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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星:和而不同与全球多元文明

更新时间:2020-06-24 16:20:57
作者: 韩星 (进入专栏)  
并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特点,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独树一帜。

   1、作为中华文明的载体——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以汉族为主体不断融合其他少数民族的结果。

   中华民族的原体汉族就是古代中原地区华夏部族融合周边少数部族的结果。起初是炎黄集团和犬戎之间的融合,接着又与东夷集团融合,形成夏王朝;商代八迁,周武王联合八百诸侯共伐殷纣王,也是大范围的民族融合;春秋战国之际,中原华夏与四周的楚、吴、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融合,形成了华夏族,这一融合到汉代完成,形成了汉族。

   此后,以汉族为主体,在历史上又经历了多次的民族融合:一次是两晋南北朝时期,汉族又与其他少数民族融合。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前凉、后凉等十六国,并逐步汉化,最后融入汉民族之中。

   二次是五代两宋期间,北方契丹、党项、女真各族在中国北部相继建立了辽、西夏、金等政权,与北方汉族融合起来。同时,南宋政权的南迁,与南方各少数民族进行了较大程度的融合。

   三次是蒙古人统一中国,吸收汉文化,使一部分蒙古族融入汉族;同时内地汉人迁往蒙古、西北、东北、云南等地,并融入当地少数民族之中。另外,蒙藏之间、汉与契丹等的融合也很突出。

   四次是满族入主中原,满汉融合,乃至几乎没了民族界线。同时,满、蒙、藏在共同宗教信仰基础上也进行融合。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之际10余万汉人跨海定居台湾,与当地高山等少数民族融合,使台湾成为与中华民族血肉相连的一部分。

   从以上可以看出,长期以来,经过不同民族的迁徙、融合,形成了今天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家庭。这种格局的形成,各民族在交流中寻求生存,在斗争中走向和谐,在团结中共同发展,在保持各民族丰富多样性前提下结成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这种极强的民族融合力、凝聚力、向心力得益于中华民族对“和而不同”的观念的把握和运用,是“和而不同”的精神的典型体现。

   2、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其内部不同因素的整合也是以“和而不同”的精神来进行的。

   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也是多元并发的,三代以来逐渐形成了以华夏为主体的多元文化格局。西周礼乐文化是中华文明早期集大成之作,它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综合能力,是由“隆礼敬德”的礼制和《尚书》、《周易》两大哲学文献组成的体用兼备的完整思想文化形态,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本路向,成为其后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理论源泉。

   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春秋时代,宗周礼乐文化与晋、齐文化结合而有法家,与荆楚文化结合而有道家,与东夷文化结合而有儒家。这三派中唯有儒家特别重视“和”,孔子就是在“中庸”基本原理指导下以“仁”、“礼”为两大支柱,来构建自己的整个学说体系,以“和”的文化观对三代以来,春秋之世的思想文化进行了一次整合。儒家处理自己与道、法的关系中,也以这种文化观为依据在争辩中求同,在求同中发展。

   孔子之后,儒家在战国时代产生了两位思想巨子:孟子主要发扬了孔子重视道德修养内在制约的“仁”的一面,其极端可以和道家相通;荀子主要发扬了孔子重礼乐教化外在制约的“礼”的一面,其极端可以和法家相通。先秦儒学始终以道法为界限,又援两学以为用。

   到了战国中后期,以齐稷下学宫为中心,儒、墨、道、法、名、阴阳各派又经过百家争鸣,互攻互取,产生了黄老学派、《管子》学派等综合融会特色明显的学派。到了战国末年,各流派走向兼综和合的趋势更为明显,《吕氏春秋》是这一趋势下的又一产物。该书以儒、道为主,兼及名、法、墨、农、阴阳各家,并以自己的思路综合整理,构建了涵盖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的基本框架,并在消化各家思想后还提出了自己对于天文、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见解。

   汉代是先秦诸子融合最终完成的时代。汉初用以使经济文化得以恢复的黄老之学,取得了显著成绩。至董仲舒,以儒家学说为标的,实际上大量采用道、法、阴阳思想和治术,为西汉统治者制定了长远的统治方略,使中国政治文化整合得以完成,初步确立了其后运用达两千余年的阳儒阴法,德礼刑法兼治、王霸道杂之的中国封建社会主体政治文化模式,对中国历史影响十分巨大、深远。

   3、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对待外来文化也能够兼容并包,不断吸收融合。

   中国文化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最突出特征是在“和而不同”的精神指导下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融合。事实上,民族融合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中华文化融合周边各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华文化就是在这种不断的民族融合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并深深地打上了民族融合的烙印,具有多元复合的特质。早在春秋时代,由于地理、政治因素,当时还存在多元文化的格局。

   但是,应该看到,以华夏族为载体的中原文化文明程度最高,可以借其优势向四周辐射,其他文化圈都是中原华夏文化的延伸。同时,更远的夷人文化、半夷半夏文化在中原华夏文化的影响下,在大国争霸兼并,商业发达,士人自由流动的社会变革形势下,也加速融入华夏文化。这就使华夏文化呈现出多样统一的特质,并成为日后继续发展的基本方式。秦汉统一帝国的建立,更是以华夏文化为主体加速吸收、融合、同化周边众多民族的文化的结果,最后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延续至今的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是一种具有“和而不同”的精神的文化,是综合了世界诸多文化因子的产物。从汉朝开始,中国就开始与世界交流,除了与周围的国家朝鲜、日本、越南、缅甸有密切联系外,与南洋群岛、马来半岛诸国也有频繁交往。今人热烈研讨的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就是在这时开通的。

   佛教在这时也传入中国,随后被中国人以自己的方式在与原有道、儒相互争竞的基础上改造为中国式的宗教,以至于形成天台宗、律宗、净土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密宗等中国佛教宗派。这种异域思想又普遍地渗透进中国文化的其他方面,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特别是多彩多姿的文学艺术,如诗歌、绘画、音乐、舞蹈都曾因此达到了中国文明史上罕见的高度,创造出诸如龙门、云岗石窟造像艺术以及敦煌壁画之类的震惊世界的文明成果。

   唐朝对世界文化的吸收与世界文化的交流更是空前的。且不说三教合流共塑大唐文明,就是在普通人的生活中,也时时处处感受到这种文化交融的浓浓氛围。李白有一首诗说“落花踏进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可见胡人在中国开店是很普遍的。向达先生曾描述过开元前后长安“胡化”的情形:“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升平,而玄宗以声色犬马的羁縻诸王之策,重以蕃将大盛,异族入居长安者多,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俗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其极社会各方面,隐约皆有所化,好之者盖不仅帝王及一二贵戚达官已也。”唐朝对于异域文化的吸纳可见一斑。

   总之,中国文化对于外来文化大多数时候总是抱着宽容的心态,并立足于自己的民族传统,在保持自身文化的内核基础上,以“和而不同”的精神广泛吸纳、消化,变为自己的东西,并放射出新的光彩。

   纵观中华文明发展的慢长历史,“和而不同”思想贯穿于中华文明发展的始终,推及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成为处理各方面差异、等级和矛盾的准则。在“和而不同”思想的指引下,中华文化不断创新,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不断吸收其它文化的优点和长处,不断创新、发展和形成适应新时代需要的理论体系。可以讲在“和而不同”基础上的融合与贯通,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鲜明特征。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引起了各民族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得以形成的思想文化基础,也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之所在。

   三、和而不同:全球多元文明和平共处之道

   如果要概括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基本特征,最突出的特征应该是多元性或者文化的多样性。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把世界文明区分为八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则把世界文明区分为20多种。其它一些哲学家和文化学家也有不同的区分。这些划分都从不同角度向人们揭示出世界文明发展存在的多样形态。

   联合国《世界文化报告2000》在谈到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时说:“我们应当把文化多样性看做是:它在过去已经存在、现在呈现着更丰富的形式,在将来会成为汹涌的大河。最终这种多样性是人类意愿的产物。”“了解、赞同和甚至欢呼文化多样性并不意味着相对主义,而是意味着多元共存。文化的多元存在在这里指的是:不同的国家、公民群体、国家和国际机构理解和组织文化多样性的道路。”

   2001年11月2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界大会上,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明确提出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

   多元文明的和平共处问题,就是如何促进多元文明的在全球现有的政治经济组织的框架之内和平共处,发展进步的问题。各文明的如果不能和平共处,就会出现很多问题,甚至出现纷争,乃至战争。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即欧美文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20世纪以西方世界为主,发生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人类史无前例的灾难,二战以后虽然再没有发生世界性的大战,但几乎每天都有规模大小不同的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持久和平仍然是人类的渴望和理想。

   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但是新世纪并没有带来新气象,人们期望世界和平的曙光并未令人乐观,社会冲突、种族冲突、政治冲突、经济冲突……依旧未见缓和,牵连及或转移到宗教冲突时,人们更是加深煽情与狂热,把争战带到无疆界境地,生命掠夺就近在人人的身边,以毒以杀,仇恨和恐惧循环交炽。

   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多元文明的日益接近,特别是西方文明内部产生的问题以及西方文明对非西方多元文明的咄咄逼人,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场新的文明危机,并开始引起了人们的警觉。许多西方学者,有着很深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情结,自觉不自觉地站在西方中心的立场上对日趋多元的世界文明发展格局不能宽容,提出了很有影响文明冲突论。

   亨廷顿在1993年美国《外交》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论文,就提出:“新世界中占首位的冲突根源,将不会是意识形态性的或经济性的。民族国家在世界事务中仍将是最有力的行动者,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于不同文明的民族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后来,亨廷顿在他的专著中发挥这一观点说:“文明是终极的人类部落,文明的冲突则是世界范围内的部落冲突。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两个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为了对抗来自第三个文明的实体或者为了其它的共同目标,可能形成有限的、临时的、策略上的联系和联盟,以推进它们的利益。然而,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关系几乎从来就不是紧密的,它们通常是冷淡的并且常常是充满敌意的。

   9O年代,许多人看到,在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又在形成一种‘文明冷战’。在各种文明组成的世界里,这种关系并不是唯一的关系。冷和平、冷战、贸易战、准战争、不稳定的和平、困难的关系、紧张的对抗、竞争共存、军备竞赛所有这些说法,或许最恰当地描述了不同文明实体之间的关系。信任和友谊将是罕见的。”他的观点受到了来自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专家、学者的批评。

当今威胁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因素有许多,其中主要是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Imperialism),以及由此产生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挑战和文化霸权的出现。文化帝国主义是当今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借用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文化影响力自觉不自觉地推行的一种全球文化战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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