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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汉:论价值世界构建活动中的人文精神

更新时间:2020-07-06 17:55:06
作者: 陈新汉  
这是人文精神主体意识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在“人是目的”和“法的命令是:‘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两个主体意识的内容中,前者是核心和基础,离开了前者,后者就没有意义;后者是前者在法理上的进一步体现和保障,离开了后者,前者在人须臾不能离开的社会中就不能实现。这就是两个递进命题之间关系的实质内容。

   其二,人文精神内蕴着人对于自由的追求意识。

   人对自己生命活动的有效支配总意味着自由,实践作为支配自己生命的活动必然积淀为人文精神对于自由的追求意识。在实践基础上所体现的对于自由的追求包含两层内涵:(1)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相互关系中追求自由。在一个社会中,人与他人的关系总表现为人与人之间互为“手段”,这就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必然要求并达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每个人”与“一切人”不同,前者是个体,后者是“共同体”。“在真正的共同体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23)。这就是说,为了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就必须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而不是倒过来;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离不开“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必须在“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中才能实现。由此的逻辑结论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就成为人文精神中对于自由追求意识的重要内容。(2)在发展和发挥人的“力量和才能”中追求自由。“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就在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24),从而“把自身筹划到最本己的能在上去”(25)。这就说明,对于自由的追求与人的“力量和才能”即能力的发展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性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26)。在人类能力的发挥中,实践能力是基础,实践能力只能形成于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27)的实践之中,于是实践就成为自由王国赖以建立的“必然性的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自由王国就成为可望不可即的彼岸世界了。实践的自由特性所体现的内在必然性与外在必然性的统一,就在于把“整个自然界……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28),实践能力越发展,“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29),主体也就越能在实践中感受到自愿和自觉。于是,主体也就能在其中感受到自愿和自觉相统一的自由。

   我们在上文所分别分析的人文精神中的主体意识和对于自由的追求意识彼此不能分离。只有在对自由的追求中才能凸显主体意识,主体意识的凸显必然体现在对自由的追求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在人文精神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对于自由的追求是为了凸显主体地位,而不是相反。人文精神就是人类在构建价值世界的“类活动”中所积淀的贯穿于人类历史始终的追求自由的主体意识。

   其三,人文精神的民族性和时代性。

   人文精神作为实践意识的历史积淀,形成于历史上各个民族构建价值的活动中。尽管人文精神是作为“类活动”的意识在历史中的积淀而形成的,然而由于“类活动”作为一般总是具体地体现在生活于各个具体民族的人们的具体实践中,这就决定了人文精神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必然会有不同的形态,然而以不同民族形态呈现的人文精神在本质上都是追求自由的主体意识。

   人文精神在各个民族中的发展形态同时经历了各个民族发展的不同时代,具有各个民族不同的时代性。人文精神在各个不同民族的发展形态“可以在同一编年史时间中处于不同时代,也可以在不同编年史时间中处于同一时代”(30)。在当今的数字化世界中,“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31)。由此,时代性就具有了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意蕴。这就使人文精神不仅具有各个民族不同的时代性,而且具有世界历史意蕴的时代性。人文精神的时代特征以浓缩的方式体现了追求自由的主体意识在各个特定民族和各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形态和内涵。

   其四,人文精神使“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

   面对一大堆似乎是杂乱无章的历史事件,伏尔泰提出应该用理性来诠释此前被奇迹和寓言所言说的历史事件,“时代要求一种哲学式写作的历史”(32)。康德指出,开普勒的研究“以一种出人意表的方式使得行星的偏心轨道服务于确切的定律”,而牛顿则“以一条普遍的自然原因阐明了这些定律”;历史“大体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应该找出一条线索,“依据它来撰写历史”(33)。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黑格尔进一步指出,“历史确实有其起因,理智的精神不受偶然事件的摆布”,“整个历史无非是精神的实现过程”(34)。黑格尔所谓的“精神”,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中就是作为实践意识在历史中积淀的人文精神。

   人类历史就是价值世界构建的展开过程。作为现实形态的价值世界所存在的种种事实,要由历史上种种实践的合理与否来予以说明之;价值世界的未来发展,取决于在实践中合理展开的以现实形态呈现的价值世界的构建。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尽管不断跌宕起伏,但总的趋势是在主体意识的不断凸显中所呈现的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化。这个历史发展总趋势之根据,就在于实践是价值世界运动的根本方式。实践在历史进展中的根本作用,决定了作为实践在意识中历史积淀的人文精神在历史进展中的作用;这种作用尽管是第二性的,然而其体现着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体现着人类创造历史的能动性。由此就能唯物主义地理解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35)的深刻性。

  

   三、人文精神经过意志中介把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作为发生作用的载体

   “‘理性’并不是毫无能为,并不是仅仅产生一个理想、一种责任,虚悬于现实的范围以外、无人知道的地方”,而是在人类社会中发生作用的“宇宙的无限的权力”(36);然而它并不直接干预价值世界的构建过程,而是通过中间环节,利用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实现“它自己的目的”,“这就是理性的机巧(die List der Vernunft)”(37)。这个中间环节就是意志。

   康德认为,意志具有“Willkuhr”和“Wille”双层结构,“Willkuhr”即抉择意志,是“直接与行为相联系的欲望官能”,“Wille”即理性意志,是“决定如何使抉择意志落实为行动的欲望官能”,“就它能决定抉择意志这一点而言,它就是实践理性本身”(38)。因此,人的行为受制于“Willkuhr”,但更受制于“Wille”,理性人的行为在本质上是受实践理性支配的。在康德分析的基础上,黑格尔则进一步把意志的规定理解为“使主观的东西转化为客观性的活动中介”(39)。显然,意志能成为意识与行动的中介,就在于意志的规定“就是目的和目的的实现”(40),而目的的实现离不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目的和方法是意志形成的两个要素。个体作为主体具有意志,群体或社会作为主体同样具有意志。

   人文精神的主体意识体现在对自由的追求中,而自由就体现在如前所述的与目的相联系的自愿和与方法相联系的自觉相统一的作为“类活动”的实践过程中。作为追求自由主体意识的人文精神,是最基本的和最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基本价值观念,弥漫于社会意识中,必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内化在作为构建价值世界主体的人们的意识中。于是,人文精神中与自愿相联系的目的和与自觉相联系的方法,经过“把自己转变为定在的那种思维”(41),就形成了作为“客观化自身的冲动”的意志。

   意志中的目的和方法分别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联系。韦伯认为,人在构建价值世界中的社会行为取向经历了由理性“祛魅”非理性的曲折过程,并进一步把人的社会行为的理性取向视为“价值合乎理性的”和“目的合乎理性的”,前者“有意识地突出行为的最后基准点和在行为过程中始终如一地、有计划地以此为取向”,后者在于把“业已存在的主观需要的冲动,纳入经过他有意识权衡过的轻重缓急的刻度表上”(42)。“价值合乎理性的行为”和“目的合乎理性的行为”分别译自“zweckrational”和“wertrational”。韦伯的《社会学的概念》一书的译者顾忠华在该著的译者“导言”的注释中指出:“‘zweckrational’和‘wertrational’这两个德文概念在韦伯的‘社会行为取向’理论中有着核心的地位”;并认为,根据“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里的分析”,“韦伯在他的分析过程中有逐渐转移这两个概念含义的倾向”(43)。中西方学界在对韦伯学说的研究中,把韦伯的“价值合乎理性的行为取向”和“目的合乎理性的行为取向”分别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来标识之。前者“以目的的设定为首要原则”,把行为的目的确立所依据的“价值及其追求作为关注焦点”;后者“把手段的选择置于首位”,把“实现目的的工具及其效用作为考量的重点”(44)。由此,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就与目的的确立和方法的设定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由此观之,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正是人文精神,以使主体在构建价值世界活动中把内在必然性和外在必然性相统一的载体,从而发挥人文精神在价值世界构建中的“宇宙的无限权力”。

   人文精神通过意志的中介把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作为发生作用的载体,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则把人文精神作为灵魂,二者的关系可以用中国古代哲学的“体用”范畴来概括。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文精神是“体”,作为两个载体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用”。这种“体用”关系说明了:(1)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必须根据人文精神来确立和设定,否则就无以为体;(2)人文精神要使主体在实践中发挥能动性,必须通过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在构建价值世界活动的目的确立和方法形成中发生作用,否则人文精神就无以为用;(3)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不是在人文精神里各取一部分,而是人文精神“理一分殊”地分别完整体现在作为两个载体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中。然而,“体”不直接就是“用”,“体”内蕴于其中,并通过意志的中介使“用”显露于外。由此就有可能导致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对于人文精神的分离。

   为理解人文精神和作为载体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需要纠正以下两个影响较大的误解:

   其一,抬高作为人文精神载体的价值理性而贬低同样是人文精神载体的工具理性。在很多人眼里,“工具理性是贬义词,一切都是工具理性惹的祸”,“价值理性则是褒义词,人们往往把它与神圣、崇高、理想之类的东西相联系”(45)。尽管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作为载体分别从其所内蕴的目的意识和手段意识体现着人文精神在主体构建价值世界能动性发挥中的作用,但两者都应该完整地体现人文精神,而不是各取其一部分。就两者都应该完整地体现了人文精神而言,彼此间不存在高低之分。对于主体的实践,尽管在某个时期某一载体所起的作用大一些,但强调一个载体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可以离开另一个载体的作用。工具理性会“惹祸”,价值理性同样会“惹祸”,必须把“现代性的规范理性与它的不合理的现实展开”区分开来(46)。

其二,把人文精神与价值理性等同而与工具理性对应。“‘人文精神’又称为‘价值理性”’”(47),这种说法正说明了有学者把价值理性等同于人文精神,产生这种误解的主要原因在于,不能正确地理解价值理性。价值理性仅仅是指“行为服膺于行为者自觉确立的价值体系”,至于这个“价值体系”是什么的问题,不是价值理性所直接关心的。人文精神中追求自由的主体意识,可以成为“自觉确立的价值体系”;与人文精神相异的“意识”,例如恐怖主义的教义也可以成为“自觉确立的价值体系”。当然,“自觉确立”属于理性范畴,理性是人类异于禽兽的本质,与作为实践意识历史积淀的人文精神相联系,因此“自觉确立的价值体系”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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