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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刚 王一鸣 胡欣:探索中美关系新范式及全球安全治理

更新时间:2020-07-06 16:31:27
作者: 安刚   王一鸣   胡欣  
称中国是美国的“战略和经济对手”,特朗普政府将在对华竞争方面坚持到底。依循白宫确立的基调和方向,美国各政府部门、强力机构和战略智库,纷纷出台针对中国的部门政策和报告,逐渐形成“全政府的”战略竞争态势。美国国务院甚至直接研拟“X报告”并从文明冲突视角解读美国与中国的矛盾,说明美国官方已开始为对华战略调整搭建理论架构。

   在实际操作层面,以2018年初特朗普政府挑起的“贸易战”为先导,经贸摩擦被泛化,美方在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高新技术等领域对中国实施压制。强化对中资企业在美投资的审核检查,实施对中兴、华为等中国企业的制裁封锁,推动关键领域特别是国防产业对华“脱钩”,“技术冷战”事实展开。搭建并实化“印太战略”框架,以“离岸制衡”为核心理念大力优化在中国周边的直接战略和军事部署,以美、日、印、澳四国机制为轴心重整印太地区的盟友伙伴体系,以美国盟友版互联互通和数字经济合作对冲“一带一路”建设,以直接军事和政治介入搅浑南海、台海局势,由“战略模糊”向“战略清晰”转化,加紧酝酿更激烈的地缘政治较量。美国在香港、新疆问题上不断加强染指,反复挑战中国底线;重新渲染意识形态对立,污蔑中国为“技术威权主义”,“干预渗透”美国国内政治,“所构成的‘威胁’比俄罗斯更大”,针对赴美访学中国学者和在美工作华裔精英进行专项调查。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等方面强化议题设置,绕开世界贸易组织搭建以美国为中心、奉行联盟价值标准、植入“毒丸条款”以排斥中国利益的区域经济安排。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和一些行政部门内部的“鹰派”与盘踞在国会山上的右翼反华势力密切互动,更新或通过了《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台湾旅行法》、《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2019年台湾保证法》、《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等一系列国会“立法”,不仅快速构筑着对华战略竞争的法律制度框架,也将遏华反华动员从精英层面延伸至普罗大众层面。

   综上所述,冷战结束以来,美政军学界对中国的提防与怨念在不断累积,由于几届政府对华观念不断调整,恐怖主义、金融危机等突发事件接连发生,在全面遏制中国问题上始终缺乏战略层面的明确性、统一性和持续性。这种状况在特朗普执政后发生了变化,借助特朗普本人信奉“美国优先”和推动“公平贸易”的执念,涉华议题被各界“鹰派”成功泛化,形成从贸易公平、技术合作、产业发展到经济体制、国家安全的全方位收紧,目标直指中国“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初步完成了从战略犹豫向战略坚定的质变。

  

   二、中美关系新态势的特点和趋势

   围绕如何看待崛起中的中国,美国战略学界于2015年至2018年进行了大讨论,现已形成跨党派、跨阵营、跨领域的共识,即:过去若干年,美国历届政府始终致力于将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以推动中国确立市场化经济体制、进而实现政治变革,现在这项建设性接触的政策失败了,中国已经成为势不可挡、越来越具“进攻性”的异质力量、足以全方位“挑战”美国优势领先地位的竞争对手,美国的对华政策必须即刻调整,再不调整就来不及了。尽管对于如何调整,美国战略学界尚未形成一整套清晰思路,存在“有限接触”与“全面遏制”的分歧,但美国对华战略的定位已经全方位负面化,由“接触”向“规锁”转型,给正在形成的新战略注入“新遏制政策”的既成事实。这种变化在中美之间搅起“行动-反应-再反应”的链条,深刻影响两国的情绪和判断,推动中美关系发生形态和性质上的转折。

   美国对中国的心态和应对的变化引发了中国战略界的深深忧虑。一段时间来,中国战略界讨论的焦点是,美对华政策是否正在发生从建设性接触到全面遏制的转折,如果转折的确在发生,中国需要在战略上做何反应?自身改革发展方略须做怎样的调整?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美对华战略思维的转变是根本性的,处理中美关系长期依赖的“路径”发生了漂移。而在官方层面,处理对美关系更多强调斗争性已是既成事实。过去,双方承认两国间存在原则性分歧和结构性矛盾,但也尽量避免对抗冲突,而是强调共同利益大于彼此分歧、共同挑战多于相互威胁,合作是两国关系主流,所以每当双方发生重大现实摩擦和利害冲突,往往能通过对话沟通暂时化解和掩盖,两国关系中的积极面总体上能够压倒消极面。现在,足以维系两国合作面的共同利益诉求和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动力正在遭到消蚀,两国关系“新态势”的形成恐怕是双方乃至国际社会不得不接受的趋势。

   现在看来,“新态势”的中心内容是,美国对华外交的本质蜕变为竞争性外交,中国的对美政策更加强调斗争,中美两国的竞争性明显上升,现阶段和今后特定时期内竞争大于合作。具体而言,“新态势”将在近中期内呈现以下特点:

   (一)价值对立形成“锁定效应”

   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无论怎样分裂,各种势力仍具有基本共同的价值观,分权、制衡、民主、有限政府、自由企业和市场经济以及对专制和集权的恐惧仍是不可动摇的原则,并在对中国崛起的判断和应对上有充分表现。美国不仅从权力转移和国家利益角度考虑对华政策,也认为中美在国际舞台上竞争的本质是西方民主政治圈与中俄“共同”领导的“威权国家阵营”之间的竞争,是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政治制度不同是两国长期不信任的源头,“不会有美国领导人像中国政府希望的那样认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正是基于此种认识,加上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国内政治斗争中为抹黑民主党医改、环保等政策主张而将社会主义妖魔化的需要,意识形态话语正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卷土重来并外溢到对外政策当中。而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定维护基本制度,举国动员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不可能拿核心利益做交易,中美双方思想意识层面结构性矛盾的发展将随中国崛起进程的深化而更加尖锐和复杂。

   (二)经贸摩擦长期化与常态化

   中美经贸摩擦在本质上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和战略问题;既源于美方对中美贸易不平衡导致自身利益流失的不满,也源于美方对中国改革方向不符合其预期的愤懑。中美经贸摩擦早期集中在货物贸易领域,现已扩散到金融、服务、投资、税收、知识产权、技术、能源等范畴,进入全方位摩擦时代。美国贸易“鹰派”挑起“贸易战”所要达到的,不仅是扩大自身经济利益,实现特朗普提高美国制造业与工人竞争力、使更多企业赴美或返美投资并“雇佣美国人”的竞选承诺,更聚焦中国所谓“国有企业补贴”“强制技术转让”及“一带一路”倡议造成的“掠夺性经济”等“结构性问题”,旨在改变中国的经济制度,削弱中国的竞争潜力。即便中美达成贸易协议,未来中国在结构性变革方面也会面临更多压力,中美围绕协议的落实问题也会进行长期角力。

   (三)海上军事较量显性化

   中国在核导、海洋、太空、网络等领域与美国的能力差距仍大,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也决定了今后相关能力建设不可能比照美国的规模进行,目前仅能对美国构成非对称性制衡。但在西太平洋海上局部区域,双方有可能势均力敌。因此,未来中美战略竞争将带有很强的海权博弈色彩,结构性战略矛盾突出表现在海上,两军博弈焦点集中在西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南海。自2009年起,美国战略界就已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海上战略竞争对手并开始战术回应,连续推出“空海一体战”“联合进入与机动联合”“全域进入”等作战概念,近年加快推动海上战略转型,从“由海至陆”到“重返制海”。2019年4月,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CNAS)又相继发布报告,呼吁针对中俄的新一轮作战概念创新。海上战略竞争态势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整体战略关系,中美海空力量对比的缩小将加剧海上战略竞争。中美海上战略竞争不同于历史上大国海上战略竞争可以快速进行海上决战决胜,大概率而言,这将是一场以双方舰机近距离接触和相互试探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长期相持,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有大面积“灰色地带”,使竞争变得更难管理,小规模、低烈度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无法排除。

   (四)以核军控和中导为主要内容的战略安全问题提上中美关系议程

   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中国是其重要考量之一。美国军方认为,中国不受约束地大规模研制和部署中程和中短程弹道导弹,对美国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资源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美俄两国可能会就新的更广泛裁军条约进行谈判,美方坚持要求新条约必须包括中国。美国即将与俄罗斯展开《战略武器削减条约》续约谈判,也以“中国加入”为前提。这些动向表明,中美战略层级对话重心和博弈焦点即将发生变化,把中国拉入多边核军控体制已成为美国军控政策优先议程之一。美方意图是通过相关的军事透明及核查机制,了解中国的军事装备现状,同时规制中国在核导、网络、太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能力发展。今后,随着战略竞争的加剧,中国将会面临两方面压力:一是美方继续施压中国与美俄缔结新的军控条约,俄方的态度变得更加重要;二是美国将在关岛等西部太平洋地区的基地部署新的中程导弹,对中国的战略安全构成直接威胁。

   (五)影响相互判断的情绪化因素更加显著

   随着美国国内对华战略竞争动员向社会基层的深入,许多美国人把中国当做最有潜力取代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国家,习惯于根据中国不断增长的能力推测中国的意图,这就导致对中国的误判越来越深。盖洛普公司新近民调显示,2019年对中国持好感的美国民众比例仅有41%,创2012年以来新低(2017、2018年这一数据分别是50%、53%),46%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经济实力对美国构成“威胁”(2018年这一数据为40%)。而在许多中国人眼里,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战略威胁和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最主要外部阻力,美国对华压力向涉及政治体制和国家主权安全问题集中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中方受害心理和悲情意识,助推民族主义情绪,加剧不利于中美关系长期发展的公共舆论氛围,将不时冲击两国外交决策的理性框架。

   (六)围绕国际秩序向何处去的影响力和塑造力角逐尖锐化

   在美国政府和许多战略界人士眼中,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就是要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之外“另起炉灶”,推行“去美国化”,“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在全球层面,美国与世界接触的意愿和能力都在减弱,正打着“美国优先”旗号挑起体系混乱,一方面甩掉一些其自认过重或不划算的包袱,另一方面拉住盟友重塑国际规则和标准,将中国排挤出去。而中国支持自由贸易、支持平等开放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在理念上渐行渐远,利益对撞日趋严重。中国的民族伟大复兴与美国的“再度伟大”都需要在全球框架下运作,两个目标在实施空间、依托理念、驱动利益、指导价值上都存在冲突,竞争逐渐成为中美全球互动的主要方面。

   从更长时间跨度看,未来中美关系的演变则有三种可能前景:

第一,贸易摩擦导致双边关系“压舱石”作用彻底失效,最终将演变成“新冷战”。经贸、科技、投资、教育和人才“脱钩”产生严重外溢效应,形成两个相对独立却又相互关联的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市场随之分裂,一些国家依附美国市场,一些国家依附中国市场,绝大部分国家尽量两边同时下注。在白宫右翼势力看来,这一结局是两国结构性权势对抗的必然结果:曾任特朗普首席战略顾问的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认为,“美国对华经济战争已经打响,这场战争势必导致在25年到30年后,美中只有一方成为世界霸主”。“历史终结论”提出者、斯坦福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判断,“一场历史性的发展模式之争正在中国与美国、西方国家之间上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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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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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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