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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西南联大 ———张世英的片断记忆

更新时间:2020-09-15 16:10:59
作者: 张世英  
入木三分;贺麟,出中入西,儒家本色;金岳霖,游刃数理,逍遥方外。总之,名家荟萃,各有千秋。西南联大是百花园,学子在这里可以任意采摘;西南联大是万神庙,学子在这里可以倾心跪拜。我和我的联大同学们就是在这样自由的学术雨露中成长起来的。

  

   旁听在西南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而且老师之间互相旁听之事,也经常有之。我亲身经历的是,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我在西南联大期间,共旁听了四五种课程。从旁听中学到的东西似乎更牢固,更多启发性。

  

   中西融合是西南联大哲学系老师们治学的共同特点。仅以冯友兰为例。冯先生讲中国哲学史,总是联系西方哲学史来考察。他讲中国哲学史,却把我的兴趣引向了西方哲学史。通过冯先生“讲的”中国哲学史,我觉得中国传统思想缺乏分析和逻辑论证,许多内蕴很深厚的东西都被掩藏了起来,可以玩味,却难于解说。我当时心想,要学哲学就要学西方哲学,中国传统里太少逻辑。

  

   如果说冯先生的哲学最高原则是“有”,那么,汤用彤先生的哲学最高原则就可以说是“无”。冯先生的讲课给人以现实感,汤先生的讲课则把我带入了一个“玄远之境”。冯先生与汤先生,一个说“有”,一个说“无”。双峰并峙,各显神通。我们作为联大哲学系的学生正好可以在双峰之间飞跃。

  

   汤先生融合古今,博贯中西,连通梵华,其开设的课程几乎遍及哲学和哲学史各部门。汤先生之重史料,是我所听各门课中之最突出者。他的论断似乎都有史料上的依据。

  

   我所听汤先生三门课中,印象最深的是魏晋玄学。他在课堂上讲得最多的是“物我两忘”和“即世而出世”。汤先生说:“笛卡儿明主客,乃科学之道,但做人做学问还需要进而达到物我两忘之境,才有大家气象。”他所强调的“大家气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汤先生讲课着力于王弼。王弼主张“有之所始,以无为本”。汤先生把我引入了一个既要面对现实又能超脱现实的境界。

  

   我刚入西南联大不久,就知道当时同学中流传的一种看法,说北大是“学而不思”派,清华是“思而不学”派。我觉得,这样说未免太片面、太简单化了。尽管如此,“重史”与“重论”(“重思”)两种倾向,在北大与清华之间,确实各有所长。我们作为西南联大的学生,能受惠于两方面的优点,真可谓得天独厚。

  

   我选修金岳霖先生的课有“知识论”与“形而上学”两种。金先生的课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对古希腊科学“自由精神”的赞赏。这种“自由”就是不计较金钱、名誉,专心致志于纯粹的理性思维、科学探索,这就叫做“为求知识而求知识”。我们今天讲发展科学,需要提倡像金岳霖这样的哲学家的“纯粹性”。

  

   金先生讲课,有他独特的风格。他一进教室,首先是一阵闭目凝思,然后说两句又停一停,他似乎是要把我们都引入他所设计的瑶琳仙境之中,与他同呼吸、同思维。偶尔他会突然叫起一个同学的名字:“啊!这个问题,你说说你的看法。”我就被金先生叫起过好多次。有时,他干脆让我在课堂上讲上十多分钟,他边听边问,或自问自答,同学们也不时插话。一时间,课堂变成了七嘴八舌的茶馆,师生变成了平等对话的伙伴。更有甚者,个别不懂事的同学竟敢当面顶撞金先生:“您的看法有矛盾,不对。”金先生不以为忤,不断地说:“唔!唔!”金先生之大度,全班同学无不敬重。

  

   访问者:当时西南联大的学生们是不是也都比较关心时政和战况?

  

   我的感觉,当时的学生们坐到茶馆里,都谈两件事:第一是谈功课、谈书本的事,再一件就是谈恋爱。除此以外,也许有第三件,便是秘密地谈点国事、骂骂国民党,当时谈国事都是骂国民党,像我们都骂教育部长。当时的教育部长叫朱家骅,是我们哲学系里被骂的对象,骂得很难听,都公开地骂。茶馆里的墙壁上挂的是“莫谈国事”,但学生们在茶馆里依旧一道喝茶,一道谈贝克莱、谈学问,谈的兴奋起来骂骂朱家骅、骂骂蒋介石,真是有趣的事。

  

   访问者:我看过一个材料,说西南联大的很多老先生会在学校里公开讲演?

  

   对,当时西南联大的学生们很关心今天晚上哪个大教授讲什么课,大家对讲演特别有兴趣。

  

   有一次,海报公布说今晚刘文典先生讲《红楼梦》,天还没黑,听课的人就已经人山人海了。一开始安排了一个可以容纳二三十人的小教室,那根本不可能满足学生需要,于是换到两三百人的大教室,还是不行,最后换到大操场,大家坐在地上听刘先生讲《红楼梦》。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扩音器,只能靠刘先生的大嗓门。本来预定是7点开讲,大家苦等到7点半,刘文典还没有来,我们就在底下笑说刘先生是不是抽大烟去了?跟我一起坐在地上的是化学系的老教授,我很惊讶地问:“您也来听《红楼梦》啊?”化学系的教授不高兴地回答:“为什么我学化学的就不能听《红楼梦》?”又过了半个钟头,刘文典先生才到,他坐下来一口一口地抽烟,半天不语,底下竟然非常安静。大伙儿对刘先生非常崇敬,鸦雀无声,等他抽烟。最后他开口说第一句话:“呔!你们都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啊!”他也不说大家好,也不说耽误了大家半天时间,第一句话就是:“你们都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啊。”于是化学系的教授笑说:“大混蛋,小混蛋。”他倒不是骂我们这些人是混蛋,是骂刘文典是混蛋,到现在还不来讲课。

  

   访问者:当时国家那么困难,还坚持办西南联大,还是想让知识分子有一个可以安心学习的地方。

  

   当时学生们的思想中,只有两个愿望,第一就是救国;第二就是个人的理想。这些在今天看来或许尽是幻想,但在当时却是大家心中所想。包括恋爱也是这样。当时学校里有两个来自农村的穷苦学生在恋爱,突然有一天,他们俩在一所旅馆的房间里被发现,两个人抱在一块死了,脸上竟然还是笑嘻嘻的,传说是喝了氰化钾自杀了。这两人非常穷,但不知为什么,竟愿意为爱而死,据说这个男学生神经有问题,曾经被关在一个庙里,女孩天天送饭去给他吃,非常令人感动。我们那时候,人的脑子里面除了救亡、念书之外,总还有一些哪怕是空幻的理想。

  

   访问者:1949年以后,您到了北京大学,这个选择是否也是您追求理想的表现?

  

   当时的大多数学生,都是向往共产党、追求进步的,我和我妻子就是跟着闻一多追求进步的学生。我妻子立场更偏左(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天津解放后,哲学系取消,说我们过去学的那一套哲学都是反动的,他们就要我当政治课教员。讲政治课的时候,一旦讲到唯物论观点时,就跟我原来装的东西矛盾起来了。由于我原来学的是另一套东西,讲的又是唯物论,心里觉得非常别扭。当时,北平这边的高教部组织了一个机构,由艾思奇等人做老师,把北平的、天津的教政治课的年轻老师召集起来,每个星期开一次会。课上,先由我们来汇报学生提了什么问题,然后让艾思奇来回答,我们回去后再根据他的回答来照本宣科地回答学生。对于某些尖锐的问题,艾思奇一听就火了,他大声对我们说,这种问题你们不要回答!提这个问题的人就是反动!

  

   我原来在西南联大受的是英美教育,我喜欢听西方的古典音乐。解放后,街上满街打腰鼓,我听到这个声音就很受不了。我就跟妻子讲(当时她在南开大学中文系当助教),妻子就嫌我不进步,说我还是老一套。后来院系调整,全国各大学的哲学系都取消,所有的人都并到北京大学了,我就又回到北大了。

  

   访问者:1952年您回到北大之后,贺麟、冯友兰等老先生是不是正在进行思想改造?

  

   对。当时贺麟、冯友兰都成了批判对象,原因是他们留过学、受过英美教育,党组织就叫他们写自我批判,他们又都不会写,就叫我们这些年轻人帮他们写自我批判。

  

   访问者:在老先生们集中起来进行思想改造的时候,谁来讲课呢?

  

   一般是年轻人可以讲课,当时我在哲学系讲联共(布)党史。那时候我也不太懂什么是联共(布)党史,于是每天晚上都是到凌晨3点才睡觉,早上10点钟又起来,抓紧时间拼命地看书。我又不爱拿着稿子念,因此要把这些材料背到脑子里面。讲课的时候,我在讲台上放一个简单的讲稿提纲,只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跑野马”。学生对我的评价都说张先生讲课从来没有废话,这是因为我事先把要讲的内容看了之后,在脑子里面熟悉,完全形成我心里面的话再来讲述。

  

   1953年秋,哲学系领导把我从马列主义教研室调到外国哲学教研室,从此,我开始以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为专业方向。科研方面主要集中在西方哲学史上一些主要问题的综合论述和黑格尔哲学两个方面,但由于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从事专业研究的时间实在太少。从1953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十余年的时间里,就有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四清等几次大的运动,完全不上课,不做科研。

  

   我的第一本书是《论黑格尔的哲学》。从这本小书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前,还出版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述评》和《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两本主要著作,与同行门合编了《欧洲哲学史》。

  

   截至1964年,我共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哲学研究》、《新建设》、《红旗》等报刊上发表文章约40余篇。主题和内容与我当时的科研方向相对应,大多是对西方哲学史上一些主要问题的综合论述和黑格尔哲学两个方面。

  

   回顾这一时期,我真不胜惭愧。那是一个以政治压倒学术的年代。我的上述那些有关西方哲学史的论文和评述黑格尔的著作,都是在各种政治运动的夹缝中写作的,因而也都打上了当时的政治烙印。大批判是当时政治对学术研究的最高指导原则,对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首先是批判,批判其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然后才是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地吸取其中的“合理内核”,这已经成了当时研究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固定公式。我对于西方哲学史和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也是按照这样一个公式进行的。我在论述西方哲学史的发展线索和内在逻辑以及介绍、讲解黑格尔哲学的内涵方面,诚然做了一些细致的工作,但我的主要“研究”是着力于划清这些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界限,对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作出批判。为了服务于当时的政治,这些批判现在看来,大多过头,少有对哲学史的原作原意作出切实的、深刻的分析。

  

我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和论文著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也都是以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为主旋律,还夹杂一些对中国著名黑格尔哲学专家贺麟先生的唯心主义观点的批判。前不久偶尔翻阅到那些文章的相关段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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