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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有德:雅典与耶路撒冷:西方文化的源流与生命力

更新时间:2020-08-19 17:05:59
作者: 傅有德 (进入专栏)  
20世纪的胡塞尔、海德格尔,逻辑实证主义、实用主义者,等等,莫不属于这一阵营。

  

   抛开西方哲学家们对于希腊和耶路撒冷之间关系的看法,我们不妨对西方文化做一由表及里的粗略透视。首先,我们看到的近现代西方文化是一个整体,它源于古代的希腊哲学和希伯来宗教,这两种传统犹如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概念,既有联系又彼此有别地共存于一个文化体中,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其次,虽然雅典和耶路撒冷之间有交汇,例如犹太-基督教传统中就融入了希腊理性的因素,理性主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也有不少人承认宗教信仰的作用,甚至主张理性与启示为“双重真理”。但是,理性和信仰、认知与启示、哲学与宗教依然作为两个领域而存在,并未“融合”为一。第三,雅典和耶路撒冷可能有时表现为冲突和对立,例如在近代早期的自然哲学家布鲁诺和物理学家伽利略那里,但就其本质而言,它们是彼此独立,并驾齐驱的。往深处看,这两个部分得以并存的根源是隐藏其后的人性固有且并存的理性和信仰这两种能力。理性和信仰功能各异,前者展示为人的认知,后者表现为人对神的托付或委身。犹如人的情感和想象力,二者因性质和功能不同而并行不悖,性质和功能不同的理性和信仰也共居于西方文化这个统一体中。还有,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西方社会,就会发现,理性的哲学、科学与宗教信仰的并存,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不容争议的事实。第四,希腊理性传统和希伯来信仰传统在近现代的西方并存,二者相互限制,使得彼此之间保持着一定的平衡,不致一方过于强势而完全压倒另一方,如中世纪的基督教与哲学那样。近现代启蒙思想家以理性对宗教进行的激烈批判,同时,巴斯卡、卢扎托、舍斯托夫等作为宗教哲学家对理性和科学主义的无情抨击,恰好表明了雅典与耶路撒冷在相互节制中相辅相成的效果。如果说启蒙理性对过度的宗教信仰的批判给科学的发展扫清了道路;那么宗教信仰对理性主义的抨击则抑制了后者的过度膨胀,使之保持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内。雅典与耶路撒冷的相互批判、相互限制彰显了西方文化本身具有的自我调试和完善能力。按照利奥·斯特劳斯的意思:西方文化的强大生命力恰好在于雅典和耶路撒冷两种因素的共在和张力。此言不谬。

  

   二、衡量的标准和判断

  

   在对西方文化做了上述历史性和总体性的分梳之后,下面试图回答本文开始提到的西方文化有无生命力和生命力何在的问题。

  

   要判断某一种文化有无生命力,需要一个衡量的标准。那么,这个标准是什么?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说:“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圈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footnoteRef:8] 按照卡西尔,文化是人的劳作本性在生存实践中创造的符号,它表现为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形态,而这些文化形态又反过来塑造人、影响人。在这个意义上,人是文化——符号的产物。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归纳出人的五种基本的需要,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而且认为这五种需要是一个由低到高的梯层结构。[footnoteRef:9]把卡西尔关于人与文化的关系的思想和马斯洛的需要理论综合起来,我们即可得到一个衡量文化的标准。显而易见,既然文化乃是人创造的符号,其作用在于服务或满足人——个体和群体——的需要,那么,满足人的需要的广度、强度以及平衡度,就可以作为衡量某一文化之生命力大小的标准。[footnoteRef:10]换言之,如果某一种文化能够同时满足人的多方面的需要,而另一种文化则只能满足较少方面的需要,那么,前者就比后者更有生命力;如果某一种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的基本需要,而另一种文化只在较小程度上满足了人的基本需要,那么,前者就比后者更有生命力;如果某种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的某些需要,而忽略了甚至压抑了其他大部分需要,即需要的满足程度缺乏必要的平衡,那么,这种文化在整体上就是缺少生命力的,甚至可以说是畸形的、反人性的。

  

   拿了这样一个标准,我们首先来看西方文化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人的生理需要即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众所周知,希腊理性主义哲学在近现代的欧美国家发扬光大并衍生出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导致了工业革命和信息化,创造出过去任何一个时代以及世界任何别的地方都无可比拟的物质财富,从而极大地满足了人的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现在,绝大多数西方人不仅衣食无忧,而且和占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可以说是非常优裕了。这是雅典或理性主义的巨大成功,也是现代西方文化中最辉煌的一面。虽然西方不止一次爆发过经济、金融危机,但从总体上看,西方在科学技术和与之密切相关的物质生产领域领先于世界是一个事实。

  

   其次,从人的安全需要衡量西方文化。在西方,大多数欧美国家的居民拥有医疗保险、养老金和社会保障制度(虽然各国不一),职业和收入比较稳定;社会综合治理比较周密,保证了大致良好的治安和秩序;以投票箱为标志的民主政治保证了政权的有序更替,避免了革命和由之引发的生命与财产危险。从总体上看安全度较高。诚然,西方世界较高的安全感得益于相对稳定的市场经济、社会保障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而支撑这些制度的主要是理性主义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政治思想。同时,宗教信仰,尤其是犹太-基督教的传统价值观仍然发挥着塑造人格和道德约束的作用,也成为提高安全感的重要因素。事实上,在安全方面,现代欧美国家如果不是全世界最完善的,也一定名列前茅,而理性和宗教信仰的共同作用是西方世界之安全感的深层次根源。

  

   再次,从归属和爱的需要方面看现代西方文化。理性的逻辑思维、工具性的算计,以个人权力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哲学和功利主义伦理,虽然在西方社会语境中有其合理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现代西方文化中冷漠无情的一面。同时,伴随着世俗化的进程,多数欧洲人已经离开了传统的教会,因而丧失了曾经拥有的宗教归属感和教友间的关爱(尽管美国要好得多)。爱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家庭和亲朋,而西方的家庭和亲朋关系向来是比较淡薄的。居高不下的离婚率、大量存在的独身者和单身家庭,老年人的孤独等现象,也从社会层面证明了人情的淡漠和爱的相对贫乏。因此,尽管西方国家有健全的社区机构,较完备宗教慈善组织等,归属感与关爱的相对贫乏仍可看作是西方社会的薄弱环节,这也是理性主义哲学和科学高度发达,宗教世俗化的负面效应和代价。

  

   第四,从尊重的需要判断西方文化。尊重在这里分为自尊自重和为他人所尊重两个方面。源于希伯来的犹太——基督教传统向来提倡在上帝面前人的平等和尊严,这一基本精神与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法学和人道主义伦理学所继承并弘扬光大。虽然以“权利”为核心的西方政治哲学、法学和伦理学有其偏颇之处,但其重视个人权利,倡导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反对侵犯他人利益等基本主张,则显示出自尊和尊重他人的特点。尽管在社会现实中存在弱势群体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工作机会的不平等、种族歧视之类的现象,但从整体上看,由于西方宗教与世俗的价值观皆强调了对个人和他人的尊重,能够对西方社会的个人和社会生活起到正面导向作用,因此说,在这一方面,现代西方文化仍然有其优势,至少不处于劣势。

  

   第五,从自我实现的需要评判西方文化。所谓自我实现,主要是指人的主体潜能和期望值的实现,用尼采的话说就是“成为你自己”。大致说来,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以前述“匮乏性的”生理、安全、归属与爱、尊重的需要得到满足后才产生,而且不是人人都有或经常有的。事业上的宏图大志、崇高的宗教或道德理想、科学家的痴迷精神、天才艺术家的执着,诸如此类,乃是某些人具有的“成长性的”潜能或需要。这些需要的实现会让当事人获得一种被称为“高峰体验”的莫大满足感。那些在人类生活各个领域中的出类拔萃者,都属于自我实现了的人。虽然这类人的价值的自我实现首先有赖于自身的内在动机和潜能,但毫无疑问,其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制度、人际关系、文化氛围等外部条件也是必需的。现代西方比较完备的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先进的教育制度使多数西方人得以健康成长,素质和能力得以正常地培养和开发。同时,稳定的社会秩序以及经济和政治制度,也为个人能力的发挥创造了较好的条件,从而让那些具有非凡才智和创造力的人得以施展,成就卓越的人格或事业。现代西方造就了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等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等一大批卓越的思想家,康德、黑格尔、尼采、维特根斯坦等一大批原创性的哲学家,罗斯柴尔德家族、洛克菲勒家族、比尔·盖茨等一大批工商业巨子,如此等等,可谓群星璀璨。可以说,近现代以来西方造就的英才俊杰甚多,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地区可以与之媲美。用马斯洛的理论看,他们都是自我实现了的人。换言之,西方之所以出现了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与其生活在其中的西方文化息息相关,而西方文化的核心是理性主义精神与犹太-基督宗教信仰。雅典与耶路撒冷发挥了文化底色的作用。一批批、一代代自我实现了的科学与思想文化巨人的涌现,从一个侧面彰显了西方文化的生命力。

  

   三、结论

  

   从上述粗疏的理论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在现代西方世界,人在物质生活资料、安全感、人的自尊和对他人的尊重、自我实现诸方面的需要都得到了较好的满足,其满足的范围和广度是较全面的,其中生理需要、安全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程度相对较高。从文化的深层看,这些需要的满足一方面得益于理性主义在现代西方的空前繁荣和由之派生的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相对稳定有效的经济、政治制度,另一方面也与犹太-基督宗教的信仰和价值观发挥的正面作用有内在关联。还有,雅典的理性-认知-理智生活这一学统和耶路撒冷的信仰-启示-神圣生活这一道统在西方实际上相辅相成,既相互限制,又相互补充,是西方文化具有生机活力的重要原因,也是上述需要得以较大满足的内在根据。爱因斯坦说过:“科学而无宗教则跛,宗教而无科学则盲”。在西方,理性主义及其科学形态恰好与宗教信仰共存于统一的西方文化体系之中,起到了互为补益的作用,从而避免了可能的科学之“跛”与宗教之”盲”。

  

   当然,在现代西方文化中,信仰与理性并非总是处在理想的平衡状态。二战以来,高度发展的科技和宗教的世俗化和非建制性,造成了物质欲望的膨胀、道德信念的相对式微、人本主义、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傲慢自大,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雅典与耶路撒冷的平衡。这也是西方人在归属感和关爱相对贫乏的重要原因。幸运的是,现代西方文化包含的理性主义和宗教信仰两大基本要素的共在产生出了一种纠错机制。就是说,当这两大因素丧失了平衡而变得一方独大时,另一方会毫不留情地对其展开批判和抨击。这样一来,另一方就不得不放慢脚步,进而逐渐恢复常态。由于这样的“纠错机制”的存在,即雅典理性因素与希伯来宗教信仰的共在且相互限制与相互补充,造就了一种处于动态平衡、相对自足的现代西方文化,从而较充分较恰当地满足了人的多层次需要。因如说,尽管现代西方文化远非完美,但它仍然具有较大和顽强的生命力。

  

   这里说西方文化仍然具有自足性和生命力,无意贬低非西方文化的地位和价值。本文的主旨在于,我们应该寻求一种比较可靠、公允的标准,去衡量西方文化是否仍然具有生命力,然后再回答西方文化是否正在或已经没落,而某一别的文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在可见的未来取而代之,成为在世界范围内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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