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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瑜: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伦理研究重点及其趋向

更新时间:2020-06-24 00:01:22
作者: 赵瑜  
德国技术哲学家、伦理学家罗波尔指出,由于分工、合作等因素,现代技术活动不是单个人的活动,因而工程师作为个体不仅不能也不应该单独承担技术的全部责任②。

  

   二、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伦理研究

   伦理并非静态的规则,而是个体和社会应对条件变动、意外事件和新思维模式所导致的各种问题的必要人类行为[32]。当社会生活变化时,道德概念也会变化[33]。新闻行业本身受到信息技术变化的巨大影响,而由于新闻本身特殊的社会功能,新闻实践和新闻伦理对社会生活方式的形成意义重大。

   传统上,媒体组织被视为履行社会特定职能的机构,其生产惯例和条件一直受到技术的影响[34-35]。对中立事实的公正报道的观念某种程度上是从社会技术的革新开始的[35-37],技术和经济学创造了一种新闻客观性,超越了这个职业原有的专业框架[38]。21世纪初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传统新闻专业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传统的“验证新闻”及其严格的事实核实正在被非专业化的新闻形式所取代,“后事实”或“事后检查”的新闻业逐步形成[39],可靠性和正确性等价值观受到影响,新闻原创性等道德规则被打破[40]。也有学者把这一时代的新闻称为后工业时代的新闻[41]。

   我国新闻传播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新闻伦理研究和教学。综论已有的相关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主要议题:媒介伦理本体研究、案例研究和新媒体伦理分析。我国媒介伦理研究的第一阶段就是将新闻伦理和媒介伦理从公共道德领域分离出来,提炼大众传播工作者和媒介机构在大众传播职业道德体系中诸个因素(道德诫命)发生冲突时的理性抉择原则。

   在新闻伦理的讨论和应用中,操作和操守、知情权和隐私权、市场主义和专业主义的讨论,一直在言论自由和社会福祉最大化之间产生理论碰撞。新媒体技术动摇了新闻从业者一直以来对新闻采集和传播的垄断地位,由此,围绕什么是“公正”和“正确”的新闻,出现了越来越多元的理解,传播伦理的概念出现向公民道德拓展的趋向。

   目前,人工智能与社交媒体技术融合,已渗透到新闻的生产、传播和互动各个环节中。其中机器人写作[42-44]、传感器新闻[45]和智能推荐机制[46-47]是人工智能应用于新闻传播领域的典型代表。

   随着新媒体技术进入新闻行业,长久被珍视的伦理传统,如新闻客观性、新闻记者的功能,受到极大的挑战[32]。学者们对人工智能技术和新闻传播的结合整体保持乐观态度,但对其间产生的信息茧房效应、信息源真实性、算法纠偏、个人隐私和被遗忘权等问题存在伦理忧虑。

   (一)个人隐私与被遗忘权

   大数据是人工智能的基础,无论是传感器新闻还是算法推荐,都必须以浏览数据为基础进行加工,这就涉及了个人隐私数据的二次使用。个人与公共隐私边界的模糊,隐私数据所有权界定的模糊,当下隐私数据保护规制的不完善,都使得对个人隐私数据的二次使用始终存在着侵权的风险[48]。

   学者们对新媒体时代隐私权问题的讨论,归根结底是关于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社会边界和个人边界的讨论,主要可以分为媒体的舆论监督自由与个人隐私保护、公共数据开放与个人隐私保护、保障公众知情权与个人隐私保护这三组矛盾。

   路鹃采用曼纽尔·卡斯特尔的流动空间理论指出,从Web1.0到3.0,网络空间的现实性逐渐被承认,法律规制的逻辑起点是要转变网络空间只具有工具属性的认识,辨析合理的隐私期待,确立新媒体环境下空间隐私权与现实物理空间同等的法律保护界限[49]。而隐私权保护的原则应以人格尊严与伦理价值作为要件避讳隐私,以主体不同身份角色与所处境遇确立隐私外延差异,以社会对涉私的违德行为可容忍度为依据判别隐私正当性[50]。至于隐私权保护的限度[51],只要符合公共利益相关性原则和公共兴趣合情合理原则中的一个就应该被视为体现了社会公众知情权而非侵犯了隐私。陈堂发强调,以是否直接涉及人格尊严的个人信息与个人事项作为辨别侵害隐私权的基本依据,隐私保护至少不宜成为公权滥用、工作渎职、违反党纪、违法犯罪行为回避公众舆论监督的“挡箭牌”[52]。

   被遗忘权是近年个人数据所有权和隐私权探讨的一个焦点。牛津大学教授维克托·舍恩伯格提出了数字时代的被遗忘权概念,他指出,“遗忘变成例外,记忆变成常态”是大数据时代信息安全的一个隐患[53]。欧盟委员会于2012年公布的《关于涉及个人数据处理的个人保护以及此类数据自由流动的第2012/72、73号草案》中,正式提出了被遗忘权概念。当前对于被遗忘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就欧盟等国家对被遗忘权的立法和实施过程分析被遗忘权的实质和局限。如周丽娜发现,数据主体虽然有权向数据控制者提出删除申请,但数据控制者享有的自由裁量权将数据主体置于被动地位,被遗忘权仅是应对数字化发展侵犯个人隐私的措施之一,被遗忘是相对的。被遗忘权的意义是捍卫网络用户自我尊严、提倡尊重他人自由、创建网络无惧生活[54]。对于其中的保护限度,吴飞等提出在被遗忘权的使用中,既要保护私人领地的神圣性,也要保护公共领域的开放性[55]。

   第二,从文化基因和法律传统角度考量欧盟、美国等在被遗忘权上的立法尝试,指出其面临表达自由与隐私权和信息保护之间的矛盾。以美国法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家更看重公共言论的价值,以欧洲法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联盟则将新闻自由与隐私权同等视之[56];也有学者将我国2016年颁发的《网络安全法》中个人对其网上个人信息的删除权与欧盟的删除权进行对比[57],探索被遗忘权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58]。

   第三,就被遗忘权所主张的隐私与数据保护与新闻传播实践中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知情权等理念存在的冲突展开讨论,探求新闻传播领域面对这一冲突的平衡机制。赵双阁等认为,媒体应该首先在价值角度避免炒作和虚假新闻,保证数据准确和内容真实,其次通过匿名处理、模糊表达以避免因关联被删除的危险[59]。张志安等指出,媒体时代把关人的缺失加剧了侵犯公民隐私及相关个人权益的情况,需要被遗忘权的约束以弥补自媒体传播的缺陷;同时指出被遗忘权的引入可能增加互联网公司的管理成本,影响网络舆论场的开放、完整和真实性等[58]。

   (二)算法推荐与新闻偏向

   算法推荐可能导致新闻偏向与虚假新闻的传播。作为个体的记者对道德行为有很强的责任感,但算法作为内容发送者的制度化,会引发专业新闻的各种伦理挑战。从聚合类算法运作的原理来看,当迭代次数受到限制时,这类算法天然存在重复推送同类信息、造成信息疲劳的问题[60]。在新媒体环境下,算法分发的更多是碎片化、个性化的信息,而不是新闻,算法推荐机制实际上是一种对新闻专业主义和公共性的解构[61]。这种算法短视加深了用户偏见,可能会导致信息茧房和回音廊效应,进而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区隔,更使虚假消息得以借算法传播。新闻生态的转变在美国已经引起新闻质量的下降,而且可以预见的是中小城市将不再有报纸,这将进一步恶化新闻生态[41]。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和英国脱欧呈现出明显的“后真相”特征:客观事实在形塑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则会产生更大影响。牛津词典还将“后真相”一词评选为2016年度词汇。有学者指出,“后真相”长期以来是一种政治现象,但在新闻行业结构转变的背景下,新闻传播领域的“后真相”时代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关注[62]。

   关于后真相时代来临的原因,学者们主要从媒体传播形态与技术的演进[62-63]、受众心理[64]、社会经济文化背景[65-66]等层面展开讨论。研究指出,从传播技术特性出发,建立在社交网络基础上的传播渠道容易带来情绪化传播,碎片化的传播内容可能导致还原真相很困难,实时化内容生产加剧了真相挖掘和把关的难度[62];而新媒体对用户的抢占有可能导致传统新闻机构因利润下降而被迫牺牲新闻的准确性、真实性以迎合受众口味[63]。经济和文化的社会鸿沟[65]是后真相时代的社会情绪基础,而这种社会情绪操纵下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所产生的群体分化,比信息茧房更令人担忧[64]。

   关于新闻媒体行业该如何应对后真相,迈克尔·舒德森指出,我们仍然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并指出真新闻应总是把真相放在首位,它不会让诚实的报道屈从于意识形态、政治鼓动或商业利益,甚至也不会迎合读者的口味,并提出了三条新闻质量的判定标准[67]。潘忠党指出,我们需要将重新建构新闻专业定位在“以事实界定真相”为内容的公共生活上,新闻界需要做的是将寻求、核查、鉴定事实和真相的过程置于公共讨论之中,重构交往的伦理规范[68]。

   (三)算法干预与信息茧房

   自主决策是算法权力的核心[8],在社交网络时代,算法实际上成为一种新的议程设置,取代媒体引导舆论。目前没有基于算法伦理和规制设立基本的防御机制,公共媒体对用户大数据的使用,不能保证过程的合理性。敏感信息的使用、传播,某些受众被特定类型信息屏蔽(或者过于吸引),其实都存在伦理风险。

   程序员设计的算法往往不受传统新闻伦理约束,这就破坏了新闻专业主义的行业传统和价值基础。个性化推荐背后,算法设计可能隐含着阶层区隔的意味[60]。提高算法透明度,以实现对算法的监管,已成当务之急[8]。

   算法智能推荐所导致的受众所接受的观点窄化问题被形象地概括为信息茧房。信息茧房最早由美国学者桑斯坦提出,意指在通信领域,人们只选择自己感兴趣和能令自己愉悦的内容[69]。信息茧房是算法、大数据推荐等大众传播技术和“我们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能愉悦我们的东西”这种大众心理共谋的结果[70]。

   关于信息茧房的后果和危害,程士安等认为信息茧房容易加剧误解、放大假消息[71];胡婉婷认为信息茧房破坏了网络公共领域建构,主要表现在网络精英的信息垄断导致多数人自由表达受阻,群体极化造成公众理性批评缺失,因缺少共同经验而削弱社会黏性、破坏共同体的维系[72];彭兰认为信息茧房是用户角度“拟态环境”的一种表现,不利于人们更充分全面地接近真实社会的信息环境[62]。

   学者们从优化算法、媒体责任、个人媒介素养三个方面对信息茧房的解决进行展望:首先,通过优化人工智能推荐算法、扩大数据挖掘以拓宽对用户信息需求的定义、增加优质信息资源配比、采用人工与智能筛选相结合等方法让个性化推荐更为智能全面[44];其次,从媒体责任角度优化公共信息服务,平衡个性化传播与公共性传播、个性满足与社会整合的关系[62,70];最后,用户媒介素养要进一步提高,也是其中应有之义。

   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有研究通过对Facebook用户的信息接触进行量化研究,指出当用户通过Facebook推荐算法获得新闻,其信息茧房和回音廊效应并不像人们预想得那样严重,个人选择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73]。

  

   三、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伦理研究反思

   新技术动摇了新闻从业者一直以来对新闻采集和传播的垄断地位,随着媒体边界的模糊化,“该由谁来决定公众应该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成为争执的焦点,其背后则是新媒体技术与社会伦理期待的冲突。因此,厘清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伦理的责任主体,考量其伦理结构与急需处理的核心辩证关系,进而为行业规制提供建议,是该领域研究的基本立场。

通过上文研究梳理可以看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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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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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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