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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华:齐威王“高祖黄帝”再认识

更新时间:2020-07-18 21:09:51
作者: 高新华 (进入专栏)  
所以,我以为齐威王说要“高祖黄帝,迩嗣桓、文”,绝不是要追宗认祖,而是要效法黄帝和齐桓、晋文,战胜诸侯,称王称霸。

  

   齐桓、晋文的霸业是春秋五霸中最辉煌的,也是离战国列强最近、最为人称道的人物。所以当孟子到齐国后,齐宣王问的,还是齐桓、晋文之事[⑨],足见威、宣父子两代,都对桓、文霸业心仪不已。所以威王励精图治,二十六年大败魏于桂陵之后,已是“最强于诸侯”,然而他在“周贫且微,诸侯莫朝”之时,独率天下诸侯朝周,不能不说是在有意地效仿桓、文霸业。另外,关于稷下学宫的设立,除了当时养士风气的影响,白奚还特别提出了齐国具有养士的传统,尤其对齐桓公小白的养士措施进行了钩稽考证,认为田齐桓公午之设立稷下学宫是对前者的特意效仿[⑩]。这一论证是很有意义的,这也是“迩嗣桓、文”的一个注解。

  

   关于黄帝,则有黄帝战胜四帝、炎帝和蚩尤的传说。《孙子·行军》载:“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这应该是春秋末年齐地旧有的传说,在齐威王之前约百年。《逸周书·尝麦解》载:“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末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鹖冠子·世兵》篇更有黄帝百战的记载:“五帝在前,三王在后,上徳已衰矣,兵知俱起。黄帝百战,蚩尤七十二。”《逸周书·尝麦解》的时代,据黄怀信的考证,主体部分当在西周初年的成王四年[⑪];鹖冠子是楚人。这些都说明,不仅田氏或齐国有黄帝以兵取天下的传说,从时间上看,黄帝胜炎帝、杀蚩尤的传说在周初甚至更早就已流行;从空间上看,在战国时百家、各地也都有类似的传说。所以齐威王将之与齐桓、晋文并列,一起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故铭文透露出的齐威王的真实意图在于争霸而非认祖。

  

   如果如郭老所言:“齐威王要‘高祖黄帝’,这应该就是黄老之术,所以要托始于黄帝的主要原因。”那么,田齐君臣是否采用过具有明显黄老特征的政治措施呢?从《战国策》和《史记》等现有资料来看,齐威王的政治措施之根本在其用人之道。

  

   (一)他特别重视人才,并善于纳谏。他听从淳于髡的谏议而“一鸣惊人”,听从邹忌的讽谏而“战胜于朝廷”,在与魏惠王会猎时以人才为宝,齐国人才济济,稷下学宫也日趋兴盛,都说明威王知人善任、虚心纳谏。

  

   (二)威王对即墨大夫和阿大夫的赏罚分明,“赏一人,诛一人”而使“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达到了大治的效果。

  

   这两方面,杨宽的《战国史》认为都是法家措施。对比汉初清静无为、休养生息为特征的黄老之治,这的确不具备黄老之术的特点,我们顶多可以说,他的赏罚分明有些接近刑名思想。联系齐威王的子孙,宣、湣、襄王和王建来看,既不具备行黄老之术的形势,更无其行动,而且从历史上人们的评价来看,尚没有人认为田齐政权的政治措施是黄老之术的。

  

   综上来看,首先,齐威王宣称“高祖黄帝”的真实意图,在于效法黄帝战胜诸侯、雄霸天下,而不是追宗认祖;其次,齐威王也没有采用过黄老治国之术。

  

   (三)  对《管子》推尊黄帝的考察

  

   稷下学者中有不少人或者是黄老学派的一员,或者与黄老之学关系密切,这在学术界早成共识;《管子》书中有些作品明显属于黄老性质或具有明显的黄老倾向,极可能是稷下黄老学者的作品,这在学术界也已有共识。因此,通过分析《管子》与稷下学者,并将之与其他诸子进行比较,我们或许能从中看出“黄帝”在稷下黄老学者中的存在状态,并进而探寻《管子》中黄帝与炎帝的关系、稷下黄老学者与田齐政权之间的关系。

  

   稷下黄老学者的著作,除了《管子》中有所保存外,还在《尹文子》、《慎子》中有所残留,其余皆已不可考见[⑫]。而现存的《尹文子》、《慎子》中没有关于黄帝、炎帝的记载。《管子》一书则比较复杂,刘蔚华、苗润田在《〈管子〉与稷下学》一文中指出,《管子》既非一人一时之作,而且也不是稷下学者的论文集,《管子》各篇的情况是相当复杂的,如《大匡》、《中匡》、《小匡》、《牧民》、《权修》等篇,可能是春秋时流传下来的管仲遗说;《轻重》、《侈靡》等篇,则可能是秦汉间的著作,即使战国文字,也未必尽是稷下之作,还应具体分析[⑬]。所以本文仅从该书中找出有关黄帝、炎帝的记载进行分析,对各篇的具体情况,除非直接相关则不作交代。《管子》有关于炎帝的记载一处,关于神农氏者五处,关于黄帝者九处。其中《封禅》篇神农氏与炎帝、黄帝同时出现,孙星衍云:“《礼记·王制正义》引‘炎帝’作‘少皞’。”[⑭]可能是对的,因为古书皆以炎帝与神农氏为一人,这样,则关于炎帝的记载在《管子》中有五处。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分析黄帝与炎帝(神农氏)及其他古帝王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有无高下之分。

  

   黄帝与炎帝(神农氏)同时出现的有以下二处:

  

   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虙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禅。” (《封禅》)

  

   桓公问于管子曰:“轻重安施?”管子对曰:“自理国虙戏以来,未有不以轻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谓?”管子对曰:“虙戏作,造六峜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黄帝作,钻鐩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兹胃之病,而天下化之。黄帝之王,童山竭泽。有虞之王,……夏人之王,……殷人之王,……周人之王,循六志[⑮],合阴阳,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则当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对曰:“并用而毋俱尽也。”公曰:“何谓?”管子对曰:“帝王之道备矣,不可加也。公其行义而已矣。”公曰:“其行义奈何?”管子对曰:“天子幼弱,诸侯亢强,聘享不上。公其弱强继絶,率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轻重戊》

  

   从以上两段文字来看,《封禅》篇中黄帝不过十二君之一,并未受到特殊尊崇;《轻重戊》篇也看不出黄帝比其他帝王有何特殊之处,而且,管子在回答桓公“何行而可”的问话时,认为应“并用而毋俱尽”,并不认为黄帝就比神农或其他帝王更值得效法。可见,在这两篇中,黄帝没有受到特别的推尊,炎帝(神农氏)也没有作为反面形象被加以否定,而是与黄帝一样,是作为古代圣王而受到尊敬的。事实上,《管子》书中没有否定某个古代帝王的说法,就连黄帝战胜炎帝的神话也没有出现。《形势解》将神农与禹、汤、武并论,认为:“明王之动作虽异,其利民同也。故曰:万事之任也,异起而同归,古今一也。”与上引两段的性质并无二致。《揆度》篇引神农富民之术,大概是农家言。只有《侈靡》篇所说的神农不易理解,其言曰:“故书之帝八,神农不与存,为其无位,不能相用。” 尹知章注以为八帝指五帝(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和三王(夏、殷、周)之和,所谓“神农不与存”,尹氏认为是“神农所存事迹独少”之故。但《管子》明言“神农不与存”,似乎神农不在八帝之列。黎翔凤解释说,“八帝为四正四隅八方之帝,日影所移,普至八方。当时北方观察较易,而南方远,不能设位观察,故曰‘无位不能相用’。炎帝指南方。”[⑯]本篇文字多天文历法词汇,黎氏的解释似可从。

  

   再看出现“黄帝”的各篇。若将各篇的学派流别作个大致的分析,则:《法法》、《任法》两篇是本于黄老的法家;《五行》篇属阴阳家;封禅的提倡者,有儒家、阴阳家和方士,而道家无与焉,《管子·封禅》已亡,今据《史记·封禅书》所引,似属儒家,但阴阳家如邹衍本出儒家,也是常常称道仁义的,所以也有属于阴阳家的可能;《桓公问》在杂篇,颇合儒家听于刍荛之意;《地数》、《揆度》、《国准》和《轻重戊》四篇属经济(轻重)方面的作品,与法家尽地力、富国强兵的主张近似。由此再看各篇中所述的“黄帝”,或许能把握得更准确些。

  

   在以上九篇文章中,多数是将黄帝与其他古帝王并列的,与上文分析的《封禅》、《轻重戊》两篇并无二致。如《法法》篇黄帝、唐、虞并列,《揆度》篇燧人、共工、黄帝、尧、舜并列,《国准》篇以黄帝、有虞、夏后、殷人、周人并称,《桓公问》篇以黄帝、尧、舜、禹、武王并列,说法虽错杂,但看不出对黄帝有特殊尊崇。不同的是《五行》、《任法》两篇,对黄帝的溢美之辞是显而易见的。如《任法》篇:“昔者尧之治天下也,……其民引之而来,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尧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 尹知章注:“比黄帝之于尧,则尧有为而黄帝无为。”这应该是本于黄老的齐法家思想,其推尊黄帝是可以理解的。《五行》篇是阴阳家思想的体现,可能是邹衍一类人的作品,《史记·孟荀列传》说邹衍“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黄老派及阴阳方士推尊黄帝,并不足为奇,正如《淮南子·修务》所批评: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闇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此见是非之分不明。

  

   这就直接道出了诸子假托黄帝的真实意图,而《淮南子》本身就有多处是托神农、黄帝以入说的。可见尊崇黄帝的,不独《管子》一书,也不独稷下学者为然,正如《史记》所言,是“百家言黄帝”,诸子多托言于黄帝,作为自己立说的始祖。

  

   比如,兵家孙武言“黄帝胜四帝”已见上文,又如《六韬·兵道》:“武王问太公曰:‘兵道如何?’太公曰:‘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黄帝曰:“一者,阶于道,几于神。”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成之在于君。’”《尉缭子·天官》也说:“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吾闻黄帝有《刑德》,可以百战百胜,其有之乎?’尉缭子对曰:‘不然,黄帝所谓“刑德”者,以刑伐之,以德守之,非世之所谓《刑德》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可知不仅兵家奉仰黄帝,魏惠王也是推崇黄帝的。

  

法家也有托黄帝言法治之论。如《商君书·更法》言:“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意在托古变法;《画策》篇说:“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仪,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意在为“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的论调加以辩护。韩非也推尊黄帝,《五蠹》篇说:“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可见在韩非看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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