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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美国大萧条与新政再思考

更新时间:2020-06-23 23:26:27
作者: 王小鲁 (进入专栏)  
7%),而该时期流通中现金M0年均仅增长3.2%,狭义货币M1年均增长5.9%,广义货币M2年均增长8.0%,M2只比GNP实际增长率高1个百分点,但低于GNP名义增长率。批发价格指数年均上升2.5%,是物价暴跌后的恢复,到1940年,批发价格总指数还只是1929年的82%。说明这一时期官方的货币政策改变了1929—1933年的通缩趋势,但仍然是很有节制的,保持了货币与经济大体同步增长,基本没有采取凯恩斯式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普查局,第1卷,第199页和第224页;第2卷,第992页)。

   第二,新政期间,政府支出总额(包括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支出)年均增长6.4%,政府建设投资支出总额年均增长6.6%,政府债务年均增长6.3%,增幅均高于新政之前,但都低于同期的GNP年均名义增长率(因1933年没有政府支出数据,这里都以1932年为基期,按名义增长率计算,该时期的GNP名义年均增长率为7.0%;而以1933年为基期计算,GNP年均名义增长率为8.7%,实际增长率为7.0%)。其间,政府投资支出占政府支出总额的比重只在1934年从新政前1932年的15%小幅上升到17%,此后一直保持在15%的水平,与新政前没有改变。1932年,政府投资占GNP的比重为3.2%,新政时期只有1934年达到3.3%,此后一直保持在2.9%—3.1%的水平,还略低于新政前。数据并不支持普遍流传的所谓罗斯福新政主要是以扩大政府投资拉动增长的说法。

   新政开头几年,联邦政府支出增长较快,从1932年占政府支出总额的34%上升到1936年的55%,基本属于联邦、州和地方政府间的支出结构调整,没有发生政府支出膨胀。罗斯福信奉财政平衡理念,他不认同凯恩斯靠赤字财政扩大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主张,认为财政赤字只能是在紧急情况下不得已的临时措施(数据见表1;普查局,第1卷,第224页;第2卷,第1120—1123页)。

   美国商务部普查局提供的20世纪30—40年代政府财政收支只有偶数年份的数据。从这些数据看,新政前的1932年,由于经济下跌、政府收入锐减,财政赤字已达GNP的3.7%。新政期间,虽然政府支出在增长,但大多数年份财政赤字占GNP之比均显著低于1932年,分别是:1934年2.3%,1936年3.8%,1938年0.2%,1940年2.6%。其中只有1936年略高,是因为根据国会决议,一次性增加拨付退伍军人补助32亿美元。在经济尚未完全复苏、政府支出压力很大的情况下,能做到赤字减少是不容易的。这也证明了新政与凯恩斯主义的区别(普查局,第1卷,第224页和第341页;第2卷,第1119—1120页)。

   第三,新政期间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确有大幅增长,危机期间(1930—1933年)年均增长只有3.3%,新政时期(1934—1940年)年均增长达到10.2%,但政府支出总额占GNP的比重反而略有下降。这是政府支出结构调整的结果。1932年,公共福利支出占政府支出的34.6%,1934年该比例大幅上升到45.5%,1940年仍占43.1%。增加的福利支出初期主要用于危机期间的社会救助,后期转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1932年这两项支出合计6.1亿美元,占政府支出总额的4.9%,到1940年合计达到48.7亿美元,占政府支出总额的23.8%。这意味着新政期间政府支出结构进行了以改善民生为中心的重大调整。其他很多支出项目的比重下降了。由于大量救济金是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发放的(招募失业者参加植树造林和公共设施建设),在救济的同时兼顾了造林、防洪和基础设施项目。总体上,政府支出增长是理性和有节制的(普查局,第1卷,第340页;第2卷,第1120页)。

   上述数据说明,罗斯福新政不同于凯恩斯式的货币和财政扩张政策。新政的“三R政策”(Relief,Recovery,Reform,即救济、复兴、改革),除了整顿市场秩序,恢复市场活力,改革过时的制度,适度的公共建设,关键内容是政府支出重点转向民生,在大萧条时期救济失业者,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改善收入分配,因此也促进了消费复苏,扩大了市场需求,带动了经济增长。这些方面都是靠自发的市场机制难以解决和至少短期难以解决的问题,或者说是市场失灵领域的问题。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努力,基本不干扰市场运行,不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但对市场的恢复起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新政期间也曾一度出现了政府权力过分扩张、过度干预经济的现象,例如不适当地干预价格,最低工资标准定得过高,繁琐的规章制度对私人企业形成不良干预,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这些问题大部分在新政期间很快(1935年)得到了社会的纠正,但可能也遗留了一些问题,例如最低工资标准可能过高,累进的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过高,可能产生更长期的不利影响。从整个新政时期的总体情况和经济表现看,市场受到干预的情况并不像有些批评所说的那样严重。实际上,有些不客观的批评恰恰来自某些被触动的既得利益集团。

   1933年3月,罗斯福当选总统后即开始实行新政,当年经济继续下滑1.8%。但跌幅明显减缓(1932年下滑14.8%),1934年经济即止跌回升,强劲反弹9.1%,此后高速增长一直延续到罗斯福仍然在任的1944年,11年间保持了年均8.9%的增长率(其中只有1938年出现负增长),1944年不变价格经济总量达到1933年谷底的2.6倍,危机前(1929年)的1.8倍。失业率从1933年的24.9%,降到1940年的14.6%和1944年的1.2%。这11年间居民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工薪劳动者收入按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长7.7%(包括再就业因素)。工农业劳动者的人均收入差距从4.7倍缩小到2.5倍(普查局,第1卷,第135页、第164页、第224—226页)。正是由于这样的经济表现,美国在反法西斯的二战中才能发挥重要作用。什莱斯所谓经济复苏“以失败告终”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回顾上述情况,下列几种说法明显站不住脚:

   其一,所谓罗斯福新政采用的是凯恩斯式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从而挽救了美国经济。数据证明这并非事实。

   其二,认为美国经济复苏不是新政的功劳,政府只要什么都不管,经济就会自然恢复。事实是,新政时期采取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和调整措施;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大幅回升(本文第四部分将具体分析这些措施对经济的影响)。因此上述说法也空洞乏力。关键不是政府什么事都不要做,而要看哪些事做对了,哪些事做错了。

   其三,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一书中认为,新政措施延迟了复苏,真正的复苏是美国政府为准备二战而扩大军事开支带来的。这一说法也令人惊讶。美国于1941年末参加二战,1942年政府军事开支才大幅上升到GNP的14.3%。新政时期直到1940年该比例都在0.8%—1.6%的低水平,多数年份低于新政前。而1940年经济复苏已经完成,GNP比1933年谷底水平提高60%。很明显,军事支出扩大是在复苏之后,上述说法居然把时间先后也搞错了(普查局,第1卷,第224页,第2卷,第1120页;萨缪尔森,中文版1999,第3页)。

   本文第二部分,将回顾和评论有关经济危机的几种主要经济学理论;第三部分进一步分析美国大萧条发生的内在机理;第四部分盘点罗斯福新政各项政策的对与错。

  

  

   大萧条背后:不同的经济危机理论

  

   美国始于1929年的大萧条是一次典型的经济危机,但与常见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相比,这一次的冲击更大,后果更严重。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经济危机?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有不同的解释,差异悬殊。这里重点提及三个学派的学说。

   1.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的《资本论》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生产无限扩张的能力,但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造成贫富两极分化,把社会大多数人的消费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因此生产过剩会经常出现,当过剩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发生经济危机。在危机中,大量企业倒闭,使一部分生产能力被消灭,迫使供求关系恢复平衡,经济走向复苏。但原来的矛盾仍然存在,因此经过一段繁荣期,生产能力还会再次超过消费能力,导致下一次危机到来。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这一内在矛盾是无法克服的,而且周期性危机会愈演愈烈,只有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根据社会需要按计划进行生产和分配,才能解决这一矛盾。这些理论在20世纪上半叶被很多国家接受,出现了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阵营(马克思,中文版1975)。

   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的分析非常深入。在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条件下,一方面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可以大量投资扩大生产,另一方面大多数人消费能力有限,限制了市场需求,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调看来确实是造成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经常出现供过于求、生产过剩的重要原因。不过他并未预见到后来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变化。

   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一系列制度变革普遍建立了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收入再分配体系,使贫富差距大大缩小,收入分配明显改善,因此过度储蓄、过度投资、消费能力不足,不再成为经济运行不可克服的障碍。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得到了克服。在美国,这一变化就发生在新政时期。此外,看来他也低估了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能力,而他设想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实践中遇到了缺乏有效激励机制,个人自主选择受到严重限制,效率低下,创新不足,计划当局频频发生决策失误,以及政府权力过大和缺乏监督导致滥用权力和腐败等问题。这些严重问题使20世纪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竞赛以失败告终,导致了20世纪后期几乎所有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通过市场化改革和开放,取得了近40年经济高速发展、贫困人口大量减少、居民收入大幅提高的巨大成就。

   2.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学说

   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他把社会总投资看作外生变量。他认为,当社会总储蓄等于总投资时,全社会供求平衡,生产会正常进行。如果总储蓄大于总投资,而全社会的投资意愿不能相应提高,就会发生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可能导致经济危机。消费和储蓄由千千万万居民决定,凯恩斯实际上是将它们看作无法调节的变量。在出现有效需求不足时,因为无法通过主动调节来提高消费、降低储蓄,投资规模又不能自动调整以适应储蓄规模,就只有靠政府扩大投资,或者以宽松货币政策刺激投资,使总投资规模扩大到与总储蓄相等的水平,从而使供求恢复平衡(凯恩斯,中文版1981)。

   这一理论背后隐含了一个假设,即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之间存在完全的替代关系。如果消费下降、储蓄上升,政府可以用扩大投资来弥补消费不足。凯恩斯的总需求不足理论与马克思的消费需求不足理论在解释经济危机方面有某些共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认为不根本改变生产方式,这一矛盾就无法克服;而凯恩斯则认为政府可以用扩张政策扩大投资需求来代替消费需求。

   在实践中,凯恩斯主义政策在短期常常是有效的。特别是在经济面临某些严重冲击的非常情况下,走出传统的不干预模式,选择适当的临时性宏观干预政策,对减缓危机无疑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有两个危险必须看到。

第一,如果选错了宏观干预手段,反而会加深危机。例如在投资过度导致结构失衡的情况下,由于凯恩斯理论假定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可以完全替代,政府很可能会选择刺激投资而不是改善消费的政策,结果会加剧结构失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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