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麻国庆:社会与人民:中国人类学的学术风格

更新时间:2020-09-06 22:46:21
作者: 麻国庆  
殖民地人民出于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需要,也开始重视对本民族文化和社会进行研究。这两股潮流汇聚在一起,推动了人类学领域,催生了本土研究的高潮。但在此之前,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建立的机构和培养出来的学生,就已经从中国社会的历史资源和基本单位出发,致力于描述和整理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特殊性,解释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问题。

   这些研究虽然着眼于本土的社会和文化,但实际上继承了人类学的学科传统,并在中国的知识谱系中进一步发展。弗特斯(Meter Fortes)在20世纪50年代曾将人类学分为“社会”和“文化”两大传统。“社会的”人类学以梅因(Henry J. S. Maine)、摩尔根(Lewis H. Morgan)、麦克伦男(John F. McLennan)和结构功能主义为代表。“文化的”人类学以泰勒(Edward B. Tylor)、弗雷泽(James G. Frazer)和博厄斯学派(Boasian School)为代表(Fortes,1953:11-14)。而在中国人类学早期的经典研究中,学者们已经尝试将“文化”和“社会结构”综合起来。比如,中国宗族、家族研究就把作为文化仪式的祖先祭祀与作为社会结构基础的家族组织结合在一起,并以此实现了对于中国社会的整体理解。如杨堃先生的《中国家族中的祖先崇拜》、林耀华先生的《义序的宗族研究》《金翼》、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和许烺光先生的《祖荫下》等,都是这批研究中的经典代表。

   其中,家乡人类学同本土人类学的区别在于,前者将自身置于西方的知识谱系中,用英文等外文对西方世界言说中国;后者则将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同学科理论结合,用中文为中国人分析中国社会和文化。后者的研究也是人类学本土化的肇始。近现代的中国学者面临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古籍上描述的荣耀和尊严正被内部的积贫积弱和外部的强力冲击所销蚀。费先生这一代学者以及他们的前辈从事社会学或人类学,大致总是想认识社会,从而改良社会,免除民众的疾苦和民族的屈辱。费先生在晚年反思自己的研究时就指出,“其中不可能不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烙印,随手我可以举出两条: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二是‘学以致用’。这两条也可以说是我自己为学的根本态度”(费孝通,2004:28-29)。在费孝通先生的三大研究领域中,从对汉人社会的研究、少数民族的研究到对全球化的关心,都寄托了对“创建美好社会”“创建健康社会”“唯希社会更美好”的人文关怀(费孝通,2019:301-306)。正如费先生在谈及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时指出的,“从社会中得到的知识要回报于社会,帮助社会进步,这就是‘学以致用’,这是中国的传统”。1这种关怀不仅是费先生个人的,也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和“学以致用”的理念。

   正是出于“从实求知”“学以致用”的学术追求,费孝通先生一直认为传统经济活动及新的动力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所以才决定将表现中国经济生活的巨大变迁作为自己的研究目的。他在《江村经济》的前言中就写道,“正确地了解当前以事实为依据的情况,将有助于引导这种变化趋向于我们所期望的结果。社会科学的功能就在于此”(费孝通,1999:2)。为了推动文化和社会,实现成功的变革,对真实情况的研究特别重要。他因此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我们的根本目的是明确的,这就是满足每个中国人共同的基本需要”(费孝通,1999:4)。

   类似的理念也体现在同一时代的日本学者柳田国男“学问救国”的思想中。当时的日本貌似已经成为一个可以与欧洲列强匹敌的近代化国家,但是实际上人与土地加速分离,人们的价值观发生巨大变化,再加上愈来愈明显的殖民主义倾向,“传统日本社会”处于崩溃边缘。柳田深感要建立“真正的学问”以救国,从而开始着手建立系统的民俗学。柳田国男所创立的“一国民俗学”2就是典型的认知自我(即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学问,其目的就在于明了什么是日本人、日本人从哪里来、什么是日本。在这一主张之下,柳田提出建立“内省学问”,认为只有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人才有可能掌握其自身的民族文化(桑山敬己,2019:127),特别是涉及精神、心灵领域的研究只有本国人能做。他因此“主张日本的事情只有日本人才明白”,而“乡土的事情只有乡土人才明白”(桑山敬己,2019:128)。

   这种研究目的上的特点并不是费先生或柳田国男所独有的,而是与其同时代的学人们共同拥有的理想和追求。像芮逸夫就试图依据世界文化分类的类别来说明“中国”具有哪些不同的性质,希望由此将中国带进世界体系,使之成为世界学术关注焦点之一(芮逸夫,1972:1-71)。而吴文藻先生所推动的人类学本土化在后期和“边政学”密切相关,他本人更身体力行地参与到当时国民政府的边政事务当中,主持了专门的《边政公论》杂志,推动了边疆地区民族、宗教以及教育问题的研究(周星,1997)。柳田也从日本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应该将国民经济的重点从外部发展转向重视国内市场的产业结构调整,提倡要为此进行农业改革,扩大国内需求,盘活工业和农业的市场循环,实现工农的均衡发展,减少对海外市场的依赖。

   不难看出,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与民族国家的建设进程密切相关。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一学科同样深受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影响。于是在中国人类学发展中出现了“传统”与“现代”、“人文”与“科学”、“客观的科学描述”与“主观的国族建构”交杂的状况。这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显著特征。要理解学科当时的发展或者今日的现状,就必须依据此特征去揣摩学术脉络背后的复杂关系。

   要理解这种思想史的特征,就必须首先考虑中国学者身上“格物”和“致用”并存的文化传统。余英时指出,传统上中国学者一直有两个自相矛盾的观念与态度,一个是以“内圣外王”来从事社会改革的“尊德性”之道统,再一个就是追求真理而具致知精神的“道学问”。前者以王安石的“经世致用”为典型,后者的代表则是清代的考据之学。在这一分类下,大多数中国传统学者居于二者之间(余英时,1976:121-156)。

   在民族议题上,历代中国学人积累了丰富的“类族辨物”知识。儒家伦理本位的认识论扩展到族类关系领域,形成了区分“中心与周边”“华夏与四夷”的认识框架。其结果就是在认识和治理五方之民的过程中以中原为中心划分中心与周边,以教化为标准划分我族与他族——“四周蛮夷”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候补人”(Yu,1967)。但这套文化的界定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政治、文化的发展,类别和关系在不同历史情境中的内涵又有不同。“夷”接受了中原的礼仪、制度、法律,就可以成为“华”的一部分,“夷”与“华”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传统族类知识系统一方面便于认识这些差异化极大的他者以“格物”,另一方面则可以确定应对周边族类的策略以“致用”。这些传统知识经过人类学区分“自我”与“他者”的认识论转化,为本土人类学和国家人类学提供了基础。抛开这背后族类不平等的历史局限性,可以说,我国的思想传统塑造了自身社会人类学的家国情怀,也为后来的学术转向埋下了伏笔。

  

  

   三、迈向人民的人类学

   在殖民地解放和民族独立高潮之时,人类学研究与特定的民族国家建设进程紧密联系起来,学科属性打上了民族国家的烙印。从此,人们开始反思殖民主义人类学的研究动机和价值判断。同时,为学理而学理的所谓科学主义的人类学受到质疑,其研究目的是否从当地人的角度出发、是否为当地人的发展服务,也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1980年3月,费孝通先生在接受美国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纪念奖”时曾做过题为“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也许我们还需要有比前人更大的勇气和才能,才能真正地实现一个能使科学知识完全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费孝通,1980:111)。他认为,很多人类学者所关心的似乎只是他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所写下的关于当地人的文章,而不是当地人本身的发展问题,并对此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在费先生看来,对人民有用的社会调查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者有责任满足广大民众的切实需要,生产真正反映客观事实的社会科学知识,为实现一个和平、平等、繁荣的社会而服务。这是他对于新中国人类学发展的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哲学社会科学被赋予了人民民主、社会主义等崭新的特征,人类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的转向,国家话语和国家的在场成为人类学研究离不开的话题。

   在人类学这个学科的重要发源地英国,人类学是作为一门建立帝国(empire-building)的学科而出现的,其目的在于了解境外殖民地的“他者”。而在欧洲大陆和其他国家,这个学科则主要关注一个社会内部各有差异的主体如何达成一种认同上的共识,重视“内部他者”如何凝聚为一个民族,以服务于建立民族国家(nation-building)的目的(Stocking,1982)。后来实现民族解放的地区延续了后者的取向,纷纷发展出民族国家建设型的人类学。这种倾向发展出民族化风格的人类学。Ethnos杂志曾在1982年第1、2期组织过专题,发表了讨论印度、波兰、苏丹、加拿大、巴西和瑞士人类学与民族化风格的七篇文章。不同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各个民族的发展历史、思想传统,人类学在不同国家的发展历史、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等因素,都对各国人类学的取向产生了影响。但它们也具有明显的共同性,都涉及现代国家的形成和民族主义发展对人类学的影响。如安德森就指出,人文社会科学的建立多少与现代民族“想象的共同体”的建立有关系(安德森,2003:187-215)。

   比如在日本,柳田国男的一国民俗学的立足点就是以“家”为单位的乡土,强调有历史连续性的单一民族国家观。在《民间传承论》中,柳田认为日本是“一国、一语言、一种族”,一国民俗学就是“自己对同种族的自我认知”(柳田国男,1990)。柳田称一国民俗学为“国民生活志”(柳田国男,1982a:137)、“国民总体的生活志”(柳田国男,1982a:154)、“国民生活变迁志”(柳田国男,1982b:515),就是这种单一民族史观、日本文化等质观的表现。而因为一国民俗学继承了单一民族国家观,所以也被称为“单一民族学”。

   中国人类学所具有的特殊风格之一则是学人对于家国情怀的追求。传统上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思想在民族国家建设的进程中进一步发挥成为“为人民服务”,决定了人类学的研究取向和话语体系。吉尔赫穆(Tomas Gerholm)和汉纳兹(Ulf Hannerz)特别提出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处境与本国人类学的发展有莫大关系(Gerholm & Hannerz,1982)。中国近代以来的挫败和焦虑以及“五四运动”以来的实证学风构成了一种国家建设型的人类学,也可以说民族国家成为一种社会追求的产物。全球性科学在近代中国民族政治中的实践运用就在这里体现出来(Dik?tter,2003:251-278)。例如,1949年之前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大都集中在确定各民族与中原华夏族裔的历史关系问题上,以建立国族发展阶段。“民族”在“族”“群”“种”等传统概念的基础上,经过清末到民国的实践,1949年以后,更加强化了作为族裔民族的“民族”和作为“国家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双重含义和两者相混杂的内涵。

这种传统在新中国成立后同一系列国家主导的调查活动相结合,人类学、民族学由此形成了鲜明的服务国家建设的取向。其学科体系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实际上也不断强化这一特征。在教学体系方面,1949年以前,中国的人类学在很多高校特别是北方高校带有浓厚的社会学的色彩,主要关注汉人社会和历史的研究,如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后来在1952年前后的院系调整中人类学和社会学均被作为资产阶级的学科遭到取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2777.html
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20年0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