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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浩:乐园抑或危境:公共浴室与民国上海社会生活

更新时间:2020-07-02 21:20:32
作者: 孟浩  
根本病因是人体缺乏维生素B。41所以捏脚和刮脚不但不能彻底治愈脚癣,还会导致细菌在浴客之间交叉传染,捏脚一旦成为一种习惯就会像鸦片瘾一样难以根除。42或许混浴以及传统保健技术的确能为个体带来一定舒适感,但对于以维护全体国民健康为目标的现代医学而言,任何可能导致病菌传播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异端”。

   在知识精英的凝视下,“孵混堂”的习惯不仅威胁着浴客的健康,也腐蚀着他们的灵魂。民国以降,政府与精英都以一种“建立现代国家”的话语引领着国人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民众勤奋工作,投入对社会财富的创造中去。因此,休闲往往被置于劳动的对立面,成为知识精英们大张挞伐的对象。尤其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性反思以及民族心理改造的语境中,浴客习以为常的打盹、闲谈、品茗等行为时常受到知识精英严苛的审视:

   吾国人最喜闲谈,终日絮絮于茶楼上无论矣,至浴池则非闲谈之地,然亦必邀约一二朋辈骈坐榻次,啜茗长谈,既浴之后,又必伸手展足,裸体横陈于众人瞩目之中,备极丑态,作其断续之谈话,倘欲修面、修足、吃点心,约计每浴一次动费四五小时,此岂爱惜时光之国民所应列为功课之一耶?43

   由于公共浴室中的消遣行为不利于国人“勤勉”品格的养成,被知识精英冠以“滋生惰性”的名号排除在合乎社会道德的行为范畴之外。随着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机的日益深化,有作者甚至把浴室中的消遣行为与“国运”联系在一起,他将中国的澡堂子与日本的风吕屋进行一番比较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的澡堂虽不像日本的风吕屋男女混浴那般淫荡,但浴客保持着谈天的传统,这是懒散和腐化的标志,更是“民族衰老”的象征。44

   至于公共浴室滋生懒惰的原因,知识精英则将其归咎于五花八门的消费:

   “浴堂”这个名目,听来多么简单,然而里面却很复杂:除了可称为浴堂外,尚可称为茶店、理发室、馆子、休息场所等等。一进了浴堂,第一件事是喝茶,第二是休息,第三是解衣,第四还是休息,第五是入浴,第六是擦背,第七是出浴,第八是热手巾揩身,第九依旧是休息,第十是捏脚。……所可,如果友人约你去淴浴,你至少要预备牺牲半天光阴。横竖中国人的光阴是不值钱的,这又算得什么?”45

   显然,知识精英对公共浴室的多重功能有着十分清晰的认识,但在他们的逻辑中浴室本该是供人洗浴的地方,除此之外的任何活动都是不必要的。比如一位女性知识分子批评道:洗澡应该弄得和洗脸一样简单迅速,而男人却借公共浴室作为闲聊和睡觉的场所,这样的习惯十分不成体统。46不过在浴客认知化的常识中,孵混堂本非单纯的清洁行为,他们进入浴室后,会例行公事般地完成沐浴、喝茶、聊天、打盹等程序。普通浴客不会认为天南海北的闲聊是虚度光阴,相反,他们最富余的东西或许就是时间;当他们在浴榻上呼呼大睡时,也不会感觉不妥,因为温暖的浴室的确比石库门阴冷的住宅更适合睡眠。

   如果说细菌与惰性是社会秩序的“隐性危害”,那么暴力则是一种“公然威胁”。晚清以降,上海的各大报纸就有关于浴堂暴力事件的新闻,进入民国以后这类报道更是层出不穷。日常矛盾是引发冲突的根源之一,形形色色的浴客同处浴室这一有限空间,一句口角、一个动作都有可能成为暴力事件的导火索。1931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李某和姜某同在民华浴室洗澡。姜某出浴后误坐在李某的衣服上,李某见状立即上前训斥,姜某不服出言回击。你言我语之间,争吵演变为肢体冲突,李、姜二人竟赤身裸体在浴室中互殴,场面十分滑稽。47不过有时小矛盾也可能酿成严重的后果,例如《新闻报》就曾报道清泉浴室里的一起命案:事发当日,擦背匠刘某替浴客擦背,他服侍的浴客自带肥皂一块,被同行施某顺手携去使用。浴客不悦,刘某遂向施某索还,二人随即发生争执。施某先将刘某顺手一推,刘某遂向其腰际还击一拳,致施某因脾脏破裂身亡。48

   作为典型的城市公共空间,出入混堂之人自然来自三教九流,其中不乏地痞、流氓。通俗小说《老白相人》生动地描绘了混堂里的这类“江湖来客”:“他们脱出衣服来,身上的肌肉长得都很坚厚,臂膊上和胸前大半刺着些花纹,有几个的大腿上留着几处刀疤,更有在股下现出受过肉刑的板痕的。”49浴室中复杂的人群结构的确成为威胁秩序的潜在因素,报纸上刊登的浴室暴力事件不少就是由非法之徒挑起的。此类事件往往十分恶劣甚至血腥,从新闻标题便能略知一二,例如“青帽党蜂殴浴堂堂倌”“前晚东西华德中浴堂中之血案”“浴室内枪声一响”“董文魁在浴室内遭暴徒连砍六刀”“沂春浴堂血案”“流氓大闹华园”“暴徒闯入浴室开枪轰击浴客”等。50但在这些暴力事件中,浴室通常只是案发地,冲突的根源不在于其中的活动。换言之,公共浴室其实并非滋生恶性案件的温床。

   尽管有关混堂暴力案件的新闻旨在还原事发经过,但无形中也形塑着读者对于公共浴室的观感。1937年一篇发表于《中国红十字会月刊》的文章写道:

   (上海浴室中)流氓的盘据,也使人望之生畏,一般的浴室中,常有流氓之辈,以此为休息坐卧之所,而一般的浴堂老板,也常招致着流氓为护符,以备对付一般不易应付的顾客,因此,在浴堂中,便常有可怖的凶剧的演出,在三四年前,我曾在某浴堂中,目睹一般流氓浴客,被仇家连戳七八刀的惨剧,迄今思之,犹有余悸。51

   从作者的描述可知,他之所以认为浴堂中常有恐怖凶剧上演,一方面是亲眼所见,另一方面则是一种模糊的判断。虽然不能确定他的判断依据源于何处,但报纸作为当时最普遍的大众读物,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混堂并不光彩的公共形象。不过,公共浴室终究是一个合法经营的场所,普通人才是主要客源,而“全武行”也只是平静生活的插曲而已。

  

   三 从空间到身体:官方对公共浴室的干预

  

   从某种意义上讲,主流舆论的风向也影响着官方对待公共浴室的态度。作为“现代”秩序的建构者与维护者,上海历届政府对于公共浴室这一传统都市空间同样抱有十分负面的观感,不过城市管理者的责任不仅在于舆论层面的口诛笔伐,更在于行政过程中的除旧革新。

   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主流舆论对传统商业浴室的一片讨伐声中,控制华界的上海市政府试图开辟一种与混堂截然不同的大众沐浴场所,西式“淋浴室”似乎为其革新提供了“灵感”。19世纪下半叶,淋浴室最早出现在欧洲的监狱和军队中。52淋浴需要装置水管、水箱、锅炉等昂贵材料,所以它传入中国后成为了“富家专利”,53仅见于少数高档场所。淋浴开启了本土改良者对沐浴方式的全新认识,它不仅可以通过限制时间和用水量让更多人参与沐浴,而且还能消除混浴存在的卫生隐患,这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传统混堂的合理性。以淋浴室作为主要参照,上海市政府于1937年5月在闸北设立了沪上第一所“民众浴室”——沪北浴室。该浴室的男浴间采用淋浴,女浴间为独立盆浴,更衣室、卫生间、水汀炉等设施一应俱全,现代感十足。54同样让人耳目一新的还有沪北浴室严格的管理制度,例如:排号入浴,不得争先恐后;限制沐浴时间,淋浴不超过20分钟,盆浴不超过30分钟;一切从简,无擦背、扦脚等服务,且毛巾、肥皂等沐浴用品自备;保持环境安静,不得在浴室内喧哗吵闹等。55可见,无论是设施还是制度,沪北浴室都践行了改良者对于沐浴快捷化、秩序化、去娱乐化的想象。

   对于当时有着300万人口的上海城而言,仅凭一所民众浴室来解决市民的洗浴问题可谓天方夜谭,沪北浴室的意义也不在此。20世纪30年代,民众浴室作为市政工程的一部分,在很多大城市被建立起来,例如南京早在1935年就建立了下关浴室。56和所有城市的民众浴室一样,沪北浴室如同一个展示政府推行社会改革的橱窗,象征着官方解决民生问题的志向与能力。同时,在民众浴室的微观世界中,改良者实现了对“现代化”沐浴的想象,从而形成一套有关公共浴室的身体规训和空间管控的逻辑。在这套逻辑中,改革者试图以一种“教育”的方式让大众接受既定的沐浴准则,57而大众的自主性、多样性需求则显得无足轻重。

   尽管上海市政府对新型沐浴空间的探索很快就因抗战爆发而中断,但租界当局严控传统混堂的计划却提上了日程。由于战时大量人口涌入租界,该区域内的公共浴室从40多家猛增到70多家,58如何有效管控这个鱼龙混杂之地,成为租界当局面临的棘手问题。1939年1月,公共租界一位警备委员会委员向工部局秘书处递交了一份提案,他建议扩展《执照法》第34条59的适用范围,将公共浴室纳入其中,以便对其严格管理。警备委员的提案得到了救火会、工务处、卫生处的一致赞同。救火会在报告中指出,公共浴室多由一些游手好闲之辈开设,因此这些场所自然成为了犯罪分子的避难港。60在战时上海犯罪活动日趋猖獗的情况下,工部局很有必要通过发放执照对公共浴室进行管控。61就在救火会报告公布的十几天前,又一起惨烈的枪击案发生在福州路的浴春池浴室内。62

   提案提交不久后,工部局就颁布了针对公共浴室的管制措施。根据第5063号市政通告,公共租界内所有商业浴室必须向警务处登记、申领执照,在未取得执照前不得营业。63同时警务处制定了十分严苛的《浴室章程》,如:不得在浴室任何部分举行足以扰乱租界治安之会议,不得有政治性质之集会或演讲或讨论政治;不得窝藏革命党、无政府主义者或政治犯;凡有可疑之人携带军火或其他危险凶器,领照人或其雇佣人应立即报捕等等。64工部局的一系列管制措施表明,殖民者深谙公共浴室在上海城市生活中的角色绝非清洁场所这么简单。但作为异文化观察家的殖民者也忽略了一点:浴客往往是在洗澡的过程中顺便谈论政治,而非为了谈论政治去洗澡。公共浴室中的闲聊具有偶发性、随意性和日常性的特征,所以凭借法令很难杜绝。与此同时,工部局还提出了一个更为长远的目标:他们将逐渐把公共浴室改造为一个不需要特殊执照,专门为社会大众,甚至是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日常洗浴服务的场所。65不难发现,战前华界的民众浴室计划与殖民者的目标具有某种相似性,但区别在于前者还将传统混堂与新式浴室视为不同的类型,而后者至少在构想上已经模糊了这种区分。不过,租界当局很难在战争环境中将其构想付诸实践。

1945年5月,上海重新回到国民党的控制之下,正如贺萧(Gail Herchatter)所言,这时的新政府正在采用一种国家振兴的话语,来表达要涤荡多年来外国占领和战乱留下的污泥浊水的决心。66接管上海5个月后,市警察局将公共浴室列为“特种经营”,要求各分局彻底调查。6711月17日,警方又在皇后大戏院召集包括浴室、旅馆在内的六行业主训话,理由是他们经营的事业“与市民健康及整个社会安宁秩序息息相关,亟应严加整饬”。68针对公共浴室,警察局提出了禁止擦背、禁止扦脚与捏脚、废止大池混浴改装淋浴等措施。69警方特别从“公共卫生”的角度阐释了整改的理由:擦背有可能传染疥疮和脓疮;捏脚会传染香港脚患者携带的葡萄球菌,并且占据客位、浪费时间;扦脚虽能拔除鸡眼,但也可能引发甲沟炎、灰趾甲等病症。70就在训话不久之后,警察局向市政府提交了一份《上海市警察局管理浴室规则》。该规则不仅将11月17日的训话内容全部条文化,并且又提出了许多更加激进的改革措施,比如:沐浴时间应限制在30分钟以内;毛巾、浴巾须由浴客自备;浴池须重新改装,浴池只能用于泼洗,浴客不得浸入;浴室内不得设置茶具等。71与殖民者相比,战后的新政权不仅想要管控混堂的空间秩序,还试图规训浴客的身体。在城市管理者的视域中,浴客只是有待被清洁的“客体”,而非享受沐浴过程的“主体”。值得注意的是,警方的改革措施与战前沪北浴室的管理制度如出一辙,这意味着战后的城市管理者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民众浴室计划的“遗产”,并将那套空间管控与身体规训的逻辑从市政空间扩展到了商业领域。换言之,警方试图在制度层面将角色多样的混堂向单纯的卫生设施引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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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Historical Review 2019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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