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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明:江平先生对民法典编纂的重要贡献

更新时间:2020-07-02 12:37:21
作者: 王利明 (进入专栏)  

   第四,对商事合伙的确立作出了贡献。江老师在九十年代对合伙制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就合伙的多种形式与合伙立法的关系,有限合伙等,均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为2006年合伙企业法的出台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建议。江平教授敏锐地指出,商事合伙和民事合伙的分化,是一种客观的不可逆的实践,是契约共同体和组织共同体的差异,立法对商事合伙的确认是必然的。在我国立法还没有确立有限合伙之时,江平教授提出,有限合伙的产生和发展是应不同投资者的需求而产生的,是一章吸引风险投资的优良法律组织形式,作为古老的企业商业组织形态,能够适应并促进高科技企业的发展需求。

   三、江平老师对人格权独立成编的贡献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人格权”一词首次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人民权利的尊重和保护,贯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是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实现人民群众美好幸福生活的重要举措。但关于人格权是否应当独立成编,在民法典编纂中存在较大争议。但是在讨论过程中,江平教授始终旗帜鲜明地积极呼吁制定人格权编。

   诚如江平教授所言:“应当通过人格权在民法分则中独立成编的方式来解决人格权保护的相关问题。”换言之,只有通过独立成编,才能详细规定人格权的类型、各项内容、权利行使以及受到侵害之后的保护等问题,才能够真正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保护人格权的任务。针对个别学者将人格权独立成编这一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倾向,江平教授指出,“对于人格权独立成编的相关问题,有学者提出在政治方面的相关担忧,我认为大可不必。中国人格权法相对独立。此外,对于实践当中出现的人格权相关争讼,中国是通过普通法院、一般民事问题进行处理的,这也从机制上保证了中国人格权相关问题的‘非政治色彩’与民权属性。”

   江老师认为,人格权是宪法所规定的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要不遗余力地加以保护。而且人格权内容日益丰富,因名誉权、个人信息、人体器官等产生的纠纷日益滋生,目前《民法总则》有关人格权的内容关于简单、笼统,难以满足人格权保护的需要。那如何在民法典编纂的过程中充分彰显人文关怀精神,充分保障人格权呢?

   第一个思路,是再次修改《民法总则》,将人格权条款加入其中,但这一思路在理论与实践当中都存在一定的难度。《民法总则》刚刚制定,短时间内进行条文的修改,不仅会造成法律稳定性的破坏,也会使得立法者的权威性受到挑战。而且人格权内容庞杂,如果将人格权的所有内容均放于民法总则,必将显得总则中主体人格方面过于庞大。

   有观点认为,《民法总则》已经解决了人格权的立法保护问题,应当看到,从《民法总则》关于人格权的规定来看,《民法总则》第109条规定了一般人格权,完善了我国《民法通则》具体列举人格权类型的不足,为各项人格利益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民法总则》110条全面列举了各项具体人格权,尤其是第一次规定了身体权、隐私权等权利,从而弥补了我国《民法通则》具体列举人格权的不足。《民法总则》第111条第一次规定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民法总则》第185条对英烈人格利益的保护。《民法总则》对人格权的规定实际上构建了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的内在体系,这就是由具体人格权和一般人格权所组成的完整的人格权益体系。然而,江老师指出:“当前中国《民法总则》并未解决人格权的相关问题,除却信息权利的保障外,人格权在《民法总则》中表现甚少。《民法总则》并没有完全解决人格权的问题。”因此,不能因为《民法总则》设定了四个条款,就完全解决了人格权保护问题,这四个条款只是人格权立法的基础。我国《民法通则》用了9个条文保护人格权。而在《民法通则》颁布三十多年后,我国人格权保护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司法审判实践已经总结了大量的经验,形成了大量的规则,这些成果应当在民法典中得到体现。如果将来人格权不能独立成编,而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显然不能把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内容全部纳入其中,那就意味着《民法总则》对人格权的保护还不如我国《民法通则》,这就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我国民法典对人格权的重视程度还不如三十多年前的我国《民法通则》,这很难体现出法律在新的社会阶段的进步。

   第二个思路是在侵权责任法中解决人格权问题。但由于侵权责任法需以规定主体权利为依托,在尚未有法律明确规定人格权相关问题的前提下,以侵权责任法作为破坏人格权的救济手段并不可行,而且各种人格权的具体内容、保护范围、保护方式等予以细化和具体规定,与侵权责任法的体例结构难以相容,因此以侵权责任解决人格权问题并不能够成为最佳选择。

   总之,江老师认为,人格权庞杂的内容如果都放在侵权里面,那么债编当中侵权和契约之债的内容与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相比就会显得非常庞大,放在总则里面也会破坏整个总则体系上的平衡。江老师进一步指出,民法与人格权的关系较为复杂,最好的方案是制定人格权法,通过人格权独立成编的方式来解决人格权保护的问题。其理由在于:首先,在 2002 年提交全国人大的“民法典草案”中,即有一编为“人格权编”,并对具体条文进行了详细拟定。其次,十九大报告还提出了“保障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的重要论述,因而人格权对立成编符合现阶段国家政治上积极倡导加强人格权保障的趋势。第三,人格权只有通过在民法典中具体化,才能够实现对人格权的全面保护。从比较法上来看,在人格权领域确实存在着一种“宪法私法化”的现象。例如,在德国,其人格权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法官通过援引宪法而进行司法造法的结果。而在我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法官不能援引宪法裁判案件,因此,我国不能走德国等国家的人格权发展道路,即由法官通过解释宪法来完成人格权的创设与发展,只能将宪法保护人格权的相关规定转化为民事法律的具体规定,通过民法典人格权编确认人格权,才能为法官裁判提供更明确的规则。江平教授指出,在比较法上,人格权的保护可采取宪法规定的模式,但是我国目前仍然缺乏宪法权利中真正意义上的司法诉讼保护,某些具体人格权也无法在宪法中明确体现。因此,通过宪法对人格权加以保护的方式难以实现。相比之下,在民法中提高人格权的定位,对人格权单独立法则更为实际。再次,《民法总则》中已经有了对一般人格权和特殊人格权的规定,审判实践中也有一些具体的司法解释,有关人格权的理论内容较为完备、实践案例也较为充足,现实中大量、丰富的人格权问题已使得人格权独立成编的议题呼之欲出。江老师关于人格权独立成编的理由,准确地概括了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的必要性。

   人格权作为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不能够法定,而是应当保持开放的状态,而《民法总则》第109条规定的一般人格权,就体现出制定一部开放的民法典的理念。其次,《民法总则》第111条规定的自然人信息权,回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适时将其作为一项人格权予以保护,是《民法总则》的一大创新之处。最后,《民法总则》对数据和虚拟财产的保护作出了规定,有助于提升对其保护力度。同时,人格权不仅仅是保护的问题,还涉及到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用问题,人格权适应商业需要而商事化,江老师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商事人格权”。

   四、江平老师对物权法的贡献

   在《物权法》的制定过程中,江平老师大力呼吁制定《物权法》,保障财产权。他针对个别学者反对物权法以及否定平等保护原则等观点,在多次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要制定一部《物权法》以保护产权。关于《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和立法体系,江老师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建议。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坚持平等原则,私人财产和国家财产平等受到法律保护;在物权法制定的过程中,有人认为将国家、集体和私人的财产同等保护,与宪法的有关规定不一致,江老师对此提出了强烈批评。认为以往我国在财产权利的保护上,强调公有财产神圣,似乎私有财产权的效力略低一筹,这是有违私权平等原则。财产权是私法上的概念,既不应以公有、私有为分类划分标准,更不应予以不同保护。当公有财产进入市场经济的生产、交换等环节时,一般不再具有公法上的意义,而只有私法的财产属性。作为物权主体,不论是国家、集体,还是私人,对他们的物权应予以平等保护。应该说,平等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法则,背离这个法则就不是真正的物权法。物权法平等保护私人财产,但是这个私人并不等同于富人,物权法中的私人是不分贫富的,物权法中规定的保护私人财产中的“私人”是指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作为自然人的权利人,而不完全是企业家或富人。

   第二,关于物权法的功能,江平老师认为,物权法的功能就是要定纷止争,保护财产。保护私人财产权就要保护私人财产的流通自由,没有流通自由那是死的财产,只有流通自由才能变成活的财产。保护私人财产权就要明确,除非有法律的规定,否则不得对私人的财产进行剥夺和限制。保护私人财产权,就必须明确,国家在征收或征用个人财产时,必须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私权利受到公权力侵犯的时候,应该有合法的司法救济的途径。物权法一个重要精神就是私权保障措施的具体化,成为私法保障的基本法。

   第三,关于物权法定原则,江平老师赞成物权法定主义,但江老师也指出,确立物权法定主义的前提是物权法对现有的和将要产生的物权进行全面的列举,否则可能是历史的倒退。江平老师还指出,我国担保法没有写物权法定主义,是比较合理的,因为随着交易实践的发展,特殊类型的担保方式如最高额抵押、浮动抵押等,不断产生,如果进行严格的法定主义,可能会束缚自己的手脚,并不是先进的立法。

   第四,确认成员权。江平老师较早地提出了要保护集体经济组织中的成员权。要密切农民和集体土地之间的利益关系、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就必须要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成员对集体经济组织财产权的行使所享有的权利。保护私人财产权就要保护集体所有权里边的私人的成员权。只有把集体所有的财产权利和集体成员的财产权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物权法》第59条第1款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这实际上是确定了成员权的概念。

   第五,确认居住权。江平老师是最早地提出了应规定居住权的学者之一,并且提出要在《物权法》中明确规定居住权,所谓居住权,是指以居住为目的,对他人的住房及其附属设施所享有的占有、使用的权利。他认为,将居住权确认为物权,通过物权法来保护弱势群体的居住利益,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在《物权法》制定的过程中,对于应否规定居住权问题,曾有过较大争议,后立法机关认为房屋租赁等权利能满足居住需求,就未再规定居住权。现在,江老师的这一建议也已经被立法机关所采纳。

   此外,江平老师积极倡导将土地经营权纳入到土地承包经营权之中。土地“三权分置”这就为我们将来农村的现代化、土地的集约化经营提供了有利的基础,同时也要对其权利性质进行深入研究。

   五,江平教授对合同法立法的贡献

   在民法典编纂中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关于是否设置债法以及债法总则与合同法的相互关系。江老师始终认为,不一定要完全照搬德国的模式,专门设立债法总则,不一定非要把合同之债和侵权之债合在一起。但这不等于否定债的概念,债的概念完全可以归入合同法,并可以加以技术性处理。合同法中定义有某某之债,在具体其具体内容,这仍然是保留了债的概念。他认为应当保持合同法体系的完整性。此种观点基本为我国民法典编纂工作所采纳。

   在合同法的研究方面,江平教授在我国1999年《合同法》颁布前夕,非常准确地指出合同自由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乃是我国合同立法的两大主线,言简意赅地表明合同法作为私法,以个人为本位,鼓励人们积极地利用合同实现自我意志,自由的赋予能够唤醒和弘扬人的主体性,为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拓展了广阔的空间。与此同时,作为私法的合同法,还通过诚实信用原则则贯彻社会本位的思想,追求衡平正义,要求人们在尊重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利益,对合同自由原则起到引导和矫正的作用。在这一基础上,江老师指出合同自由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结合适应了现代民法由个人本位迈向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相结合的潮流,二者互为依托,并主张正确理解二者的关系及其在新合同法中的地位,是解读我国合同法的关键。

   结语

   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成文法传统的国家而言,实现民法的法典化和现代化是国家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历史任务。既然推动民法典的编纂的历史任务落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我们每个民法学者能够亲身参与其中,可谓与有荣焉。我们有有责任积极参与这样一项伟大的、举世瞩目的法治工程,这也是我们治学报国的最好机遇。“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江老师的学术思想始终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启发价值。我们要以江平教授为榜样,为民法典编纂积极献言献策,为民法典的问世贡献智慧。我们共同的愿望和目标,就是帮助立法机关制定一部科学的、能够屹立于世界法典之林的、二十一世纪的民法典。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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