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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科斯·C.皮雷斯 卢卡斯·G:新门罗主义与中美拉三边关系

更新时间:2020-09-19 08:17:31
作者: 马科斯·C.皮雷斯   卢卡斯·G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号召拉共体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建议双方共同建设陆洋一体的大联通,培育开放互利的大市场,打造自主先进的大产业。这也是该倡议的题中之意。

  

   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越来越多的参与引起了美国政府对这个西半球外来者的关注和反应。美国外交家的态度也因此发生了转变,尽管2005—2013年间美国并不担心中国在拉美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当时中国仅被视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的一部分。将产业转移到亚洲尤其是中国,是一项非常有利可图的策略,可以利用当地的比较优势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苏珊·伯格就此评论道,生产转移和外包的过程以及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使得大型科技公司(例如苹果公司)能够与分包商(例如高通、富士康)合作,加快新产品(智能手机)的上市。实际上,2015年之前中国公司仍然在全球化中居于次要地位,主要从事无需创新能力、低附加值的生产工序。但从那以后,中国在多个产业逐渐成为西方国家公司的强劲对手,如高科技消费产品、复杂的系统和应用程序,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

  

   理论上讲,中国在拉美的活动对美国而言可以按部就班地进行:中国在该地区购买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用于生产廉价的消费品,保证消费者满意,同时也保证美国公司的利润。但问题在于这一假设是静态的,忽视了中国自身也可以掌握尖端技术、建立自己的跨国公司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可能性。美国政府及其高级官员曾经就抱有这样的观点。美国国务院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历任助理国务卿香农、巴伦苏埃拉和雅各布森的言论均可作为例证,他们都曾参加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关于拉美的次级对话。2006年香农与中国时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戴秉国、外交部拉美司司长曾钢举行会晤,他后来到访日本时表示,美国认为中国突然对拉美地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不会产生消极影响,相反,可能会带来积极因素;中美双方开展对话,像本次就拉美问题进行次级对话是非常重要的。当时中国对大宗商品的强烈需求使得美国将中国在拉美的出现视为稳定因素,有利于缓解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国际收支压力。

  

   类似地,2010年8月19日,时任助理国务卿巴伦苏埃拉在参加了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关于拉美的次级对话后表示:“我们不会将中国视为威胁……实际上,我们看到中国为拉美地区带来了更多的机遇,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美两国都将受益于一个繁荣稳定的拉美,该地区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世界贸易当中。”2013年11月13日,雅各布森在主持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关于拉美的次级对话会议后作出同样的声明,即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参与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中美双方在拉美的活动不应被当作零和游戏。另外,她还指出:“我们看到中国在(西)半球越来越多的参与,无论是中国与该地区的商业往来还是投资关系,都产生了十分积极的效果。”

  

   特朗普上台后,正如前文所述,在特朗普政府内部极端保守派的压力下,美国结束了对中国参与拉美的“友好”政策。2018年2月,美国前国务卿蒂勒森警告拉美国家:“……尽管这种贸易带来了好处,但是中国采取的不公平贸易做法损害了这些国家的制造业,造成失业并降低了工人的工资。拉丁美洲不需要只想为自己的人民赚取利益的新帝国主义列强。中国的国家主导发展模式使人联想到过去……这不见得必须是这个半球的未来。”如果蒂勒森的立场还能被认为是“克制的”,那么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Mike Pompeo)就任国务卿则表明,美国政府对中国(和俄罗斯)参与拉美事务所采取的立场即使不是攻击性的,也将变得更加强硬。在特朗普针对中国和其他贸易伙伴使用保护主义措施而引发贸易战的背景下,这无疑令人担忧。对此本文将在接下来进行简要的探讨。

  

   三、贸易和科技纠纷下

  

   中美在拉争端

  

   中美贸易和科技争端加剧,严重影响了主要拉美国家在政治和贸易上的选择。需要强调的是,当中国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不足以与美国抗衡时,它从未被当成一个真正的挑战者。然而,中国在生产、金融和科技方面的进步改变了争端的格局。中国具有很强的行动能力,其规模庞大的外汇储备达到3万亿美元左右;中国具有强大的进口能力,可与美国的进口量相匹敌;中国拥有支持全球生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战略,即“一带一路”倡议;再加上近期中国在信息技术领域取得了显著进步,如在5G网络和人工智能系统方面都形成了能与美国相媲美的竞争基础。

  

   鉴于中美争端对拉美国家的影响,下面首先介绍两国争端的概况,然后分析这些争端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表现。

  

   (一)中美争端概况

  

   美国对中国态度从接触转为对抗的改变肇始于奥巴马政府时期。当时美国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意在遏制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自21世纪初,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中国成为许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于2011年在夏威夷大学发表演讲时,宣布了美国对亚洲政策的转变:“……然而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更有活力、更加持久的跨太平洋体系,一个更加成熟的安全和经济架构,从而促进安全和繁荣,推广普世价值,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倡导信任和责任,在今天存在的种种挑战面前鼓励有效合作。正如美国在塑造跨大西洋架构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一样,我们在太平洋地区也正在这样做。21世纪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是我们在这个重要的、充满活力而又复杂的地区收获前所未有的成就和伙伴关系的时期。”奥巴马提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该协定试图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没有中国参与的自由贸易区。在特朗普政府执政初期,因为美国的退出,导致该协定失败。

  

   事实上,自特朗普于2017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美国与中国的冲突不断升级,涉及政治、贸易、科技和防御问题。围绕本文的主题,现将争端的有关方面罗列如下。

  

   1. 一个中国原则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自尼克松访问中国以来,美国一直承诺遵守1972年《上海公报》所载的这一原则。在公报中,美国政府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地区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因此,对于2016年12月特朗普在上任前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的行为,在中国政府看来是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挑衅行为。而美国向台湾地区当局出售武器、派军舰多次通过台湾海峡等行动都加剧了中国的不满。此外,美国于2014年和2019年公然支持“港独”,亦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

  

   2.南海问题

  

   南海问题是中美两国分歧的焦点所在。该海域岛礁众多,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越南等国家之间对海域归属存在争议。中国主张“九段线”以内的海域属于中国管辖范围,美国对此提出异议,于是出现了两种相互矛盾的逻辑:中国在南海岛礁建设民用和防御设施,美国则组织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FONOP),在中国所属的岛屿附近通行,挑战中方对相应海域的主权。南海是国际海上交通运输最繁忙的交通线之一,可以想象在这个敏感问题上不乏矛盾因素。

  

   3.贸易战

  

   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对从多国进口的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其中包括中国。2018年4月中国政府对从美国进口的商品采取了反制措施。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由此开始并延续至今。这个话题十分复杂,双方不断有新进展,但纷争远未解决,因此需要单独讨论。

  

   4.科技战

  

   2018年4月,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禁止美国向中国智能手机公司中兴通讯出口产品。2018年7月中兴通讯向美国司法部支付14亿美元罚款后,美国宣布解除对该公司的禁令。2018年12月1日,应美国司法部要求,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被捕,美方指控该公司违反了美国制裁伊朗的法案。2019年5月特朗普颁布一项政令,禁止美国企业购买和使用华为产品,也禁止向华为公司出售零部件。2019年6月,习近平与特朗普在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双方同意重启经贸磋商,美方撤销对华为公司的制裁。然而,事态依然紧张。美国当局一方面向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施压,阻止它们使用华为公司的技术,另一方面限制向华为公司出售零件和系统。例如,2019年10月2日,华为智能手机Mate 30不再拥有直接访问谷歌应用程序商店(Google Play)的权限,导致该款手机无法使用谷歌邮箱、谷歌地图等程序。

  

   5.“一带一路”倡议和“建造法案”(BUILD Act)

  

   2013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一个宏大的经济和地缘政治项目,旨在扩大和增强区域合作。该倡议包含两条路线,一条是陆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另一条是海上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聚焦互联互通和相互合作。开始主要是连接亚欧国家,后来通过基础设施、交通和通信建设扩大到非洲和拉美国家。为了向该倡议提供资金支持,中国政府在2014年设立了丝路基金,规模为400亿美元,此外还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有利于弥补亚洲开发银行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上的缺口。

  

   然而,华盛顿方面却批评“一带一路”倡议是“债务陷阱”,向贫穷且负债累累的国家提供贷款将导致贷款缺乏标准、债务国违约。在美国政府门户网站“连线美国”(Share America)上,“一带一路”倡议遭到了严厉指责,并用漫画的形式描绘了一位男士被肩上印有中国国旗的包袱压得步履蹒跚。该网站称:“各国开始意识到轻易获得贷款要付出的真实成本和掉入债务陷阱后要承担的后果。提供贷款的国家借助债务获取战略性资产,例如港口或政治影响力。当斯里兰卡面对难以偿还的贷款时,该国没有其他选择,只好将一个重要的港口租赁给中国,租期为99年。”

  

美国两党派多名参议员甚至于2018年8月联合致信美国财政部部长姆努钦(Steven Mnuchin)和国务卿蓬佩奥,要求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注发展中国家可能提出的纾困请求,警告“一带一路”倡议贷款所隐藏的风险。在信中,参议员们提出以下问题:“您计划如何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识到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基础设施融资的风险?”“您认为其他国家是否会因为‘一带一路’倡议而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请求纾困?哪些国家将这样做?”“美国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大捐助国,如何运用其影响力确保纾困条款能够阻止仍在进行的‘一带一路’倡议项目或者阻止新项目启动?”“美国如何与盟国和伙伴合作,向各国通报中国基础设施贷款的风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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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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