于确保远东国防安全的考虑,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指示警惕日军突然进攻,要求加强军事部署。内务人民委员部则指示筹建远东情报部队,以备在苏日战争爆发后“派到敌后战略据点与中心”。67由此,“停止派遣”的缘起与其说是莫斯科不愿破坏苏日关系友好气氛,不如说在为潜在的苏日战争作准备。

   王新林要求东北抗联“停止派遣”,显然破坏了双方刚刚在伯力会议上确定的关系准则,而抗联领导人长期留苏不归必将对东北抗战造成严重影响。周保中告诉王新林,“停止派遣”将使在东北的部队失去领导和组织,“以至不能支持而走到最后瓦解”,强调这一指示既非中共中央发出,也未经东北党讨论,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他还抱怨王新林“只是站在苏联远东军的一方面,而不是兼顾到中国东北斗争环境的实际需要方面”,称“革命部分的利益应服从整个利益”并不意味着“使整个革命利益去缩减了部分革命利益在整个范围的合理存在和发展”。抱怨归抱怨,他最后还是提出:“如果远东红旗军负责同志认为派遣游击队对于目前缔结的苏日中立条约有妨碍。决定不派遣我是不能不同意的。”68

既然清楚“停止派遣”的严重影响,东北抗联领导人为何接受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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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202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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