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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何为“暗默知”?向根底里反思——读羽田正《全球化与世界史》

更新时间:2020-07-16 23:34:09
作者: 葛兆光 (进入专栏)  

  

   具体到世界史的叙述,由于这种“暗默知”不仅包含了知识分类,而且隐含着价值等级,同时也涉及历史叙述的中心和边缘等潜意识或无意识,因此,过去的世界史,常常就是以欧洲为中心,以近代欧洲观念中的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传统与现代变迁为主轴,也是以历史上欧洲社会的发展阶段的模板为典范来书写的。甚至在历史叙述的概念上,那些从西方语言翻译过来的概念,也会裹挟着来自近代欧洲的知识论和价值观,重新切割和组合着包括东方和西方,也包括了日本的世界历史,这使得19世纪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以来的世界史,无论如何变化,它的底色仍然只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

  

   不过,羽田正又说回日本。他说,“在西欧各国形成体系化的人文社会科学等学科在进入日本后,以‘自我’和‘他者’的转换为轴心,逐渐本土化,并孕育出了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独特的性格”。作为日本学者,羽田正为明治以来的日本历史学传统进行辩护说,日本与德国不同,“日本在如何看待理解世界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了与德国及西欧殊异的,独特的暗默知”(第二章)。由于日本的人文科学意识到“自我”是“日本”,除此之外无论是东洋还是西洋都是“他者”,此处并没有“欧洲”之于德国那样的另一个“自我”,在日本认知中的“他者”,“欧洲”与非欧洲”各占一半,也就是“西洋史”和“东洋史”,所以,日本的世界史领域因此避免了“欧洲vs.非欧洲”这样的尴尬问题。特别是在亚洲研究领域,他说,由于日本学者把亚洲研究的对象,设定为除了本国以外的所有亚洲地区,所以,他们可以立足于日本,观察世界特别是亚洲。这种独特立场就源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的日本式世界历史认知,也就是把世界分为日本、东方与西方这种历史三分法。

  

   也许这有道理。但是,这里我也有一些疑问:第一,这种历史三分法,也就是把历史分为本国史、东洋史、西洋史,难道没有另一种“暗默知”吗?第二,这种把本国看作“我者”,把“西洋和“东洋”看成两个“他者”的“暗默知”背后,难道没有难以察觉的历史意识和价值观念吗?第三,它真的凸显了“世界上所有区域都具有相同的研究价值这一认识”(第五章)吗?

  

   这是我想继续和羽田正教授讨论的问题。

  

   03

   如何超越国境:重建全球史/新世界史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新世界史或全球史,羽田正教授是近年来日本“新世界史”的提倡者,特别是近几年,他的很多著作都在谈论“新世界史”。

  

   如前所说,从19世纪的兰克以来,以欧洲为重心、以近代欧洲价值尺度为标准、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单位组合的世界史模式逐渐形成。对于这种世界史,羽田正在另一部著作《新しい世界史へ——地球市民のための構想》中,已经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本书第五章《世界史谱系与新世界史》中,他再次提及这些批评,在他看来,日本目前通行的世界史有三个缺陷。第一,现行(日本)的世界史是日本人的世界史,也就是说它只是从日本角度去看世界;第二,这些世界史强调“自我”“他者”的区别与差异,也就是说,总是有一个现代国民国家的框架;第三,现行的世界史并未摆脱欧洲中心史观,包括欧洲中心的价值尺度。

  

   这种批评都很有道理。以现代国家(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为单位的历史叙述,有时候会捉襟见肘,因为某些历史事件放在更大视野中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很难解释的矛盾。中国有一个成语叫作“顺理成章”,原本在一国史或者单线的世界史中,那些看起来“顺理成章”的历史解释,放在全球史/新世界史视野中,却出现理解和解释的歧义,并不“顺理成章”了。原因就在于原来的“理”,可能并不一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中国古人所说的“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如果超越国境用全球眼光来看,其实未必可能。近来,我曾用清朝乾隆皇帝80大寿盛典为例,说明同一事件在中国史、亚洲史和世界史的不同背景中,会有相当不同的理解和评价。而羽田正也在第八章《全球史的可能性》中,举了一个相当有趣的例子:他参加一个博士生的论文答辩,这篇论文以福柯《规训与惩罚》的思路,批判殖民主义,讲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埃及,担任监狱总监等职的英法外籍官员,不顾当地埃及人反对,强行引进了西欧制度,这种外籍官员在埃及史中,显然是殖民者的负面形象。然而,这一论述让羽田正联想起日本,就在同一时代,许多西方人作为“外籍雇员”在日本政府任职,他们也同样把西欧及北美的政治制度引入日本,可是,这样做的法国人布瓦索纳德(Gustave émile Boissonade,1825-1910),在日本甚至被尊称为“日本近代法之父”。他追问道,如果是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历史,这两个同类事件的两个不同评价,似乎都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把它们放在超越国境的全球史中,我们该怎样理解和解释呢?

  

   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建筑未必有特色,历史也未必那么悠久的长崎天主教堂群,凭什么值得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位于西北中国的敦煌和麦积山石窟在14—17世纪的修复,可以算明代中国的事业吗?德国历史博物馆关于“在欧洲中的边界(border)解说中,有关“德国”“历史”与“国境”的说法,是不是可以祛除“自古以来(就有日本)”的暗默知?在第八章中,羽田正列举了好些例子,说明在价值观念、历史论述和疆域变迁等问题上,拘泥于“现代国家”立场和遵循“世界视野”的历史是很不一样的,那么,历史究竟应该怎样论述?这确实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知道,由于19世纪世界史形成的时代,正处于民族国家或者国民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历史书写的意义可能主要是在凝聚认同和确立国家,因此这种历史叙述,哪怕是整个世界史的叙述,也必然是默认世界上各个现代国家从传统帝国蜕变出来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并且在这样的历史观念下进行历史叙述的;可是,正如我在“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导言中所说,“历史学总是有两个崇高理想”,凝聚认同和确立国家的理想只是其中之一,“也就是通过国别史追溯民族和国家的来龙去脉,让人们意识到,我们是谁?‘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根,流着同样的血,有着同样的历史”。然而,历史学还应该有另一个崇高理想,这就是培养地球居民的共同意识。正如羽田正所说,现在是全球化的21世纪,不同于主权国家的20世纪,这个时代的全球史或新世界史,希望培养我们所说的“世界公民”。顺便可以说到,“世界公民”,或者“Global Citizen”这个词,羽田正仍然觉得不足以表达超越国家、民族和地域的意味,特别是在日语中,与“citizen”对应的“市民”仍有其微妙的差异,所以,他宁愿接受美国学者的建议,把它称为“residents of the earth”(中文译本把它叫作“地球居民”,见第五章)。而现在的全球史或新世界史,它的意义就是为了“唤起人们作为地球居民的意识”(第七章)。

  

   那么,全球史或新世界史怎样才能“唤起人们作为地球居民的意识”呢?羽田正指出,在传统的世界史中,“世界被视为由国家及若干个国家聚集而成的地域或文明圈构成。这些国家和地域各自拥有基于时间轴的自身历史,把这些历史合并起来归结为一个整体,就是世界史”。但是,羽田正设想的新世界史却接近如今盛行的全球史。显然,羽田正很认同康拉德在《全球史是什么?》中的意见,康拉德在第一章《导言》中,曾把传统世界史的缺陷归结为“内在主义”和“欧洲中心”,一方面是世界史的起源,与国民国家具有深厚关联,另一方面是世界史深陷欧洲中心论,他把它们称为“(世界史的)两个胎记”,也就是世界史与生俱来的两个缺陷。因此康拉德主张,全球史(Global history)正是解决近代人文社会科学这两个不幸特质的有效且独特的路径。而羽田正说,“康拉德的见解和提案,在全球人文社会科学的框架中,完全具备可接受的价值”(第七章)。所以,他也把新世界史或全球史的对象和目标,设定为以下三点:(1)为地球居民培养全球意识;(2)破除某种中心主义,无论是欧洲或西方中心主义,还是东方或日本中心主义;(3)超越国境,强调历史联系,即“一直以来被忽视的关联性和相关性的存在”(第五章)。为了这样的新世界史叙述,他觉得新世界史应当努力描绘某个时代的世界全景图,不必拘泥于按照时序书写的历史,强调横向关联的历史。我想,这正好就是如今国际历史学界的趋势。不仅德国学者康拉德这样说过,英国学者彼得·伯克在《什么是文化史?》中也这样说过,“未来历史学研究的趋势之一,可能是‘文化接触’,即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影响、接受与转移、边缘对中心的影响,以及从边缘重思世界历史”。我当然完全赞同这个想法。全球史或新世界史最应当做的就是寻找整个历史里这种潜伏的、有机的、互动的关系。其实,历史的关联并不都那么神秘和诡异,一个好的全球史或新世界史学者,必须有意识地发掘这种关联性。因为新世界史或全球史的学者总是希望,让读者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自古以来我们互相就有联系,我们要学会共同生活,成为“地球居民”或者“世界公民”。

  

   问题只是,作为历史学家,他面对的具体学术问题是,历史叙述不能散乱,它必须有某种清晰的脉络。那么,全球史或新世界史如何把漫长时间里全球范围繁多的联系和接触,放置在井然有序的历史框架内,呈现出时间和空间的交错?也就是不仅有纵向的清晰的时代变迁,而且又有横向的丰富的全球联系,就像羽田正所说,把历史书写成有经线和纬线的“织锦”呢?

  

   04

   全球织锦:经线与纬线

   让我简单提及英国史家霍布斯鲍姆(1917—2012)。

  

   我一直非常佩服霍布斯鲍姆的“年代四部曲”。他对历史不仅有深刻的洞察力,而且在历史叙述上有精准的概括力。他用“革命”(1789—1848)、“资本”(1848—1875)、“帝国”(1875—1914)和“极端”(1914—1991)四个高度概括的关键词,清晰地梳理了法国大革命至今的四段历史,让人一眼就看到历史的变迁轨迹和历史学家对历史重心的把握。不过,在“年代四部曲”中,霍布斯鲍姆讨论的重心,还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我始终在猜想,如果他还在世,对于更广阔的全球历史,他会用什么样的角度和词语,来概括更复杂和更宽广的世界历史变迁?

  

   在羽田正的这部书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尝试,当然,尽管它只是尝试,而且相当简略,但已经很有启发。在第五章《全球史谱系与新世界史》里,他对日本通行的世界史模式进行反省,他认为在这个模式中,“(各个)国家和地域各自拥有基于时间轴的自身历史,把这些历史合并起来归结为一个整体,就是世界史”。这也就是前面说的,过去的世界史往往就是各国历史按照时间顺序的组合。而贯穿这个纵向历史的主轴,则是“16世纪以后欧洲或者说‘西方’地域开始经略世界各地,世界在‘西方’的主导下,开始推进一体化”。但是,羽田正觉得,新的世界史不能够被这个脉络绑架,而是应当在时序的纵向脉络之外,另外设计交错的横向联系。他说,“试将‘世界史’当作一张纺织品。那么,时序史是‘经线’,而我的提案则是‘纬线’。相对于积累到相当程度的经线而言……当在修补经线漏洞的同时,用心强化纬线。随着纬线被顺畅地编入,想必一定会呈现出美丽的新图案”。

  

我完全赞成这个想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yangjia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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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历史评论》2020年夏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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