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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晴佳:陈寅恪、傅斯年之关系及其他——以台湾中研院所见档案为中心

更新时间:2020-07-03 23:45:58
作者: 王晴佳  

  

   其中第一和第三句,主要是谈他从港归来所目睹的时事变化,但第二和第四句,则似乎隐含了他对傅斯年的不满和对自己生活的一种解释。他认为傅斯年已成“秦吏”,自己需要躲避一下。同时又解释他自己有家庭牵累,无法像傅斯年所要求的那样行事。该诗的意思,应该比较明白。

  

   陈寅恪的确对傅斯年采取了躲避政策。从1942年直至1949年史语所撤至台北的这段时间内,他没有到史语所工作过,而是在离开桂林以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其中有一段时间出国到英国治病,途经美国回国。1948年他到了广州岭南大学。陈寅恪的这一做法,表现出他已经感觉到在史语所工作,不再能享受他所崇尚的“学术独立”了。

  

   由上所见的陈寅恪、傅斯年两人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了解为什么陈寅恪最后没有随史语所迁至台湾,以及以后他为什么不愿到北京的历史研究所工作。陆键东说得对,在当时陈寅恪的朋友中,能够劝说和有力量安排陈寅恪到台湾的,只有傅斯年。[7](P33-34)当然,除了傅斯年之外,可能还有胡适,否则陈寅恪就不会在1948年随同胡适登机离开北京到南方了。(注: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对陈寅恪与胡适的关系以及陈一家如何随胡适离开北京的事,有所交待。见第253-278页。)不过,胡适对陈寅恪的影响力,可能也仅此而已了。事实上,傅斯年对陈寅恪的影响力,也并没有大多少,因为陈到了广州以后,虽然傅曾多次催促他到台湾,但他始终没有动身。

  

   其实在1940年代,陈、傅之间的关系,至少从陈寅恪那边来看,已经不再那么融洽了。换言之,陈寅恪之学术、人格独立,是超越于党派之上的。因此,陈寅恪在“文革”中的交代稿中会这样说:

  

   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2](P147)

  

   陈在说这些话时,一定想起了他在1940年代初期的往事。一是他在香港所受的千辛万苦;二是他在脱离香港、回到国内以后,没有能马上去史语所所在的李庄而遭傅斯年解聘的事。那“坚决不去”的说法,并不是为了“讨好”问话者(以陈寅恪的独立人格而言,他不会这样做),而是反映了他对傅的真实心情。如上所述,早在1942年以后,陈寅恪与史语所之间,就已经没有多少实际的联系了。

  

   我这样说,除了有上面的那些陈、傅的来往信件作为根据以外,还有陈寅恪的诗为证。据邓广铭回忆,在1950年傅斯年在台湾因脑溢血过世以后,陈寅恪曾作诗一首如下:

  

      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

      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

  

   ——《霜红龛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和何为怀抱”感题其后》(注:邓广铭认为该诗为悼念傅斯年所作,见《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前揭书,第38-39页。诗可见《陈寅恪诗集》,陈美延、陈流求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该诗先由余英时作了许多诠释,然后冯衣北对此表示了不同意见。(注: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第98-101页和冯衣北《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前揭书,第29-31页)我在此无意参与他们之间的争论,只是想说明当时陈寅恪在听到傅斯年死后的感伤,否则他不会有“不生不死”的感触,进而用典来比喻国民党占据台湾、两岸分裂的情势,对老友之死的感伤和对时事的感叹,溢于言表。

  

   陈寅恪不但在傅斯年过世的时候想到他,而且在拒绝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三所所长时,也想到了他。陈寅恪在1953年有“答北客”一诗,曰:  

  

      多谢相知筑菟裘,可怜无蟹有监州。

      柳家既负元和脚,不采?花即自由。[8](P82)

  

   陆键东和余英时对该诗都有解释,在此不再赘述。(注: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第288-290页;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127-128页。陆著对陈寅恪的决定,有较详尽的讨论。)但诗的第三句“柳家既负元和脚”,则显然指的是他当年不愿跟随傅斯年到台湾,继续在史语所工作的事。余英时在解释该诗时,注意到“元和”指的是傅斯年,因为1927年陈寅恪曾有“寄傅斯年”一诗,曰:

  

      不伤春去不论文,北海南溟对夕曛。

      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

      今生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

      解识玉珰缄札意,梅花亭畔吊朝云。[8](P17)

  

   其中第二句说的是王国维的过世,使得传统学术“成绝响”,而傅斯年等人的新学问——“元和新脚”,则在当时(1927年)还“未成军”。但是,我们还可以将“柳家既负元和脚”与傅、陈两人之间在1940年代的恩怨和陈之不去台湾,联系起来看。其实,陈的意思很明显:我当年既然已经“辜负”了傅斯年的史语所,那么我现在也不会“采”社会科学院的“蓣花”了。他的目的,自然是保持一种“自由”。

  

   不过,陈寅恪虽然决定留在大陆,不去香港和台湾,但他的夫人似乎有些不同意见。余英时曾根据他的老师钱穆的回忆,加上他自己对陈寅恪晚年诗文的诠释,认为在1949年,陈夫人曾一度到了香港,有意打探到台湾之行。汪荣祖等人则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只不过是陈寅恪夫妇之间的一次吵架而已。(注:余英时的意见,散见氏著《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增订新版)一书,特别是第131-161页。汪荣祖的意见,则见氏著《史家陈寅恪传》,第175-176页。)有关这事,在“朱家骅档案”中藏一封傅斯年于1949年5月28日给朱的回信,似乎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支持了余英时的说法。傅斯年在信中说:“关于陈寅恪先生入境手续(当指到台湾——笔者注),因其属于历史语言研究所,自当照办。”(注:朱家骅档案”,137-2,此信写于1949年5月28日。)从信的口吻来看,似乎有人询问朱家骅,如果陈寅恪想到台湾,是否可办入境手续,而朱向傅斯年咨询。而且,似乎询问的人并不是陈寅恪本人,因为如果是他本人,傅斯年的口气就不会如此“公事公办”。而且,傅的口吻,似乎还有不甚相信此事是真的迹象。自然,这种怀疑,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傅斯年在这以前,曾多次催促陈一家到台湾而未成。如此看来,这个询问如何办理赴台手续的人,很可能是陈夫人。当然,最后陈夫人被朋友劝回广州,与陈团聚,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至于陈寅恪以后对自己留在大陆这样的决定,是否有所反悔,并因此而赞赏他夫人的见识的问题,似乎已经超出本文的主题,也即他与傅斯年的关系的问题,因此不再论述。(注:有兴趣的读者可细读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一书及冯衣北的《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与余英时先生商榷》,形成自己的意见。)不过,由本文所引档案所见,既反映了陈寅恪与傅斯年这两位近代中国学术巨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陈寅恪在1940年代的心境及其政治态度。陈寅恪以学术自由为至高无上,既超越了政治的疆野,也不为友情所累。笔者希望拙文的写作,不但能补充陈寅恪研究的史实,而且也能使读者对陈寅恪的独立人格与学术志趣,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刘桂生.陈寅恪、傅斯年留德学籍材料之劫余残件[J].北大史学,1997,(4).

   [2]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陈寅恪致傅斯年信[A].傅斯年档案[Z].

   [4]傅斯年档案[Z].

   [5]傅斯年致叶企孙[A].傅斯年档案[Z].

   [6]傅斯年致陈寅恪[A].傅斯年档案[Z].

   [7]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M].香港:三联书店,1995.

   [8]陈美延、陈流求主编.陈寅恪诗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

  

   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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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陈寅恪; 傅斯年; 现代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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