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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斌:“自由国际主义”的迷思与世界秩序的危机

更新时间:2020-09-15 23:02:18
作者: 石斌  
贴上“道德”标签,无非是标榜其“合法性”,“里外”通吃而已!

   任何不能平衡公平与效率的秩序,都难免出现危机。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自由国际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日益陷入困境。以自由贸易、国际制度、民主政治这三大改革路径为例,贸易纽带并不能保证国家间关系的稳定与和谐,如当前中美关系所示,经济关系与其说是政治关系的压舱石,不如说是政治关系的产物;民主与和平之间也没有可靠的必然联系;制度霸权的非正义性更是显而易见。然而,各国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一旦体系结构发生变化,原有秩序自然会受到冲击。

   这三种途径还时常处于互相矛盾的状态。商业自由主义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了共和自由主义的发展?事实上,许多国家采纳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却并没有实现民主。更重要的是,一方面,自由国际主义的许多价值客观上并未在全球范围内被普遍接受;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又被有意无意地视为只有“自由主义国家”才能真正享有和衷心拥戴的秩序,这等于将国际秩序延伸到国内秩序。“新文明标准”“西方与非西方”(亨廷顿)“内部与外部”或“后历史世界与历史世界”(福山)等等说法皆属此类。那么对于所谓“自由主义国家”来说,“非自由主义国家”是应该被包容还是强制改变?如何避免强制所导致的混乱、冲突和失序?美国应该与中国进行正常贸易合作,还是将双边贸易与中国的政治文明进程挂钩?自由国际主义还经常声称不应将国家主权绝对化,然而却无法回答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以自由、人权为理由的国际干涉,难道不会削弱国际规则的作用,甚至为强国追求一己私利大开方便之门?

   如果说上述问题主要源于现行秩序的固有缺陷和外部挑战,那么来自西方国家内部的挑战是什么呢?从逻辑上讲,当然是“自由主义国家”对现行“自由国际秩序”也感到不满,开始自我怀疑自由主义的秩序理念或者放弃相应的外交战略。英国脱欧、美国“退群”以及西方社会保护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逆全球化思潮大行其道等现象,似乎都说明了这一点。但实际上,这些现象既有其国内经济与社会根源,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外部环境的反应,是全球化不均衡发展、传统收益分配格局被不断刷新的结果。

   不过,虽然看起来好像没有一个国家对现行秩序完全满意,就主要大国的国际秩序观念与战略行为而言,当今世界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主义”国家。俄罗斯等少数国家似乎希望将国际秩序推倒重来,但更多地流于言辞与姿态,主要还是为了表达对自身国际处境的不满,希望国际秩序朝着对自己更有利的方向发展。

   中国一再强调自己是现行国际秩序或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但这里的国际秩序并不是指“自由国际秩序”。按照中国政府的表述,现行国际秩序是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由国际社会共同确立的,其根本原则是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中国要努力维护的主要是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秩序与相关原则,但并不完全反对美国主导的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国际秩序,尤其是自由贸易体制与多边合作机制等合理、有效成分。

   反过来看,美国更不可能是什么“革命主义”国家,也不会彻底颠覆自己一手塑造、长期护持的二战后秩序。特朗普的战略调整,无非是因为美国霸权地位相对衰落,国内矛盾加剧,民族主义与孤立主义抬头,于是其强调国内优先、“美国第一”,进而认为一些多边合作机制与制度安排已不能满足美国的需要,或者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因此试图调整、重塑世界秩序,以便继续获取最大收益,防止或延缓美国霸权的衰退;此外还试图通过减少国际义务,推卸“领导责任”,以便积蓄国力,“重振国威”或“再次伟大”。而且,特朗普的政策行为具有激进色彩,一定程度上属于“非常态”。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的外交政策主张,其核心是“美国将再次领导”,与现政府的“退群”行为可谓针锋相对。如果民主党上台,完全有可能采取一些“纠偏”措施,例如重新加入一些国际组织或协议。由此,认为美国已经改变了二战后的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战略的看法并不准确,因为原本就不存在这样的战略,而且美国没有也不会改变其霸权护持的基本战略目标,不会轻易放弃其全球主导地位。就此而论,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政策变化更多地具有战术和策略调整的性质。

   总之,中国尽管认为现有秩序确实存在各种问题,但总体上还是要维护二战后秩序。美国也只是试图修改或规避其中对自己不再有利的成分。中美各自的关切与姿态看上去确实有所不同,过去经常被疑为“挑战者”的中国现在主要强调的是“维护”,原来的“护持者”美国现在则主要在表达不满。这种局部意义上的“角色”转变的确前所未有且意味深长,反映了全球格局与各自国内环境的变化,但双方显然都无意全盘否定现有秩序,更谈不上已开始出现“交接”换岗。

   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既要维持体系和平与秩序稳定,又要兼顾公平与正义,在逻辑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难题。如何平衡秩序与正义、稳定与变革的关系,疏解其中的价值冲突,是每个时代都会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全球化时代的利益格局错综复杂,价值体系日趋多元,维持秩序或追求正义,并不能与“保守”或“革命”简单画等号;在国际秩序问题上,“守成”或“挑战”,与传统大国或新兴大国似乎也不能构成直接的对应关系。实际上,面对“大变局”,无论是新兴大国还是传统大国,都必须做出战略调整。关键在于,大国的国际秩序观念与战略,是否能够超越上述各种二元对立模式,尤其是能否在关注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因为,无论要摆脱危机还是重建秩序,都需要有真正负责任的大国。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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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集刊》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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