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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华:出土文献与上古文学史的生态还原

更新时间:2020-07-18 21:53:15
作者: 高新华 (进入专栏)  
甚至可以尽其所能地对历史上的文学进行“生态还原”。这就要求我们要突破“文学”概念的拘束,不是泥于“文学”的视角,而是基于文化的视野,来审视上古时代的话语表达,包括书面的和口头的表达。在文学渐趋独立的汉魏以后,几乎完全抛开“文学”概念(不论是狭义的“纯文学”还是广义的“大文学”)来研究文学是不可思议的,但在学科分化尚不明显的先秦时代,则恰是研究者应该秉持的原则。或者如常森所言,“任何阶段上的文学概念都只具有相对价值”,先秦时期,“基本上形诸文字的一切东西都被归于‘文学’”[11]。所以对上古文学的“生态还原”,宜以整体的形态加以呈现。因此,所谓回归文本及文学史的“生态还原”,不仅要关注文本本身,而且要对文本进行“全息”的过程研究。举例来讲,以前余嘉锡讲“古书校读法”,指出古书(主要是雕版印刷之前抄本时代、特别是秦汉以前的图书)具有许多后世书籍所没有的“通例”,如古书不题撰人、古书常别本单行等[12]。其实不止余嘉锡,同时代的不少学者都曾措意于此,如“吕思勉总结的几个重要的古书通例:先秦古籍,大多口耳相传,轻事重言;先秦诸子,大抵不自著书,今其书之存者,大抵治其学者所为,而其纂辑,则更出于后之人;古人著书,有所本者,大抵直录其辞,不加更定,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等”[13]。实则自章学诚对此已有论说,但诸家都是据传世文献的记载加以阐发,许多细节语焉不详或不够准确。今天在大量出土文献实物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对古代文本的各个方面进行更为详悉的研讨,如文本的载体及其取材、形制,文本的生成、传抄、授受、改编、庋藏及文本间的交互影响,官私藏书的情形,图书的分类与整理,书写者的习惯、学识,著述者的身份、著述意识及其演变,等等。

  

   现在有不少青年学者提出抄本时代的概念,主要是指唐代特别是唐以前的手抄本时代,并对这一时期文学的某些特殊现象进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孙少华、徐建委的《从文献到文本:先唐经典文本的抄撰与流变》,程苏东《写钞本时代异质性文本的发现与研究》,陈静、杨轶男《中国抄本时代的书籍出版特征——以《世说新语》的出版为例》等[14]。无疑的是,他们都较关注抄本时代文本的传播及与之相关的问题,而更宏阔的研究尚待拓展。

  

   三  对上古文学史生态还原的初步构想

  

   对上古文学进行“生态还原”式的研究,既需要有宏阔的视野,也需要做绣花针的功夫,仔细地“解剖麻雀”。在上古文学史研究的时间范围上,可以大致设定为先秦,而以秦汉魏晋的材料为辅证;其研究对象,则是一切传世的先秦文献及后人引述的先秦资料,加上新出土的文献。出土文献的范围,应包括史前时代的各种可能带有某种含义的岩画及陶器、骨器或玉器上的符号等,殷商及周代的甲骨文、铜器铭文、石刻文字等,还有近年出土的简帛文献,包括虽为秦汉时期、但内容传自先秦的简帛。

  

   从宏观上讲,上古是一个纵跨数千上万年的漫长时段,有必要依据一定的标准对此进行分期。过去对历史分期的观点多种多样,标准也不一。如按照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将夏商周三代以前视为原始社会,夏代至东周的春秋时期则为奴隶社会,战国起进入封建社会,晚明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清末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而造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局面,直至新中国成立而缔造社会主义社会,此即今日教科书所见的通常观点;或如按考古人类学的观点,根据人类使用工具的不同,将古代社会分为旧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等。马克思主义者是基于其阶级斗争理论、以号召工人阶级等底层民众革命为目的对社会形态的性质进行界定的,考古学家则主要是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情况进行判断而得出的结论。综合二者来看,虽然他们对历史进行分期的理论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从各自研究的实际需要或目的出发,并由此设立相应的标准。不仅马克思主义者和考古学家如此,这应是所有科学研究者共同遵守的准则。

  

   以往文学史的编写多以朝代更替为依据对文学史进行分期,但许多学者认识到朝代更替并不能完全反映文学自身的演变。因此,袁行霈在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的《总绪论》中提出了三古、七段说,并称这“主要着眼于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体现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所呈现的阶段性,而将其他的条件如社会制度的变化、王朝的更替等视为文学发展变化的背景。将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视为断限的根据,而将其他的条件视为断限的参照。”作者接着把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分解为九个方面,并对三古七段进行了详细解释。可是这部目前影响最大的文学史教材在编写中并没有严格遵循其分期理念,仍按朝代更替撰写。造成其分期主张无法很好贯彻的原因究竟为何?也许只有编者最清楚个中原因。也许,这与其分段的标准,即文学本身发展变化的九个方面,太过复杂不无关系。相比较而言,倒是文学编年史更容易体现文学史的原生态,正如前引陈文新对其《中国文学编年史》所评述的那样,通过引入“长时段”理论,将编年史的客观性、丰富性与传统文学史的规律性结合起来。然而,即便编者通过各种努力,力图揭示文学史的时段性和时代性特征,并建立不同史料之间的关联,但受制于编年的体例,阅读时的“零散”感仍难以避免。

  

   有鉴于此,我们对上古文学史的分期应该坚持袁行霈所提倡的文化学的视角,同时借鉴陈文新所引入的“长时段”理论;在设定分期标准上,借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与考古人类学的社会分期理论,坚持标准实用、简单的特性,避免复杂化造成的难以遵循。

  

   文学本身是人类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将文学史置于文化史的视野之下加以关照,本为题中应有之义。研究视野的宽狭,必然会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这里无意贬抑具体细节的个案化研究,因为无论如何宏阔的视野,脱离了细部研究,都将流于空洞和疏阔。然而正如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自序中所承认的,就其个性而言,笔者也是偏重归纳和综合[15]。不过这仅是我主张将文学史置于文化史视野之下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我认为还是应该坚持一个较为宏阔的视野,在细部研究上才会更好地把握方向,不至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弊病。

  

   之所以将文学史置于文化史的视野之下,还有一层考虑,就是二者的主体是相同的。例如在战国时代,文学史的主体主要是诸子百家,文化史的主体亦然。这本是极可理解之事,因为文学作品的作者一般而言就是那些掌握了文化知识的人,即“知识分子”,他们当然也是一个时代文化事业的主要缔造者,所以二者具有同一性。当然,这里也无意贬低民间文学的创造及其对上层知识者的重要影响;而是认为,就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实际情况来看,主流文学的主体是上层知识分子。

  

   在文化史的视野下关照文学史,把握了二者的主体即知识者的发展演变轨迹,便能够较好地掌握文学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面貌,以及在整个历史时期的演进轨迹,并可以分析其中某些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从而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文学与文学史。基于此,我们需要在文化史的大框架下,分析文学史应如何进行历史分期,并探索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学史的主体有何变化,大体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或特质。

  

   文学的主体,即“知识分子”的身份、阶层和社会地位在不同时代有着显著差别,能够反映文学史的演变过程,因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确存在着不同知识者“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大剧,这个交替的过程往往要经历数百上千年的“长时段”,并且文学主体是文学行为的主要执行者,可以反映与文学相关的绝大多数情况。因此,将文学主体确立为文学史分期的标准,应该是正确的选择。

  

   综合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思想史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中国古代各时代知识者的身份主要经历了从巫觋、史官、诸子到封建士大夫的替代、演变过程。可以说,这些不同身份的知识者不仅代表了各自不同时代的最高文化水平,他们还是文学史的主角,他们的著述行为、著述意识、文学成果等方面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演变的历程,都应是文学史研究的内容。据此,我们就可以大致将上古文学史分为巫觋时代、史官时代和诸子时代三个阶段。

  

   数千年的巫觋时代可以说是中华文明曙光初现之时。文明初期的巫师不仅是知识的保有者,而且是文明的缔造者。巫师的这一优势地位大约一直保持到商周之际,才被新兴的史官取代。在此时段,以巫觋为首的先民们创造了各种石器、骨器、玉器、陶器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及祭祀礼器,还发明了制作陶器的机械,不断改进各种器具加工的工艺,并最终发明了文字。自然,无论是诉诸文字的著述还是口头文学的创作和传播,巫师都是此时的主角。

  

   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中推测4000多年前的《尚书·尧典》时代就已有史官和典册[16]。其实史官并非真的“新兴”社会阶层,而不过是从巫觋蜕变而出的特殊群体。甲骨文中已出现各种“史”的称谓,如大史、小史、作册、东史、北史等,并已有“大史寮”的官署机构,这些无疑是西周史官体制的先声。西周确立了一种宗法封建的礼乐文明体制,在此体制下,以史官为核心的职官体系成为文化的创造者、保有者和传承者。西周至春秋时期可说是史官时代,亦可谓之经典时代。六经皆于此时产生,而其编写著述的原因,借章学诚的说法,固与其“周官之旧典”的官学性质分不开[17]。

  

   不过,史官时代的前、中、后期也存在些微的差异和因革。商末至西周初年史官制度开始形成的时期,史官的完备尚需时日,特别是各诸侯国有的还延续着旧的传统。西周中期以后,周代的礼乐文明开始繁盛,各种官制包括史官制度趋于完善。礼制仪节的繁缛和讲究,不仅直接催生了诸多书面文章如册命文书、诰、誓、诗歌之类,礼、乐、诗、书等经典也随之萌芽,有的甚至开始被编辑整理,相似的文风明显反映在青铜铭文等文字上。进入春秋,一方面,周天子的威权遭到挑战,“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制度开始崩坏;而另一方面,霸主们莫不以“尊王”相号召,于是出现这样一种怪象:礼乐越是崩坏,越是讲究。出于争霸或自保的目的,列国更加注重富国强兵即国家的治理,于是知识层开始思考治国之道,最初是针对某些具体问题提出想法,后来便出现一些较为系统的观点,这应该是最终导致诸子百家争鸣的源头。

  

   春秋末至战国、汉初是诸子时代。这一时期是紧接着春秋礼坏乐崩的乱象而来的,而且变本加厉:原来虽有灭国,但尚以“存灭国,继绝世”相标榜,霸主的目的更主要的是维持旧制;而今则务求一统,专在灭国,对旧的礼制不是维持,而是锐意变法创新。在礼坏乐崩的背景下,新的知识阶层——士人开始兴起。新的士不再是贵族的底层或四民之首,而是文士,是知识的最高代表,诸子更是士人的代表。诸子百家各从不同角度,提出治平之策,并纷纷著书授徒,甚至开始探究表达的技巧,著述意识空前高涨,出现了中国文学史的第一次繁荣。

  

   这个分期对于上古文学的“生态还原”提供了一个框架,在此框架之下,还需要进行极其繁重的勾描刻画,做绣花针的功夫。某些细节的探讨,的确会发现以往不为人注意的问题。

  

   例如,据铜器铭文,我们可以大致复原出西周时期册命仪式大致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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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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