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晁天义:阐释学对历史研究的启示

更新时间:2020-06-17 23:45:39
作者: 晁天义  
踌躇满志,然而它所秉持的相对主义认识论也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

   由此可见,无论是客观主义还是相对主义,它们在历史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中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导致历史认知的终结。只不过两者的实现手段不同:前者所标榜的“终极确定性”或使新的历史认知不再可能,或在实践中不可实现,从而导致历史研究的终结;后者宣布历史认知完全没有客观性,从而导致历史研究、历史学科没有存在的价值。看似相反的两种观点,最终竟然得出同样的结论,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二)方法论的分裂

   方法论的分裂,是19世纪以来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重大事件之一。自古以来,人类认识世界的手段从方法论角度可以分为两类,即实证主义的方法和阐释学的方法。前者强调通过经验观察,认识和说明世界的因果关系;后者强调通过内在体现,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意义。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将他所了解的物种的认知形式划分为两大类,即“知识”与“智慧”,也就是“纯粹科学”和“实践智慧”。从此,纯粹科学与实践智慧也即知识与智慧的区分,就使得古代学术在方法论上形成两门不同的辅助学科,即逻辑学与修辞学。这种由学科不同而引发的方法论划分,后来得到进一步发展,纯粹科学演变成近代自然科学;实践智慧则演变为近代的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狄尔泰认为,两个学科对应于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自然需要说明,人则必须理解。”

   实际上,说明方法与理解方法在人类认识世界的早期实践中并非截然对立,而是互为补充的。以历史学为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古人很早就开始力图通过关于人类既往活动的记忆、记载、整理认识世界,甚至试图从中总结经验教训,获悉人类历史的某些规则性特征。无论是从司马迁到司马光,还是从希罗多德到吉本,无不将通过历史的记载和书写,进而实现对历史的理解和阐释,视为自然而然的工作。司马迁的研究纲领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显然,他的研究中既有基于史料考证、因果分析和事实归纳的“说明”,也有基于文本理解、人物评价和历史价值阐发的“解释”,两种方法同时使用、相得益彰,并没有被僵硬地割裂开来。

   然而随着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方法论上的这种统一局面逐渐被破坏。代之而起的,是人们对说明的方法(实证主义方法)青眼有加,而对理解的方法予以轻忽甚至鄙薄。这种观点由17世纪的英国科学哲学家、“实验科学的鼻祖”弗朗西斯·培根开其端,19世纪的约翰·穆勒(密尔)、巴克尔等人接其踵,影响十分巨大。培根认为,人类追求和发现真理的道路只有两条:

   一条道路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飞越到最普遍的原理,其真理性即被视为已定而不可动摇,而由这些原则进而去判断,进而去发现一些中级的公理。这是现在流行的方法。另一条道路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引出一些原理,经由逐步而无间断的上升,直至最后才达到最普通的原理。

   在这段话中,近代学者对说明方法的崇拜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培根看来,理解方法没有遵循必要的观察和实验程序,因此得出的结论具有很大的猜测性、或然性。相反地,说明方法则通过逐级的概括和证明,因而由此得出的结论具有真理性。

   在培根之后,说明方法经过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反复实践,最后经过19世纪英国自然哲学家约翰·穆勒的总结而形成一套完备的体系。后者提出的“穆勒实验五法”,对说明方法如何实现由具体到一般,由假设到确定性因果关系予以了说明。简言之,这种方法主张在排除研究者主观因素的前提下,通过观察尤其是可以不断重复的实验,发现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按照波普尔的看法,判断一项研究是否科学的标准是它是否具有可证伪性。观察和实验所发挥的功能,就是对假设或结论进行证伪。

   说明方法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成功在人文科学领域引起极大的震动,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不少“精神科学”都试图将这种方法引入研究实践。发表于1958年的以下这段文字,生动描述了时人的这种认识:

   曾经有一度,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界限,但由于十七世纪自然科学取得的长足进步,这种局面已经改变。然而,众所周知,社会科学还没有发生这样的革命,或者至少至今为止它才处于发生的过程之中。社会科学或许尚未发现自己的牛顿,但诞生这样一位天才的条件却已经被造就了。如果我们想要取得某些显著的进步,那么首先我们就必须要遵循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不是哲学的方法。

   说明方法对历史学的影响更是明显,柯林武德曾生动地将自然科学比作近代历史学的“长姊”,认为后者的各种研究方法是在前者方法的“荫蔽”下形成的;这种“荫蔽”一方面有利于历史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妨碍了它的发展。事实上,正是在自然科学成就的感召下,19世纪诸多历史学流派都将说明方法视为利器,期望借助它实现整理历史材料、还原历史真实、揭示历史规律的远大理想。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力图将说明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他说:“我希望在历史学或者其它类似的领域也取得同样的成功,而这些学科本身已经受到不同类型自然科学的深刻影响。在自然界中,那些看似不规则和反复无常的事件已经获得了解释并且被认为与某种固定不变的普遍法则相适应……”巴克尔坚信,即使是历史上那些看起来随机、无规则的事件(比如谋杀、自杀、结婚)的发生也有规律可循,也可以通过说明方法取得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客观结论。他举例说:

   在所有的罪行中,谋杀罪被认为是最随机、最无规则的罪行……事实上,谋杀是有规律性的,它与诸如潮汐、季节的变化等特定的环境因素具有相关一致性……

   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在众所熟知的罪行中,没有比自杀看起来更具有完整的独立性和个体性的了……自然而然地,人们会认为自杀与普遍法则无关,或者认为要想在一件古怪、孤立、难以控制的事件中找到规律是不切实际的……但是,我们所掌握的所有证据都指向一个伟大的结论,它毫无疑问地在我们的头脑中打下印记,即自杀仅仅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为……在一个给定的社会中,某些特定的人一定会自己动手结束自己的生命……

   不仅是犯罪的人被这种一致性所决定,甚至那些在每个年度结婚的人也不仅仅是被个人的脾气和愿望所决定,也同时被大量的普遍性的事实……被固定的、明确的生活状况所决定……与其说这与个人的感觉相关,不如说与普通大众的收入水平相关。

   这显然是一种类似自然科学的观察研究方法,它的本质与实验相同,即通过寻找或创造理想的观察环境,并利用“穆勒实验五法”等推理方式确定不同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关于这种研究方法的有效性,我们只要看看涂尔干(又译作“迪尔凯姆”)发表于1897年的《自杀论》就可以充分相信。涂尔干的研究可以理解为是对巴克尔史学方法论的实践,而且大量证据表明这一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确具有很广的使用前景。

   在说明方法获得声誉的同时,一部分哲学家致力于为历史研究中理解方法的合理性辩护。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家李凯尔特在界定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即历史学)之间的区别时,曾借用一个比喻强调自然科学研究的特点,即自然科学“缝制”(研究)的“衣服”(结论)对每一件事或每一个人(如“保罗”和“彼得”)都是适用的。他说:“如果自然科学‘按照每个人的体形’进行工作,那它就必须对自己所研究的每个对象构成新的概念。但这是与自然科学的本质相违背的。”这是说自然科学以追求一般性结论为目的,因此适用于采用说明方法。相反地,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文化科学”的研究目的却是追求特殊性,因此就需要采用理解的方法:

   有一些科学,它们的目的不是提出自然规律,甚至一般说来也不仅仅是要形成普遍概念,这就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而言的历史科学。……历史学不愿像自然科学那样采用普遍化的方法。对于逻辑学来说,这一点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这种为理解方法争取名誉的论说,一方面固然起到了为历史学等“文化科学”“精神科学”立法,并为理解方法找到用武之地的作用,但同时也导致了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将说明方法与理解方法教条地对应于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认为说明方法只适用于自然科学研究,而理解方法只适用于“文化科学”研究。这种区分客观上破坏了人类研究方法论原有的统一局面,加深了两种方法之间的对立和割裂。

   总之,说明方法与理解方法由最初的使用目的不同,至近代演变为效率高下之别,最后演变为被僵硬地对应于不同学科门类。对于历史学而言,方法论分裂的结果是:崇信说明方法可靠性的学者,坚持用类似自然科学的方法开展研究,这就是客观主义、实证主义的研究理路;而崇信解释方法可靠性的学者,则坚持用体验、体悟的方法开展研究。历史学由此被一分为二,不同的历史研究方法相互对立,原有的方法论统一局面被破坏。

  

   阐释学对历史认识论的启示

   在阐释学中,“前见”“视域融合”及“效果历史”是涉及阐释活动开端、进程及结果的三个重要概念,三者既有紧密联系又有不同内涵,对于我们理解阐释学并进而破解历史研究中的认识论僵局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前见”“视域融合”与“效果历史”

   先看阐释学的“前见”理论。肯定前见的价值,是阐释学的重要思想之一。按照阐释学理论,理解者在解释文本原意或作者原意时,势必带着特定的“前见”(或称“先见”“先有”“先把握”)。理解者的“前见”不可能被摒弃。海德格尔说:“解释向来奠基于先见(Vorsicht)之中,这种先见从某种可解释状态出发对先有中所获得的东西进行‘切割’。……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入之见,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这就是说,是在先有、先见和先把握中先行给定了的。”伽达默尔同样指出:“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如果我们想正确地对待人类的有限的历史的存在方式,那么我们就必须为前见概念根本恢复名誉,并承认有合理的前见存在。”大多数人对前见的轻视或忽略,源于启蒙运动因推崇理性而引起的误解。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每一个有理解能力、认识可能性的人,必然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价值预期乃至个人偏好等因素的基础上开始他对世界的认知的。

   阐释学认为,“前见”不仅不可能被排除,甚至必须得到保留,因为它是促使解释和理解得以开展的积极因素。伽达默尔说:“因为人类理性太软弱,不能没有前见去行事,所以,曾经受到真实前见的熏陶,乃是一种幸福。”在作为“前提条件”的前见的帮助下,理解者才有可能形成对文本(包括历史事实)的认识,从而走近认知对象。因此,“‘前见’其实并不意味着一种错误的判断。它的概念包含它可以具有肯定的和否定的价值。”由此可见,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地利用前见,而不是做无谓的否定或排斥。

   由“前见”,自然而然引申出阐释过程中的“视域融合”。伽达默尔认为,前见为理解者提供了特殊的“视域”(Horizont),视域包括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研究者只有将自己置于特定的历史性视域之中,才有可能理解作为传承物的某个对象。因此,理解者的任务就是扩大自己的视域使之与其他视域相交融,这就是“视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理解的过程其实就是视域的融合过程。因此,文本的意义既不可局限于原作者的意图或文本的原意,同时也非任由理解者或解释者按其所需随意地阐释。这是因为,理解者并非仅从自身视域出发去理解文本意义而置文本视域于不顾,也不可能为了复制与再现文本原意而将认识者的前见舍弃。视域融合,就是这种既包含理解者或解释者的前见和视域,又与文本自身的视域相融合的理解方式。

按照“视域融合”理论,任何一项认知中既不能否定认知主体的主动性,也不能否定认知客体的客观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1747.html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3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