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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月峰:折中的“重估”——从“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提出看五四新文化的多重性

更新时间:2020-07-05 16:18:48
作者: 周月峰  
从蓝公武、匡僧“不容人有商榷讨论之余地”“独断”等用词可知,他们主要的商榷对象为《新青年》同人,盖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一语,正是《新青年》杂志中所反复出现的。22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漫画或蓝公武、匡僧的文章,看似对中西持平,实则有特定立场。几年后,陈大齐为文主张“以是非为是非”,不以新旧为是非,持论与他们接近,但仍需要补充说明自己“既非有意和新派为难,也不是助旧派张目。所以新派不必引此文为冤家,旧派也切不可引之为同调”。23盖在《新青年》派的“语言天地”中,中西新旧早已估定,一劣一优,一废一存。蓝公武等人新加入“思想界”,执此看似持平的主张,实有“和新派为难”的攻击性,存在着解散《新青年》“语言天地”的可能。

   这一轮正面与侧面的质疑引起了《新青年》派的思考。鲁迅当年看到漫画后确曾“大不以为然”。他总结这一组讽刺画是“骂提倡新文艺的人了,大旨是说凡所崇拜的,都是外国的偶像”。他或许意识到“外国偶像”这一名词会对他们当时的革新事业造成破坏作用,不得不有所回应。他说,“‘外国偶像’四个字,却亏他想了出来”,在他看来,“外国是破坏偶像的人多”,达尔文、易卜生、托尔斯泰、尼采诸人,“便都是近来偶像破坏的大人物”。不过,鲁迅显然也无法否认达尔文、易卜生、托尔斯泰、尼采等是他们的“新偶像”,故他说:“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总比中国陈旧的好。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24鲁迅仍然维持尊西、反传统观点,实际上也是维护《新青年》的“语言天地”。然而,他虽将偶像分作新旧,表面上化解了攻击,但实际并未解决“外国偶像”的质疑,反而证实了己方对“外国偶像”的崇拜。

   被漫画讽刺的当事人傅斯年也随即声援鲁迅。当时余裴山写信给《新潮》,信中主要内容均是肯定《新潮》,褒奖有加,但内中提到一句当时“新的就是极端的崇外,觉得欧美的东西都是好的”。其实,在余裴山的信中,他并未将《新潮》当成其中之一,反而夸其“材料总算丰富的!思想也总算切实的纯正的!”有意思的是,傅斯年因为刚被骂过崇拜“外国偶像”,故对余裴山的话很是敏感,单挑了信中“新的就是极端的崇外”一句回复,认为人类文明的进化,有一步一步的阶级,西洋文化比起中国文化来,实在是先了几步,他们崇拜西方,只是崇拜先进于中国的文化。所以,他们是“以‘效果’为断”,而非像“张东荪先生骂我们崇拜外国偶像了”。25傅斯年表面答余裴山,暗中实际回应《时事新报》上的漫画与文章。

   不过,傅斯年对自己的说辞或许并不满意,两个月以后,他又补充说明,说“天地间什么事务,都像偶像,没有古今,也没有中外”。

   某甲破坏了一种偶像,而他自己所树立的,用来破坏某种偶像的,过了些年,又成偶像。无论何人,都不能自以为他自己所据的永远不会成偶像。反过来说,天地间的进化,全靠新偶像代替旧偶像,决不是唯一真理代替偶像。

   傅斯年显然承认自己便是以“新偶像代替旧偶像”。而要分清楚偶像和非偶像便要“认明白时代的关系”——“但凡适于当时的对于当时最多数的人类有平等的利益的,都认以为非偶像,反是,都认以为偶像”。也就是说,即使是偶像,只要“对于当时最多数的人类有平等的利益”便不妨崇拜,“更清楚着说,我们拿人道的偶像,打礼教的偶像,是应该的”。他在此文中引用了尼采的名言——“让每件东西的价值都被你重新决定”。其实,他之前就有过类似提法。他分析当时的思想界,认为“我们”是“凡事应当拿是非当标准,不当拿时代当标准”,与之相对的“他们”则“从古所有,乌可议废者”。26

   在这次争论中,其实两边的主张表面相当接近,蓝公武、匡僧、傅斯年似乎都能接受“批判的精神”“拿是非当标准”“以‘效果’为断”。但因各自的社会阵营不同,看似相似的表述,对各自的意义却全然不同。《新青年》一派原本有鲜明的“崇外”色彩,现在《时事新报》同人批评其“崇外的独断”,实际是试图有所纠偏。而傅斯年是新派代表,本应视此论调为冤家,但在论辩中,只能以“让每件东西的价值都被你重新决定”这一名言为依据,回应称自己一派是“以‘效果’为断”,崇拜的新偶像是批判以后认为具有价值的,而非盲从。他辩驳的是《新青年》一方并不存在蓝公武等所指控的“错误”,却并未指出对方观念本身有何不妥。相似的表述背后是一方进攻一方退守的姿态。傅斯年的用意是将立论核心从“外国偶像”转换成“让每件东西的价值都被你重新决定”的这一过程,如此即能容纳《新青年》此前的“语言天地”,同时又能有效回应当下的质疑及背后的重估之风。但这看似古今中外一视同仁,实际已是大退让,让原本确定的“外国偶像”,变成了“没有古今,也没有中外”,在表述上已接近蒋梦麟所观察到的古今中外都置疑的倾向。此种退让也一直延续到胡适提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傅斯年在面对“外国偶像”质疑时,敏锐地意识到,当时反对崇拜外国偶像的人,很可能“助旧派张目”,起到保护中国旧偶像的效果。他说:

   这位用“崇拜外国偶像”一句话打人的美术家,却是很好的一位偶像保护家。他用外国偶像四字把别人破坏中国旧偶像的事件扫过,便成就了他的保护中国旧偶像——如汉字、旧文艺等等——的作用。中国人最会把舶来的事务想出个新用法。偶像一个名词到中国,就成了保护偶像的器具!27

   按照傅斯年的意思,《时事新报》的“击西”,其实可能也在“声东”,这提醒我们,他们对“外国偶像”的讨论,一方面固然是对“欧化”的态度之争,另一方面也关联着对中国传统的态度。这也正是当时另一场有关“固有文化”的争论之核心,与“外国偶像”之争交织在一起。

  

   二、 固有文化:从破坏到整理

  

   在胡适《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整理国故”是新思潮在“对于中国旧有的学术思想”一种态度,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在国故方面的具体体现。28不过,这一概念的提出,也曾经历一场争论。

   正如傅斯年在前引文字中所提到的,《新青年》派的一大功绩便是“破坏中国旧偶像”。对此,张东荪曾以瓶中空气为喻进行批评,认为输入新空气,便能把旧空气逐渐挤了出去,不然即使“终日拿这个瓶来摇动,那旧空气依然不出去”。所以,他认为只要尽量充分地把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艺输入,“不要与那旧道德、旧思想、旧文艺挑战,因为他自然而然会消灭的”。此后,他又以衣服为喻,“必定先有一个新衣裳,自然不要旧衣裳了”,又说“输[入]新文明,自然旧文明被挤而去”。29因此,他也劝《新潮》杂志“与其批评中国的出版物,不如绍介外国的出版物”。30傅斯年虽然以为“这种见解极好,我们狠当欢迎”,但因张东荪在文中攻击了老师辈的《新青年》,所以他不得不严厉回击。他以水为喻,认为“浊水”“清水”占据同一空间,不把一种倒去,别一种便无法进来,“中国是有历史文化的国家,在中国提倡新思想、新文艺、新道德,处处和旧有的冲突,实在有异常的困难,比不得在空无所有的国家,容易提倡”,所以“应当一方面从创造新思想、新文艺、新道德着手;一方应当发表破坏旧有的主义”。31

   张、傅二人此轮交手,虽火气十足,不过双方都以“道出于二”的眼光看中西新旧,且对输入新文明并无异议,争论点侧重于如何对待旧文明。并且,即使在后者,双方的共通点仍十分明显,一方面,双方基本承认“旧道德、旧思想、旧文艺”在当时是实际起作用的,类似占着瓶的“空气”或“浊水”;另一方面,从他们的表述推论,在此后的新文明中,并无旧文明的余地,旧文明会被“消灭”“挤而去”或“倒去”。不过,傅斯年比张东荪更感受到了旧文明的压迫,故选择主动破坏。

   在傅斯年的反驳之下,张东荪的批评被一一化解,所以他很快调整了自己的立论。他指出中国人对旧思想只有两种态度,一为“附会”,“说他那一点与外国思想一样,证明外国所有的,中国都有”;一为“抹煞”,“以为中国一切思想都是一钱不值”,他认为“两种都要不得”,因为“旧思想”是“历史上的东西,现在的中国并没有在旧思想的支配之下,因为旧思想早已飞腾了,现在所剩的只有滓沫。所以现代的中国人没有精神生活。我们现在应该创造一种精神生活,不必和那历史上的旧思想去挑战”。32张东荪在论述中,表面上对“附会”与“抹煞”一视同仁,实际上在行文中处处针对“抹煞”之说。

   一个多月后,当时新旧之争正烈,有传言陈独秀、胡适等被驱逐出北大,或是为感谢《时事新报》为此事仗义执言,胡适特意致信张东荪。胡适在信中定是提到了之前张、傅之争及现实中旧派的存在,张东荪在复信中仍强调“新文明的所以未能深入中国,由于我们新派的不努力,不是因为他们旧派的作梗”,故“不必对于回光返照的旧派用一挑半剔的功夫”。但有意思的是,他更进一步将“历史上的思想”与“现在的思想”作了区分,认为:“历史上的思想与现在的思想早已成了两橛,不相关系,现在的思想非根本改造不可,历史上的思想虽不必使他再生,但是不可一概抹煞。”并说胡适“既撰中国哲学史当然赞同此说”。33

   张东荪这里的表述与此前有不小区别,最重要的一点是将之前“新文明”与“旧文明”的两分,变成了“历史上的思想”“现在的思想”与“新文明”三分。他用此种三分法来应对傅斯年所说的之所以要批评与破坏旧思想,“无非觉着旧思想的积压力很大,不得不打破一般人对他的信仰心”34,解除“旧思想的积压力”,实际上是为“历史上的思想”免除了责任。既然历史上的思想与现在的思想早已不相关系,无论是“旧思想早已飞腾”,或者强调“现代的中国人没有精神生活”,实则都相当于当下中国本是“空瓶”或“没穿衣服”——类似傅斯年所说“空无所有的国家”,也就不存在先倒去浊水或脱去旧衣的问题,即无须攻击固有文明,只需对现在的思想根本改造、输入新文明。此种思路或受清末章太炎等人“君学”“国学”区分的影响,只是将其在时间序列中展开,且“历史上的思想”也无须像国学一样提倡,“不必使他再生”也“不可一概抹煞”。按此逻辑,“历史上的思想”既不存在于现在,又不必使他“再生”,则在新文明中似亦无存在余地,可以对其存而不论。有意思的是,“再生”一词正是当时胡适所常常使用,又是傅斯年主编《新潮》杂志之英文名,而张东荪此时反认为“不必使他再生”,似比《新青年》同人更激进。

   清季到民初中国趋新思想界中有一个关键问题,是推陈出新,在损毁传统的基础上全面创造一个新的中国和中国文化?还是温故知新,在损益传统的基础上重建一个新的中国和中国文化?35无论是哪一种都需要对传统用工夫,然而张东荪显然像第三种,不再生不抹煞,表明其既不推陈出新,也不温故知新。并且,如果当时中国“没有在旧思想的支配之下”,则《新青年》派攻击旧思想成了无的放矢,傅斯年的立论也将难以成立,甚至连讨论旧思想和研究中国哲学史都可能失去正当性,故胡适不得不有所辩护。

   胡适认为张东荪“太轻视旧派了”,“旧派的大害不在他能积极的‘作梗’,乃在他能消极的‘打消’”。他仍以“浊水”“清水”做比喻,来阐明自己的观点,认为对于旧思想“最好的法子是把碗里的泥土和水倒在滤筛上,清水滤在筛下,污泥留在筛上,方才可得一碗清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胡适特意说明,“滤澄的清水不光是加入的清水,还带有碗里[原]来泥水中所含的清水”。他将这一筛滤的方法称为“整理”,说:

我对于旧思想的态度,可用“整理”两个字说完。虽不可一概抹煞,却不可不仔细整理一番,寻出一个条理系统来,使将来的人可以无须枉费“穷年毕世”的工夫,去钻那破纸,我的《中国哲学史》就是抱定这个目的做的。至于那班迷信国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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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202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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