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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隆国:重建“神圣的罗马帝国”:中古早期欧洲的政治发展道路

更新时间:2020-08-19 00:10:49
作者: 李隆国  
在客观上加速了帝国政治的神圣化(基督教化)进程。

   《民法大全》开门见山地表达了基督教信仰的重要性:“事实上对于元首而言,没有什么东西比正确的信仰更能放射出灿烂的光芒,没有什么东西比真正的宗教更能抵挡住衰落,因为当正确的信仰和宗教主宰人生、释放光芒时,它们就既能驱散黑暗,也能阻止堕落。”

   553年在君士坦丁堡举行的第二次君士坦丁堡普世基督教全体主教公会议上,查士丁尼充满权谋而顽强地实现了他的真正目的:通过教宗来控制宗教信条。查士丁尼本人并没有主持这次宗教会议,但是当教宗维吉里乌斯(Vigilius,537— 555年在位)与他意见相左之时,他就派遣官员前来劝说,甚至动用军队,迫使教宗最终在会议决议上签字。《罗马教宗列传之维吉里乌斯教宗传》引用该教宗的话说:“他们不是让我来见虔诚的元首查士丁尼和提奥多拉皇后,而是戴克里先和伊洛伊特丽雅(Eleutheriam)。”

   对于查士丁尼时期的政教关系,长期流行两种不同解释。一种是“和谐主义”,认为皇帝与罗马教宗和君士坦丁堡牧首彼此协作,实现了宗教政策和教义上的统一;另一种则是“恺撒教宗主义”(caesaropapism, C?saropapismus)。马克斯·韦伯曾对恺撒教宗主义进行过经典阐释。他认为,该体制的核心特征就是世俗统治者掌控教会,“世俗统治者不言自明地在宗教事务上拥有至高权威”。但如理查德·普莱斯所言,此类概念有时代错位之感,将教俗分离时代的观念套用到教俗不分的时代,徒增对教会史的误解。可以肯定的是,通过罗马教宗和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协助,查士丁尼利用基督教会重新收复了大量失地,全面系统地确立了以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为主导,罗马教宗和君士坦丁堡牧首有时积极协助、有时又顽强抗争,从而达成宗教政策相对统一的格局。

   现代学者往往称查士丁尼所塑造的拜占庭帝国为“基督教罗马帝国”,并引用查士丁尼颁布的《新律》第6条作为经典表述。“源于仁慈,上帝赠予人礼物,其中最大的礼物就是教士和帝国;一个管理宗教,另一个管理人事;他们同源且涉及人事。如果教士们不断地为了皇帝而向上帝祈祷,那么皇帝就要优先尊重教士。如果一方是圣洁的且能接近上帝,而另一方合理适宜地从事征服,那么就会营造一种充分和谐的氛围,促使一切有利于人类的事情发生。因此,我们特别关注上帝的真正教义以及教士的荣耀,我们相信上帝通过他们赐予我们恩典,以便确保我们已拥有的并获得我们尚未拥有的。”这段话表达了“教士为皇帝祈祷”与“皇帝优先尊重教士”这样一种交换关系。秉持这样的理念,以查士丁尼为代表的拜占庭皇帝推动帝国的基督教化,并建设“神圣的罗马帝国”。

   尽管查士丁尼所代表的君士坦丁堡皇权毫无疑问地控制着罗马教宗,但是正如皇帝莫里斯致希尔德贝尔特王的书信中所言,君士坦丁堡与西部地区山海远隔,罗马教宗与君士坦丁堡皇帝在地理上的这种分离为罗马教宗发展自身的政治利益创造了条件。在皇帝莫里斯与法兰克王国的外交往来中,罗马教宗并没有显露身影。但到8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实力急剧衰弱之时,面对伦巴第王国咄咄逼人的军事和政治逼迫,为了保护帝国在意大利的利益,君士坦丁堡皇帝命令教宗走上政治前台。在这一过程中,罗马宗座逐渐将宗教权威转化为政治权威,并扩张自身的政治利益。与此相应,罗马宗座在这一时期发展出独特的神圣政治理论,积极利用西部新兴的加洛林王朝来保护自己的政治利益,甚至试图取代皇帝管理帝国西部地区。

  

   二、罗马教宗的“神圣政治观”

   当6世纪晚期君士坦丁堡皇帝自称其帝国为神圣的罗马帝国的时候,罗马教宗的反应也非常积极。教宗格雷戈里一世(Greogry I,590— 604年在位)乐于使用“神圣的罗马帝国”(sancta respublica )这个词,在他的书信集中一共使用了6次。可惜的是,此后的教宗如何看待这种称呼,并不是很清楚,似乎格雷戈里的继承者们并不愿意使用这一术语。

   7世纪初,教宗霍诺留(Honorius I.,625—638年在位)处置格拉多(gradensem)大主教福尔图纳图斯异端问题时,给拉文纳总督伊萨提乌斯(Hysatio)及相关主教们写信,称帝国为“基督教罗马帝国”:“我们派遣我们的人与杰出的伦巴第王汇合,以便毫不延迟地通缉那位叛国(relicta ab eo respublica)、投靠异族、拒绝和谐统一、背叛上帝、不敬的福尔图纳图斯,追缴他所携带的一切财产,以便这些财产的拥有者可以从基督教罗马帝国(christianissimae reipublicae )方面获得同样的权益。”

   在《伦巴第书信集》(Epistolae langobardicae collectae )中被归为教宗格雷戈里二世或三世、标号为11的书信中,教宗要求威尼斯公爵协助拉文纳总督,以便夺回拉文纳城:“那座拉文纳城恢复了臣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状态,再次属于我们的儿子利奥和君士坦丁两位大皇帝的管辖之下。”由于这封信的真伪存在争议,我们很难证明这位教宗对“神圣的罗马帝国”这个名号感兴趣。从目前所能掌握的证据来看,似乎7世纪以后罗马教宗使用“神圣的罗马帝国”的次数偏少。

   从8世纪开始,具有崇高宗教权威的罗马宗座被迫越来越多地卷入政治旋涡中,甚至726年意大利发生的称帝叛乱就是被教宗格里高利二世劝阻的。涉足政治的现象非常生动地体现在《罗马教宗列传》的内容结构中。按照教宗传的体例,其记述的主要内容为教宗的宗教事务管理活动,例如维修教堂、装饰教堂、教士任命等;但8世纪上半叶的教宗传几乎都有很长篇幅介绍教宗在政治事务上的活动和成绩。

   然而极为吊诡的现象是,罗马教宗是应拜占庭皇帝之命日益涉足政治的;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罗马教宗逐渐摆脱君士坦丁堡皇帝的政治控制。个中缘由,研究教会史的学者往往强调两种因素:一是皇帝们推行了与教宗不同的宗教政策,即破坏圣像运动;二是拜占庭皇帝无法提供切实的军事援助。但不论原因为何,在8世纪中叶,罗马宗座开始在西部寻找政治帮手。739年,教宗格雷戈里三世(731—741年在位)决定请求时任法兰克宫相的查理·马特干预意大利事务,劝阻伦巴第人南下。加洛林家族成员编写的《弗里德伽编年史续编》对此作了如下描述:“(教宗)祈求订立盟约以便放弃皇帝那一方,并保证查理王出任罗马执政官。”从此以后双方不断接触,最终导致“罗马宗座—法兰克联盟”的形成。

   751年,伦巴第王艾斯图尔夫攻占拉文纳,拜占庭帝国管辖意大利的拉文纳总督府失去根据地。753年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派遣使者来到意大利,与教宗斯蒂芬二世(Stephen II. 752—757年在位)一起同艾斯图尔夫谈判,请求续签和平条约或缔结新的和平条约。谈判历时一个多月,最终宣告破裂。艾斯图尔夫同意教宗继续北上前往法兰克王国,但阻止了帝国的外交使节。帝国外交使节只得绕道海路从马赛去见丕平,请求法兰克人的帮助。754年教宗斯蒂芬二世与查理·马特之子丕平三世(Pippin III., 俗称矮子丕平,751—768年在位)在基尔基耶会面,达成“丕平献土”协定。

   754年抑或755年丕平出兵意大利,迫使艾斯图尔夫称臣纳贡,答应归还所攻占的土地。丕平留下巴黎圣德尼修道院院长弗尔拉德作为外交特使,负责处理意大利的善后事务,自己率军回国。在教宗返回罗马之后写给丕平的第一封信中,斯蒂芬二世明确提到“丕平献土”:“你努力保障圣彼得的权益,通过你的一纸捐赠文书(donacionis paginam ),你善意地确定那些东西要予以归还。”但教宗也承认这位艾斯图尔夫王“还没有归还哪怕是一块领土给圣彼得和罗马帝国(rei publice Romanorum)的神圣教会”。

   755年底至756年春,艾斯图尔夫再次围攻罗马城。教宗斯蒂芬二世只能派遣外交使节从海路前往法兰克王国,请求丕平及法兰克人出兵。这个时候,斯蒂芬二世代表的是“我们和全体罗马人民的灵魂”,并“将神圣教会和我们罗马帝国人民的保护责任委托给丕平、其子和全体法兰克人”。随着军情日益吃紧,教宗竟然给丕平及全体法兰克人送去圣彼得“写”的信函,要求他们保护罗马城和城中的罗马人民。同年,丕平第二次出兵意大利,艾斯图尔夫彻底屈服称臣,随后去世。从教宗斯蒂芬二世的书信来看,在这次出征之后,他以“维持原有的统一管辖”为由劝说丕平将伦巴第人攻占的其他城市也交还给圣彼得及其人民,也就是罗马教会。“让曾经被统一管辖的其他城市,包括边界、土地、居民点和林地,完整地归还给你的精神之母——圣教会。”

   艾斯图尔夫去世后,伦巴第王国围绕王位继承发生纷争,德西德里乌斯(Desiderius,757—774年在位)为了争取教宗的支持,许诺归还攻占的领土。在致丕平的书信中,教宗保罗一世(757—767年在位)对此有所提及:“(德西德里乌斯)在弗尔拉德面前发誓将下述城市归还给圣彼得:法恩莎(Vaventia)、伊莫拉(Imulas)、费拉拉(Ferraria)包括其辖区、林地及其属地(territoria),还有奥西莫(Ausimum)、安科纳(Ancona)和休马纳(Humana)诸城及其林地。他提议此后让加林诺德(Garrinodus)和格里莫阿尔德(Grimoaldum)公爵将博洛尼亚(Bononia)城及其辖区归还给我们,并承诺将永远维持与圣教会及其人民的和平。”

   尽管此后这些土地多次得而复失,但通过“丕平献土”的方式,罗马宗座于法权上将原帝国控制的意大利中部地区攫为己有。这一转变在《罗马教宗列传之斯蒂芬二世传》中有更加直白的表达。帝国的外交特使约翰跟丕平交涉,请求将艾斯图尔夫占据的意大利城市和领土归还给帝国。该传记征引了丕平的答复:“根本就不可能将这些城市从圣彼得、罗马宗座和教宗的手中夺走。(丕平)已经发誓了,他如此频繁地战斗可不是为了讨好凡人,而是出于对圣彼得的爱以及使他本人的罪行得到宽恕。”

   但是,罗马教宗与拜占庭皇帝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为罗马教宗既有控制意大利中部辖地的利益,也有作为“普世宗教领袖”的追求。教宗保罗一世虽然将皇帝的使节称为希腊人,但也称君士坦丁堡为“帝都”(regia urbe )。在765年致丕平的信中,保罗教宗明确表达了其核心利益诉求:对“丕平献土”的权利以及罗马宗座的至尊权,“即尊崇作为灵魂之母和全体教会之首的神圣罗马教会,与此同时,请兑现你为了永生而许诺给圣彼得的礼物;而且无论如何不能忽视圣彼得的权益和权力。”

   经过8世纪50年代的战火与外交往来,罗马宗座不仅明确了其核心利益诉求,而且形成了一套新的神圣政治观,其基本框架是:保护教会—政治神圣性—胜利与永生。政治的神圣性来自教宗的膏立,而膏立的条件是君王要保护罗马教会的权益,如此一来,君王才能在战斗中获得胜利并在来世获得永生。就像教宗在致丕平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我请求你们,上帝保佑的、出色的孩子们,凭主宰一切的、万能的上帝,凭我们的女主人、永远的贞女、光荣的圣母玛利亚,凭天国的荣耀,凭圣使徒之首彼得和保罗,以及凭我们所有人都得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还账且无人能够幸免末日审判,请马上并毫无迟滞地将你们许诺给圣彼得的捐赠,包括城市、居民点、所有人质和俘虏在内的一切,归还给圣彼得。因为在圣彼得的协调下,我主通过卑微的我将你们膏立为王,以便借你们之手,让教会和使徒之首获得其权益。”

  

   三、从“罗马国老”到罗马皇帝

抵达法兰克尼亚时,教宗斯蒂芬二世随身带着一些政治礼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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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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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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