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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星:梁武帝处理三教关系的教训

更新时间:2020-07-03 15:35:22
作者: 韩星 (进入专栏)  
即“不见” “不闻” “不疑”之肉。即没有看见、没有听闻和没有怀疑是为自己杀生的三种肉。而梁武帝为了发展佛教的戒律,改为禁吃一切肉,并严厉处罚吃肉的僧人,这样,自梁武帝提倡后,汉传佛教的僧尼们便不能饮酒吃肉了。

   他还经常讲经,史书上记载他常在同泰寺、华林园、寿光殿、占云馆、扶南馆、法云殿等处,主要讲说«大般涅槃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和«金字三慧经» 等,听经的人数,最多时竟达30余万,此外,还经常召开无遮大会、救苦济会、平等法会、四部大会、无碍会、四部无碍法会、无碍法喜食宿、盂兰盆斋会等规模巨大的法会。

   他还注重经论的纂集、注疏、论释。据«续高僧传»卷一«释宝唱传»记载,天监四年(505)到七年(508年) 这三年间,梁武帝敕撰的佛教典籍就有«众经要抄»88卷、«义林»80卷、注«大般涅槃经»72卷、«续法轮论»合70余卷、«法集»140卷,这一时期,在梁武帝的主持下,中外名僧选集、注释的佛教经典达700余卷,僧祐撰的«出三藏记集»,是我国较早的完善的经录,就是梁武帝第三次敕编的佛经目录,武帝本人也为«涅槃经» «大品般若经»«维摩诘经» «三慧经» 等佛经撰写“义记”,有数百卷之多。

   同时,武帝还制佛乐以为“正乐”,«隋书·音乐志上»载:“帝既笃敬佛法,又制«善哉» «大乐» «大欢»«天道» «仙道» «神王» «龙王» «灭过恶» «除爱水» «断苦轮» 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

   综上梁武帝晚年真可谓以佛治国。

  

   四、梁武帝处理三教关系的经验教训

  

   梁武帝提出了“三教同源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他的«会三教诗»就是要表达自己会通三教的思想,但是,他的所谓“会通”,如«敕舍道事佛»中所表达的观点,是把佛教看作唯一正教,道、儒两家都是邪道,三教是同源于佛教的,他反对将三教分别开来,以为三教之源无二,只有佛教是源头,道、儒源于佛教,不能与佛教相提并论为圣、为英,这就违背了基本的历史常识,正如龚自珍在«定庵续集» 里所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道、儒两家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底蕴深厚,逐渐形成了中国文化中儒道互补的基本结构,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佛教产生于印度,是后来才进入中国的外来宗教,当然不会是道、儒的历史源头。

   应该看到,梁武帝所崇信的佛教,在内涵上还是具有儒学精神的,从他的«释孝经义» «孝思赋»«净业赋»等著作,及为死去的父母修建了大爱敬寺和大智度寺等事情上看,他对父母的感情无疑是真诚的。但以建寺院的方式来表达,实际上是儒家孝道的体现,敬僧侣、立寺院,改素食,这些都是佛教的形式,梁武帝本意是以此来践行孝道,即以佛教的形式服务于儒家之道,印度的佛寺本是僧众供佛、修行、渡人的道场,梁武帝继承了东汉以后帝王在宫内把佛当作神灵祭祀的传统,又使寺院增加祭祀祖宗的功能,这显然是儒佛融合的积极探索,在«敕答臣下神灭论»一文中,他提出儒、道、释三教皆云神不灭,举«礼运» “三日斋,必见所祭”,也是梁武帝以儒家思想对佛教进行改造、使其中国化、用佛教的形式实践儒家的思想以巩固社会伦理秩序,进而强化政治统治的表现。

   如前所述,总体上看,梁武帝在治国方面还是以儒术为主,在他统治下的48年的时间里仍不废郊祀、明堂、庙祭及其他山川祭祀之礼,他有这样的认识和作为难能可贵,只是没有很好地坚持以儒治国的根本方针,另外,梁武帝也并未真正舍弃道教,也是尽量加以利用,梁武帝的“三教同源说”一面贬低儒、道,一面又以佛教包容儒、道两教,是对魏晋以来儒学式微、道教发展、佛教大炽、三教冲突融会过程一次理论和实践的总结。尽管其说多有违背历史、扞格不通之处,但这种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一方面可以促进儒道佛三教和谐,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佛教获得在中国文化结构中的定位,体现了中国文化吸收和转化外来文化的胸襟、气魄和技巧。

  

   结语

  

   南北朝时期,三教关系错综复杂,从梁武帝的言行来看,他对此也颇为纠结,他虽然力图并存三教、并用三教,但终因过分佞佛而导致三教关系失衡,特别到晚年个人信仰走极端,又以政治的力量凌驾于众臣和百姓信仰之上,试图以佛教为国教,建立政教合一的佛教帝国。然而,由于不具备历史条件,佛教也并没有担负起治国平天下的职能,反而使得梁武帝本人神魂颠倒,正邪混淆,为奸人所用,导致亡国灭身,令人唏嘘,教训深刻。

   原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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