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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心伯:论中美战略竞争

更新时间:2020-07-09 17:16:04
作者: 吴心伯  
国家的权力日益被镶嵌在规则体系和制度约束中运行”,国际竞争越来越是有规则的竞争,因而是有序的、可控的。第三,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相互依存的上升和利益的深度融合造就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局面,深刻地影响着竞争的目标、力度和演变路径,使得良性竞争远远多于恶性竞争。第四,技术的发展在不断拓展竞争的领域。网络、5G通信、太空、深海与极地都在成为大国的竞技场,技术不仅关乎一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关系到地缘政治影响力。

   竞争对于21世纪的国际体系变迁具有重要意义。正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所指出的那样,国际体系变迁的原因在于国际体系结构与权力再分配之间的不平衡。新兴国家随着相对权力的增加,会谋求改变或调整国际体系的规则、利益和影响力分配,从而推动国际体系的演变。这种变革既有渐进性的,也有革命性的,前者表现为经常性的和平调整,后者则表现为霸权战争。尽管在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时期国际体系变革的主要机制是战争,但在21世纪的时代条件下存在制约大国战争的强大因素,体系变迁的主要机制将是竞争而非战争。竞争推动新兴大国与现存霸权国(或支配国家)调整其利益分配,改革国际机制,促进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平衡。因此,竞争不仅是国家间互动的主要形式,也是21世纪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动力机制。

   从行为体的角度看,各国的竞争行为存在差异,它既受到一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也受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影响。有研究者指出,在战略竞逐中,实力较强的一方会比较弱的一方感知到更多的竞争,并倾向于在更广泛的互动领域开展竞争。这一点也适用于对战略竞争的分析。此外,决策者的理念和行为偏好也会塑造国家的竞争行为,其如何看待和处理竞争具有不同的政策含义。承认竞争的存在、不回避竞争是一种客观的务实态度,而强调和突出竞争则常常意味着决策者要将一国的政策立足点更多地置于竞争之上,在双边或多边关系中更多关注竞争面而非合作面。决策者关心如何管理竞争,努力使竞争保持良性、防止竞争失控,是积极和建设性的;而决策者专注于扩大和强化竞争则有可能导致恶性和不可控制的竞争,是消极和具有潜在破坏性的。

   上文对竞争规范和理论的梳理对我们研究中美战略竞争具有重要启示:第一,战略竞争是中美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其历史必然性,我们要正视两国间竞争加剧的现实。第二,中美竞争带有21世纪的时代特征,与历史上的大国竞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因此我们要准确把握其内涵、特点和本质,更好地认识和驾驭竞争。第三,鉴于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中美战略竞争不仅会调整两国间的利益关系,还会对国际体系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第四,虽然中美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其形态和演变取决于两国的竞争行为,其后果也不是预先注定的。中美双方应积极地管控竞争,使竞争的建设性最大化、破坏性最小化。

  

   三、从小布什到奥巴马:中美关于竞争关系的认知

   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滥觞于小布什执政时期,在奥巴马任期内有了进一步发展。因此,这里有必要系统梳理和分析这两个阶段中美两国政府对竞争的态度以及两国学术界对竞争的认知。

   (一)小布什执政时期的中美战略竞争

   冷战结束后,国际和中美两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双边关系经历了一段颠簸不定的时期,摩擦和对抗的态势突出。中方希望尽快稳定中美关系,避免陷入长期对抗,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倡议;美方则在人权、不扩散和经贸等一些具体的问题领域不断向中方施压。经过一段时期的斗争和探索,双方在1997年同意“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然而这一共识受到了共和党保守派的挑战。1999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小布什提出,中国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而是战略竞争者。小布什的外交政策顾问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对这一论断做了如下解释:“中国是一个有着尚未实现的重大利益的大国,尤其是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中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的角色非常不满。这意味着中国不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力量,而是试图推动亚洲的力量对比朝着于己有利的方向改变。仅此一点,就使中国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而不是克林顿所称的‘战略伙伴’。”小布什执政后,继承了竞选期间有关中国是美国的“竞争者”的概念,被提名出任国务卿一职的科林·鲍威尔(Colin L.Powell)在参议院提名听证会上表示:“中国不是我们的战略伙伴,但也不是无法避免和不可转变的仇敌。中国是一个竞争者,一个地区性的潜在对手。”2001年9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声称:“在亚洲维持稳定的均势是一个复杂的任务。一个有着可观资源的军事竞争者有可能会在该地区出现。”这里虽然没有直接点明中国,但矛头所指不言而喻。中美关系在军事和地缘政治上是战略竞争关系,这一认知成为小布什政府初期对华政策的指导思想,处理同中国的战略竞争成为其外交和安全事务的优先事项,小布什政府也据此对美国的军事安全战略和亚太政策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调整。

   小布什政府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是新保守主义理念与共和党“逢克必反(Anything but Clinton)”的国内政治斗争需要共同塑造的结果。它反映出美国保守势力为了在后冷战时代维护和巩固美国“一超独大”地位,致力于加强防范来自新兴大国中国对其力量和地位的挑战。对于小布什政府所提出的“中美战略竞争”的命题,两国学者试图做出学理上的阐释。中国学者袁鹏认为,鉴于在涉及中美关系的各个重要领域(如国际政治、安全、外交、文化意识等)两国间的战略竞争态势愈益明显,“战略竞争对手”更能反映当前中美关系的实质。但他同时指出,“战略竞争”本身存在两种发展方向:一种是走向合作式竞争进而缔造战略合作关系,一种是变成“冲突式竞争”最终演变为“战略对抗”状态。鉴于“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是在全球化新时代中不同国力发展阶段的两国之间所形成的一种不对称的而非全面性的、具合作潜力而非冲突本质的‘新型战略竞争关系’”,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前景应是“双方最终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现大国合作‘双赢’的新局面”。美国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则认为,“战略竞争”的描述更符合当下中美关系的实际,“新的中美战略角逐的实质主要是关于国际关系与国际安全结构和性质的世界观的冲突”,中美竞争的焦点是东亚的战略主导地位和领导权。但他强调,“战略竞争者”不等同也不必然成为“战略敌手(strategic adversaries)”,竞争者能够在特定的有限领域(很多是战略上重要的领域)合作,同时在总体上保持竞争性的有时甚至是纷争的关系。这里中美两国学者都承认双边关系中战略竞争因素的存在,同时也都承认存在合作的需要和可能,都不认为竞争一定会导致冲突。

   随着“9·11”恐怖袭击的发生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向以反恐为中心,小布什政府淡化了对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关注,在对华关系上也从强调战略竞争转向寻求发展“坦诚的、建设性的合作关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担心来自中国的竞争。实际上,在小布什政府的安全视域中,中国具有显著的两面性:既是一个需要严密提防的潜在地缘政治对手,又是一个需要与之合作的在某些地区安全事务上的伙伴。美方尤其关注中国军事力量的上升及其对美国的影响。2005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做出夸大其词的评论:“当下中国并不面临来自另一个国家的直接威胁。然而,其仍继续大规模地投入军事建设,特别是那些旨在提高力量投送能力的项目。中国军力增长的速度和规模已经危及地区军事平衡。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当前趋势使其有能力在远远超出台湾的亚洲其他地区遂行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从而有可能对在本地区活动的现代化装备军队构成可信威胁。”2006年小布什政府发布了第二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与第一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以隐晦的方式谈到来自中国的军事竞争不同,这份报告直言不讳地断言:“在主要的新兴大国中,中国是最可能与美国发生军事竞争的国家,也最有可能发展出破坏性的军事技术,如果美国不采取反制战略的话,假以时日,这些技术将挫败美国传统的军事优势。”尽管“9·11”事件之后美国对华政策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务实合作成分,但强硬派主导的军方从未放松对中国军事力量发展的警惕,也没有忽视谋划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战略竞争。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布什执政时期,中国官方在谈及中美关系时,虽然坦承两国之间(主要在经济领域)存在分歧、摩擦、争端、矛盾和问题,强调对此要妥善处理和解决,但始终回避使用“竞争”一词。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唐家璇认为:“外交上,‘战略竞争’的含义和‘战略伙伴’截然不同,前者甚至有某种对立的味道。”在他看来,小布什政府把中国看作“竞争对手”,会对中美关系产生不利影响。2008年9月,温家宝在美国发表演讲时更强调:“中美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还可以成为朋友。”当然中方并非没有意识到中美关系中竞争因素的存在,而是希望通过在言辞上淡化竞争,使双方更多地聚焦合作面、更好地管控竞争。这是一种处理双边关系的积极和建设性的姿态。

   (二)奥巴马执政时期的中美战略竞争

   与小布什相比,奥巴马在2007—2008年总统竞选期间的对华态度比较务实,他表示:“美国与中国将形成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关系。”事实上,在美国遭受严重金融危机冲击背景下入主白宫的奥巴马在执政初期更加注重通过与中国的合作以应对金融危机,处理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愿意与中方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然而,随着美国经济开始复苏,美军战斗部队撤出伊拉克,中美在一些双边、国际与地区问题上摩擦不断,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凸显出来。2011年奥巴马政府正式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该战略以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力量和影响力的上升、巩固美国在本地区的利益和地位为目标,加大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竞争的力度,重塑地区政治经济格局。对于中美之间不断上升的竞争态势,奥巴马政府的态度是:竞争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竞争不一定导致对抗,但要管理竞争,避免恶性竞争的发生;要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与美方相比,中国官方较少公开谈论中美竞争,但承认在经济、地缘政治领域中竞争关系的存在,强调两国之间要开展良性竞争或良性互动。胡锦涛在2011年11月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时表示:“中美两国企业在合作中也会有竞争,这是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的必然现象。良性、公平的竞争有利于从根本上推动中美两国企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2012年3月26日,胡锦涛在与奥巴马的会晤中提出,要确保中美在亚太良性互动,“中方尊重美方在亚太的存在和正当利益,欢迎美方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希望美方充分考虑中方利益关切并予切实尊重”。时任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也强调,中美两国要“努力构建在亚太相互包容、良性竞争、合作共赢的互动格局”。实际上,奥巴马政府自2010年开始的对华政策和亚太政策调整已经使中方敏锐地觉察到中美亚太竞争态势的加剧,但文化传统的影响使得中国选择了更加委婉的表达方式。

中美学者对于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竞争关系的认知存在较大分歧。对于竞争加剧的原因,中国学者总体上倾向于从结构性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是中美力量对比变化导致两国各自做出战略与政策调整。对于竞争的范围,一种观点强调中美竞争的全面性,认为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体现为两国在双边、区域和全球各个层次以及在政治、经济和思想等多个领域所展开的对权力地位、物质利益和荣誉尊严的争夺。“一个战略竞争的新时代正在全面到来。”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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