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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伯希和与中国近代学术界

更新时间:2020-07-16 02:01:54
作者: 桑兵 (进入专栏)  
举国上下监视其行动,一时彼竟无所措其手足。今若欢迎伯希和参加此项挑选工作,不免前后歧视,自贬其尊严。英国之推此人来华,或有用意"。傅斯年即撰文代伯希和辩解,呼吁:"论伯君与敦煌卷子之关系,应详察当时之经过与责任,未便与斯坦因氏混为一谈,此为事实与公道之问题。"要求区别学者与古董商或博物院之典守官。而北平学术界似乎接受这一申辨,二度发表反对宣言时,即不再牵涉伯希和。

  

   二

  

   伯希和声名鹊起,虽与敦煌遗书关系密切,却并非依赖垄断材料。作为国际汉学的领军主帅,其过人头脑和深厚功力,一开始便令中国学术界刮目相看。傅斯年总结其学术特色道:"伯先生之治中国学,有几点绝不与多数西洋之治中国学者相同:第一,伯先生之目录学知识真可惊人,旧的新的无所不知;第二,伯先生最敏于利用新见材料,如有此样材料,他绝不漠视;第三,他最能了解中国学人之成绩,而接受人,不若其他不少的西洋汉学家,每但以西洋的汉学为全个范域。"

   伯希和是语言天才,精通13种外语,而且博闻强记。他主张与中国学者交流,得力于汉语能力强和中国学术熟。他是传教士以外,西方汉学界中罕有能讲流利北京话的学者。在这方面,导师沙畹和同辈马伯乐、葛兰言等亦远为逊色。马伯乐虽来华多次,也"喜与中国人士接交",但只能"强作汉音,殊有风趣"。直到1920-1930年代举办巴黎大学中国学院时,仍是"欧人中之能中文者,有如凤毛麟角,欲聘相当人物,殊为难得。"缺乏语言工具,就没有沟通的桥梁。而且,伯希和并非单纯口语流利,文字功力也相当深厚。1906年他率考察队在喀什拜访当地官员时,人们对这位年轻洋人所说"流利而漂亮的中国话"以及"能熟练地引用中国古书上的词句并能朗读会客厅内对联上所写的句子,无不大吃一惊"。王国维乃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旷世奇才,1909年初次见面时尚不知伯氏于中亚历史语言造诣精深,已肯定"博士优于中学"。伯希和没有一般汉学家对中国当代学术的轻视,充分认识和肯定清初以来的学术发展与成就,认为:"中外汉学大师之造就,堪称殊途而同归,尤以清初康熙以来,经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辈出,观其刈获,良足惊吾欧洲之人。此果何由,亦由理性之运用与批评之精密,足以制抑偏见成说,其达到真理之情形,实与西方学者同一方式,无足怪也。"因此,他对于继承前贤的当代中国学者,也"寄有无限敬重与希望"。更为重要的是,伯氏此说并非当面市好,1926年10月26日,他在德国法兰克福讲演中国戏剧,提出:"治'中国学'须有三方面的预备:1、目录学与藏书;2、实物的收集;3、与中国的学者接近。"并批评德国的中国学"殊不如人"。

   在接近中国学者方面,伯希和身体力行。民国以后,除保持既有联系外,还不断结交新知。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伯希和再度入伍,担任副官,"从军达达尼斯海峡,既而复有事西伯利亚",与中国学者的联系一度较疏。1916年,他调到法国驻华使馆任陆军武官次官,行前曾致函罗振玉,告以调任消息,并为写影古卷轴十余种。7月,他在上海拜访了张元济,看涵芬楼所藏旧书。张作东在寓所宴请伯氏,招沈曾植、叶昌炽、张石铭、缪荃孙、蒋汝藻等作陪。叶昌炽《缘督庐日记》记其事道:"晨起,案上有书,张鞠生京卿招晚酌,言有法国友人毕利和,即在敦煌石室得古书携归其国者,今来中土,研究古学,甚愿与吾国通人相见"。是晚由六时饮至三鼓,宾主畅叙甚欢。其间伯希和还与缪荃孙等有所交流。《艺风堂友朋书札》存伯希和来函一通,谓:"奉手书,承惠赐小丛书及钞本《岛夷志略》,谨领以谢。嘱钞《沙州志》,俟弟到北京后,遵即钞呈。午前十下钟时,当诣前请教,借壮行色。"清廷垮台后,不少文人学者散出京师,上海、天津、青岛等地成为遗老的聚居之所,其中不乏政治保守而学术造诣深厚的"通人"。当晚座中除几位藏书刻书及版本目录学家外,沈曾植更是晚清的一代大儒。王国维推崇其为光宣以后学术之准的,"以为亭林、东原、竹汀者俦也"。并说:"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尽管王国维内心对沈曾植别有褒贬,但如果学术正统确为一线单传,沈曾植无疑是那一时代中国文化的学术所寄之人。

   清末民初,适逢学术因时剧变之际,中外交汇,史料出新,固守者不免落伍,开通者与时俱进。罗振玉、王国维等人信守学不分中西新旧的卓见,承继中国学术正轨而发扬光大,柯劭于蒙元史,董康于民间文学,也均有重要贡献。欧战期间,伯希和任职北京,而罗振玉避居日本,罗与之"仅通一信,彼邦战事方烈,亦无考古之余兴矣。"直到欧战结束,伯希和于1919年5月归国,"将返巴黎,重莅讲席",途经上海,与东归的罗振玉邂逅,"乱后重逢,相得益欢,畅谈两时许,户外大雨如注,若弗闻也。"伯氏还约张元济于礼查饭店晚餐,并托购《金石录》、《择是居丛书》,订购《道藏》、《四部丛刊》等书。此后,伯希和又介绍其友人来见张元济,往观涵芬楼旧书。

   新文化运动兴起,中国学术发生重大变化。在一味引进新思潮之后,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促成中西新旧文化在学术层面进一步交融。一批新进学人乘此大势,进入新潮学术的主流。这时沙畹已经过世,其巴黎学派的领袖位置,由伯希和接替。1921年,伯希和当选为法兰西研究院评议员,"此为法国各界学者所得之最高荣誉,汉学家而得此选者唯伯希和与(马伯乐)教授二人",而后者获此殊荣在15年后的1936年。作为进入法国最高学术层的第一人,伯希和的成就显然已经超过沙畹,将欧洲汉学推进到与其他学科并驾齐驱的地位。1918年沙畹逝世后,伯希和参与在国际远东研究中举足轻重的权威刊物《通报》的编辑,从1925年起担任主编,1935年出任法国亚细亚学会主席。"此先生学问发扬光大之时期也","每一文出,学者辄奉为权威,各国学术团体多赠以荣誉学位或约为通讯研究员。盖先生已获得世界学者之地位矣。"随着地位的变化,伯希和主动与中国学者联系的机会虽然减少,但对于日益增多的登门访客和求教者,仍然予以热情的帮助和关照。

   1921年3月2日,蔡元培受中国政府派遣,赴欧美考察大学教育及学术机关研究状况,在巴黎拜访了伯希和,"据言在新疆所得之古物,有在鲁佛尔博物院者,有在东方古物馆者,现考订未竟,一时未能出版。"1922年,董康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敦煌室抄录有关法制的文卷,又介绍前来考察实业的胡光与伯希和见面,获准往观有关技艺的敦煌资料。两年后,日本中国学家内藤虎次郎赴欧阅看敦煌卷子,董康托其带书给伯希和等欧洲汉学家。在此前后,经王国维介绍,陈寅恪在巴黎拜见了伯希和,并在其家看到韩本《元秘史》。1926年8月,因新文化运动暴得大名、已成中国新学术权威的胡适,为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赴欧,顺便到巴黎国家图书馆看敦煌卷子,8月24日下午,专程拜访了伯希和。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他(指伯希和)是西洋治中国学者的泰斗,成绩最大,影响最广。我们谈了两点钟,很投机。"在致徐志摩的信中又说:"在此见着Pelliot,我也很爱他。"两天后,由伯希和亲自陪同引荐,胡适得以进入图书馆的写本书室看敦煌卷子。此后的近一个月,胡适集中精力查找禅宗史料,并与伯希和有过几次关于禅宗史和敦煌卷子的详谈,建议中国学者参与巴黎、伦敦的敦煌写本的整理,分类编目,并指出伯氏所编目录有不少错误。伯希和表示赞成胡适的提议,请胡记下编目的错误,以便更正,并托其留意禅宗在中国画派上的影响。胡一一允诺照办。此后两个月间,两人在德国法兰克福的中国学院和英国几度重逢,自由交谈之外,胡适还听了伯希和所作关于中国戏剧以及中亚与中国关系的学术报告。对于前来看卷子的中国学者,伯希和不仅予以引荐,还往往负责关照影印等事宜。其态度"和蔼可亲,饶有学者风范",给造访者留下深刻印象。这与当时一些欧洲汉学家的倨傲形成鲜明对比,如曾是涂尔干弟子的葛兰言,"吴文藻先生游法之日,曾三过其门,不得一见。嗣经莫斯(葛氏的老师)介绍,方获晤谈。"

   1928年10月至1929年2月,太虚在巴黎筹划成立世界佛学院,伯希和与之几度接触,互致倾慕,并允为发起人。1930年2月,吴宓游学欧洲,在巴黎拜会了伯希和,文人气十足的吴宓似对其印象不佳,他形容"彼乃一考据家,又颇有美国人气习。迨宓述王国维先生及陈寅恪君之名,又自陈为《学衡》及《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对宓始该容为礼。"吴宓好弄诗文,治学之道与欧洲汉学界通行方法相去甚远,"晤汉学家(西人)既有数人,虽佩其记诵考据之精博,心殊失望也。"对于单纯摹仿西方汉学方法的国内学者,吴宓也心存异议,以伯氏"谓李济、顾颉刚等皆中国第一流学者"而指其"殊无辨择之能力矣"。

   1932年底,伯希和为调查近年中国文史学的发展,并为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采购普通应用书籍,再度来华,经香港、上海到达北平。在平期间,他研究考察中国古迹及美术,并参观各著名学术机关,受到学术界的热烈欢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国立北京图书馆、营造学社、与学术界关系密切的《北平晨报》馆、以及当地的学者名流,陆续举行欢迎宴会或约其讲演。如在燕京大学用英文演讲"在中国之西洋画家"。其中公宴以1月10日晚史语所在欧美同学会所举行的最为隆重,"除该所研究员特约研究员皆到外,并请北平研究院李圣章、李润章、故宫博物院李玄伯、北大陈受颐、罗庸、清华冯友兰、蒋廷黻、黎东方、燕京许地山、辅仁余嘉锡、北平图书馆袁同礼、徐森玉、刘节、谢国桢、孙楷第、营造学社梁思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袁复礼、黄仲梁诸氏作陪。"事前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在回答报界采访时,介绍了伯希和的学术成就,称:"他在汉学及中亚文史学上之地位,在欧美公认为领袖。"当晚傅斯年首先致欢迎词,又对伯希和表示了崇高的敬意,认为:"伯先生在学术上之伟大,以他在东方学中各方面的贡献,以他在汉学上的功绩,以他在中央欧洲文史的发见与考证,他不仅是以中国学著名的,而他正是巴黎学派中国学之领袖。"伯氏的答词除表示对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人格学问的景仰外,突出地谈到导师沙畹的地位与贡献。

   私宴则以陈垣作东邀宴谭家菜最见礼重。此宴由陈寅恪、胡适、柯劭、杨雪桥等作陪,假座丰盛胡同谭祖任宅。谭家菜是北京最负时名的粤式家庭菜馆,主人出身官宦世家,好书画,能诗词,精鉴赏,与陈垣、杨树达等为思辨社成员,加以环境幽雅,格调清新,其海味名菜胜过各大饭庄,但并不对外营业,主人还须以客人身份入席,因而一般人不易品尝。在此设宴,更显巧思与敬重之意。陈垣与伯希和虽是初次见面,彼此却早有联系。1920年代初,陈垣发表关于火祆、摩尼、基督等外来宗教论文,引起伯希和的注意,与之通信,并托陈垣代为拓印福州乌石山有关摩尼教《二宗经》、《三际经》的宋碑。此乃1916年伯希和来华时,从福州藏书家龚易图处听说,但未见原碑或拓本,在地方志中也遍查不得。陈接信后,即托樊守执代为查访。樊氏寻访多日,仍无下落。此次来华,伯希和将俄国所藏《元秘史》摄影分赠北平图书馆,兼任馆长的陈垣致函感谢之余,表示要合文廷式钞本再校一遍。4月伯希和离京归国,陈垣、胡适、李圣章等人送至车站。

随着地位的提高和声望的增长,伯希和除了继续与中国学者交流学术外,还致力于促进中法文化交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鉴于战争惨烈,本位文化的自信极大动摇,一些人转向东方寻求解脱。法国总统声言:"欲图战后文明之进步,必先使世界史上最古光彩灿然之中国文化与法国文化两者智的关系深厚固结。"1919年秋,叶恭绰赴欧考查,提出由交通部出资,设中国学院于巴黎大学,得到法国总理班乐卫的赞成。1920年该院宣告成立,目的在于推动中法两国互相研究彼此高深学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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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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