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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宽重:从活的制度史迈向新的政治史——综论宋代政治史研究趋向

更新时间:2020-07-25 22:49:16
作者: 黄宽重  
既总结了百年来制度史的研究成果, 也深切地反省了过去的缺失不足, 希望藉以改变政治史既有的研究型态, 重新出发。该书呼吁学者应跳脱制度阐释的藩篱, 由以往强调宏观、静态、脱离历史实际的文本主义制度史, 转而重视制度的动态发展与运作过程, 尝试把握制度变迁与背后复杂的人事权力关系, 以更贴近历史实情, 总名之为“活的制度史” (4) 。制度不外乎人事, 政治体制的运行并非仅由人单纯地遵行、符合制度规范, 更是制度与人事之间的相互为用。当制度建立之后, 仍须透过人事从中解释、运作, 乃至创造新制度的发展空间;倘若太过单一、静态地看待制度, 未能与社会发展相结合, 制度史将沦为孤立的考证, 而非具有历史意义的学术问题。

   2001年会议的与会者多是中国大陆宋史学界具有代表性的学者, 经过反省式检讨并调整研究取径后, 宋代政治制度研究的整体情况有明显的改变, 其中以邓小南教授指导的博士生论文最为具体。这些作品着重阐述制度形成、推动与执行过程中, 外在环境变动与人事权力关系所造成的影响, 不再将制度视为客观独立且凝止不变的存在。论述也多能兼顾动态发展过程与人事运作的角色, 将研究范畴扩及参与政治运作的各类社会组织与力量, 以及文化发展与政治关系等, 使政治史研究不再偏于上层、中央政治结构, 转而注意下层、地方性的领域。

   这些成绩可以说明, 推动活的制度史研究, 实有助于中国大陆宋史界走出旧有研究框架, 对宋代政治有更整体的了解。不过, 活的制度史只是活络政治史研究的途径之一, 若期待政治史研究能改换新貌, 仍需结合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 形成跨越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整合性观察, 使其内涵更为丰富多元, 才能让政治史研究得以在众多学术领域的竞争下, 开展新猷。

  

   五新政治史研究的萌芽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降, 历史学界各类研究异军突起, 并相继形成热潮, 将政治史逼向边缘。然而, 早在政治史初逢挑战之际, 宋史研究前辈学者就曾尝试透过不同视角, 发掘具新意的政治史议题。

   首先对政治史提出反省的, 是已故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刘子健教授。刘教授早年修习政治学, 专攻宋史, 并教授中国现代史。其以政治史为研究主轴, 提倡新视野、新方法, 对宋代政治人物如范仲淹、欧阳修的讨论, 都有别于传统。 (1) 刘教授在20世纪60和70年代曾发表如《背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包容政治的特点》、《王安石、曾布与北宋晚期官僚的类型》、《南宋君主与言官》与《略论宋代武官群在统治阶级中的地位》等多篇论文, 多从宏观角度讨论南宋立国环境及政权特色, 论点虽仍待深化充实, 但明显摆脱传统论述, 重视解释与新观点的提出, 颇具启发性。 (2) 惟当时台湾与中国大陆学界, 缺乏这样重视思辨的训练, 刘教授的研究方法只能对个别学者产生影响, 却未能带动起全面性的研究风气。 (1)

   20世纪80年代末, 日本广岛大学寺地遵教授所提出的“政治过程论”, 也可视为新政治史的先驱。日本学界的宋史研究, 长期受虎次郎、内宫崎市定等学者的宏观政治学、唐宋变革论影响, 多以中央政治为讨论中心, 关注君主独裁政治论, 且过于偏重北宋时期。寺地遵教授有感于此, 特别以南宋为研究对象, 提出政治过程论的观点, 以微观视角考察南宋官僚机构中, 由皇帝到最下层的连线间所存在的势力集团, 及围绕国家决策所发生的冲突、抗争, 也就是将中央与地方联系起来, 以分析政治过程。 (2) 其代表著作就是《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 (1988) 一书, 该书于1995年译成中文。 (3)

   该书的出版对日本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影响颇为显著, 后继者对此观点的阐述, 也时有新见。如大阪市立大学平田茂树教授, 便曾以政治空间 (场) 的文书传递, 以及奏议与对策等议题, 来阐述宋代政治决策的过程。 (4) 不过, 直到近年, 寺地遵教授的论点才因平田教授与余英时教授在著作中的引介, 而广受华人学界重视。此一强调过程的动态研究, 也表现在邓小南教授发其端、黄宽重继其后的文书传递与政令运作的研究项目中。这一系列的相关研究, 不仅注意政治制度的功能与运作过程, 也关注到资讯取得对帝国统治、士人沟通的关系, 让制度既与人事相结, 形成动态发展, 且能从政治运作的角度, 赋予原属各专门领域的学术议题新的内涵。具体成果见于邓小南教授主编的《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 (5) 一书, 及《汉学研究》中的“宋代的讯息传递与政令运作”专辑。 (6)

   继中国大陆宋史学界提出活的制度史论点, 以活络政治史研究之后, 近年出版的二本宋代政治文化史专著, 即余英时教授《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及邓小南教授《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 更直接促成了新政治史研究的出现, 并在宋史学界中引发了广泛的回响。余教授研究涵摄经济、学术、思想等诸多领域, 并长期以研究思想文化、宋明理学及个别思想家哲学内涵为主。《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以思想史内容的政治解读为主要取径, 关注孝宗朝著名思想家所形成的道学集团, 及其因关切国是所展开的活动, 强调综合文化史与政治史研究, 注重二者的互动关系。 (1) 邓小南教授则在探索宋代官僚制度之外, 进一步阐发宋史学者所熟知的祖宗之法, 如何为北宋历朝君臣所利用, 又如何影响当时政局, 细致勾勒出政治过程、制度运作与人事互动间的连动关系。 (2) 上述二本专书几乎同时以不同取径, 重新诠释了宋代政治史的文化意涵, 在学界纷纷检讨如何在传统的典章制度之外, 寻求政治史研究新出路之际, 遂成为宋史学界发展新政治史最直接的触发力。

  

   六个人的研究经验

  

   除了学术风潮的转折起落外, 个人的成长经验与学史历程也使我对宋代政治史研究有些体验和想法。

   我成长于台湾社会的艰苦发展阶段, 深切体认到个人发展与外在社会环境变化息息相关, 因此从年轻时就格外关切台湾现实环境的整体变化, 个人的成长经验成为我学习历史的启蒙。大学时期, 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虽相继引入台湾的大学校园, 但当时可资阅读的资料不多, 亦欠缺适当引导, 我所接受的训练仍较着重传统的深度研读。其时, 适蒙东海大学中文学系孙克宽教授指引, 我开始研读南宋文集, 并注意到宋、金、蒙三势力兴替之际的政治环境, 与当时两岸关系多有扣合之处。 (3) 从此, 我除了多面相地考察大环境变迁的政治议题, 也养成了从现实经验寻找灵感, 进而留意史料, 探索社会现象之历史议题的研究习惯。

   从史料阅读中, 我既了解到历史现象无法以特定社会科学理论一以概之, 也体认到历史人物或事件发展, 与大时代变化间关系多重而绵密。本着这样的认识, 我总是尝试将历史经验与现实环境结合, 并从现实事务中理解、学习历史法则, 分析影响历史发展的多方因素;在研究时, 也特别关注在当政治环境发生变化时, 个人与群体的适应、出路与最后的命运。我曾讨论过的理宗时代和战、边防与流民三项重要国是争论, 以及南宋义军、和战与南北人、归正人、“害韩杀岳”等收兵权与文字狱问题, 乃至李全父子和马扩等乱世英雄人物等议题, 都是受现实环境经验触发, 进而探寻其历史脉络, 而发展出的研究议题。 (1)

   我在研究之余, 喜欢阅读清末民初人物传记及名家回忆录, 也从中得到了研究宋代地方武力与地方军的灵感。从阅读传记与回忆录, 我观察到从清末到抗战期间, 不少地区仍存在中央政府不能有效控制的地方势力。由此联想到七八百年前的南宋时代, 表面上中央虽执行强干弱枝政策, 实际上仍应有地方武力的存在。有此体认后, 便特别留意南宋地方军、地方武力的材料, 先后撰写了多篇论文, 最后集结成书。 (2) 如果没有这样的机缘, 很难想像在史料上偶然出现的飞虎军、摧锋军、左翼军、茶商军、两淮山水寨等名词, 有何历史意义与研究价值。从个人经验中在在体会到, 如果研究者能够关心、观察, 进而思考现实社会中各种现象的历史背景, 并透过阅读, 培养史料敏感度, 慢慢搜集并从中筛沥出有意义的材料, 往往就能逐步串连出具有历史意义的研究课题。

   个人虽然因从事地方家族、地方军与地方武力等研究, 而被视为宋代社会史或军事史工作者, 但实际上, 出于对整体现实环境的长期观察, 以及对社会与政治关系的兴趣, 我对政治议题较富敏感度, 研究内容也带有较强的政治性。我习惯将历史现象与政治问题联结思考, 近年来也尝试结合现有成果, 进行跨领域研究, 最近发表的三篇论文都呈现此一特质。第一篇是在《汉学研究》“宋代的讯息传递与政令运作”专辑发表的《晚宋军情搜集与传递——以〈可斋杂稿〉所见宋、蒙广西战役为例》 (3) 。该文利用李曾伯《可斋杂稿·续稿后》中十余万字的一手史料, 以政治与信息传递的角度, 重新探讨过去属于军事史的宋蒙广西战役。除阐述宋廷如何动员大批人力, 透过广西对安南、大理及羁縻溪洞三方面, 多管道地搜集蒙古军情活动, 并与中央频密联系以决定战略的过程, 也体现出战时体制下, 中枢与前线、君与臣之间的复杂关系, 以及因各方所处立场不同, 对军事部署与战略决策造成的影响。

   第二篇《宋代基层社会权力结构与运作——以县为主的考察》, 以县作为观察焦点, 讨论宋代基层社会, 与学界惯于以乡村里为基层社会讨论对象的作法有别。 (1) 这样的讨论方式, 出于对宋代“县”行政层级的观察。我认为县是宋代政治力与社会力的交会点, 县以下不再有朝廷命官, 县级官员是宋廷政治力运作的末梢, 而胥吏、士人、富豪 (形势户) 、基层武力, 乃至一般庶民所形成的社会力量, 能够与官府沟通之处, 也是在县衙。唯有在“县”的场域中, 胥吏、士人、富豪、官员等角色才有足够的讨论空间, 彼此的互动关系也较清楚。如果降低宋代基层社会的讨论层级, 许多重要人物的活力将不复存在, 也将失去历史研究的意义。

   第三篇则是《政治、地域与家族——宋元时期四明士族的衰替》, 总结个人过去对四明家族的研究, 将家族、地域、社会与晚宋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 是《宋代家族与社会》一书的另一观察性结论。(2) 四明士人家族透过共同合作、努力, 带动了各家族的兴起与四明共荣的地域社会景象。然随着各家族因政治歧见而疏离乃至对立, 以及家族内部冲突与发展的歧异等因素, 最终不仅导致各家族没落, 更使四明人的政治影响力在晚宋大幅衰退。此研究有别于以往侧重家族兴起, 反藉由家族的衰落, 捕捉地区性力量在南宋政治发展中的转变。同时说明, 四明家族政治影响力的消退有其渐进过程, 并非单单肇因于蒙元政权入主江南。此外也呈现出, 即使是家族史研究, 如果能注意政治面的发展因素, 仍可另展新局。

  

   七新政治史研究的范畴示例

  

   最后, 我想提出一些新政治史可能探讨的范畴, 藉以抛砖引玉, 激荡出更多具发展潜力的讨论主题。

首先, 历史研究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 不该为学科领域界线所切割。讨论历史问题时, 尤应广泛关照全局, 兼顾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等各种时空因素, 才能切近历史的全貌。历史研究若为迎合社会科学各专业领域而过度切割, 非但将自外于历史时空, 更会因过度倾向社会学科, 反而沦为其他学科的注解, 却又不易得到认同。政治史若要重新出发, 应整合不同学科的研究观点, 将过去被割裂为交通史、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等类别的诸多成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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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200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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