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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猛:“政治”的再发现——基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韦伯思想发展的探讨

更新时间:2020-06-14 18:46:00
作者: 李猛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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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韦伯的思想发展而言,《新教伦理》关注的理性生活践行问题在《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中发展成为“理性主义的类型学与社会学”时,与《经济、诸社会秩序与权力》中对社会秩序中支配关系的重视,在分析上结合起来。但韦伯是如何从伦理理性化的问题发展出对社会秩序及其权力或支配关系的重视呢?换言之,韦伯是如何在伦理中发现了“政治”的意义呢?这可以说是韦伯著作史的核心问题,既涉及《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与《经济、诸社会秩序与权力》之间的结构关系问题,也涉及韦伯从《新教伦理》到《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的思想发展问题。我们希望从探索后者入手,找到思考前者的线索。

  

二、“政治”在《新教伦理》中的“退隐”


   韦伯在1904年发表《新教伦理》时就声明,这一研究的观点“要溯及到早得多的工作”(viel ?ltere Arbeiten)(26)。后来在与基尔的历史学教授拉什法尔(Felix Rachfahl)争论时,韦伯申明,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处理,至少部分可以追溯到12年前的课程。(27)上述的这些说法都表明,韦伯自己认为,《新教伦理》的研究脱胎于1897年—1898年间他在弗莱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讲授国民经济学的课程。

  

   虽然现有材料并不能明确标识出究竟课程哪些“部分”的内容酝酿了韦伯在《新教伦理》中的分析(28),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国民经济学的教授,韦伯对所谓“国民经济”(Volkswirtschaft)的处理,从课程的开始,就是把“满足人的(外在)需要”这一所谓经济问题与文化现象的整体(满足其他物质以及宗教需要)关联起来考虑,从而兼顾人类生活内在与外在的动机(而经济学将只会片面地考察其中一面),尽管围绕生存的外在斗争对于文化生活具有中心意义,但科学的任务是要分析其对文化发展的具体作用,尤其不能将物质需求的满足看作“总体文化现象”的尺度,因此,人不能仅作为经济利益或物质需要的负载者,而必须从“他对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的整体把握”来理解——“历史的人,而非无历史的市场存在”,在这方面宗教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29)整个课程的形式和内容都更接近韦伯读者所熟悉的《世界经济通史》,体现了具有宏阔历史眼光和自觉方法意识的国民经济学家的视野。(30)

  

   韦伯是在分析“国民经济”的历史背景和现代产生的脉络中处理资本主义问题的,因此,仍然主要围绕劳动分工、工作的纪律化等经营组织方式考察所谓“资本主义性格(Character)”,但韦伯在讲课中也同时强调,工厂与之前的家庭工业的差别不仅限于生产组织方面,而且涉及工厂组织的“社会的总体性格”(Sozialer Gesammtcharakter),涉及对劳动者不同的支配形式;韦伯还专门分析了“重商主义”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的意涵,特别从其“政治的总体性格”(politischer Gesammtcharakter)考虑经济受国家建构方面的影响;并在考察经济自由政策支配的时代时,特别关注个人主义在这一过程中的兴衰。课程对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阶段以及各种经济思潮的分析中,个人主义都始终是一个主要的主题。(31)

  

   1897年11月至12月间,韦伯受邀在曼海姆做了一系列有关“经济发展进程”的公开演讲。内容分为四讲,分别为:1.私人所有制的兴起与欧洲经济的农业基础;2.中世纪的封建制与城市经济;3.国民经济的发展与重商体制;4.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定位。从演讲的安排可以看出,这基本是韦伯国民经济学课程的浓缩版,而最终归结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定位”问题。在讨论资本主义兴起的部分,演讲广泛分析了城市、君主(特别是军事)与资本—市场在重商主义时代的互动关系,探讨了绝对主义国家与世界市场之间的消长。而在最后一次演讲回答资本主义的未来时,韦伯指出,在资本主义市场竞争表面上和平的进步背后,是“围绕权力的激烈斗争”,只有最强者才能成为真正的胜利者。因此,“资本主义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幸福,它所创造的毋宁说是西方的现代人。货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创造了具体个体为自己负责的性格。但这种为自己负责的个人,是权威的对手”。资本主义在围绕生存进行的残酷斗争中创造出韦伯始终关注的“西方的现代人”。(32)

  

   研究《新教伦理》生成史的学者在分析韦伯的这些讲稿时注意到,韦伯在这些课程中采取的视角要“在一些方面比《新教伦理》更为开阔”。(33)这些演讲无论在处理与经济问题有关的文化现象时,还是在追溯经济形态演变的历史时,都展现了更为宽广的视野,在整体上反映了授课教师对国民经济学历史学派的继承与发展。(34)韦伯在1895年就任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的就职演讲中就明确主张,国民经济政策的任何工作,考虑的都不是人的福利或社会分配问题,而是“我们想在未来的人中培养出什么样的特性”。因此,国民经济学的学说是“一门人的科学”(eine Wissenschaft vom Menschen),关心的问题是“人的品质”(die Qualit?t der Menschen)。演讲对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农业问题的分析,虽然处理的是一个典型的国民经济政策问题,但韦伯更多关注的是这一问题关系到的民族在政治上的权力利益及其“精神”上的后果——“经济权力和职业与民族的政治领导权并不总是能同时获得”,而后者才是农业问题的要害。在韦伯看来,关键在于掌握经济权力的阶层在支配关系中的位置,这一点不仅决定了眼下面对危机的措施,也事关民族的政治成熟与文明未来。回避国民经济政策的这一政治意涵,恰恰是德国统一后市民阶层“非历史”和“非政治”的精神写照。(35)

  

   从韦伯这一时期在弗莱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教授的经济学课程,以及他同期进行的普鲁士东部农业研究,我们可以确定,在《新教伦理》之前的研究工作中,韦伯对经济问题与文化现象整体之间的关系有着明确的意识,特别关注从特定社会阶层心理状况(韦伯所谓“主观的”或精神的“大众心理学”),及制约这一心理状况的支配关系与国家形态入手,来分析通常仅仅从劳动力市场与地租角度来处理的问题。这些研究特点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他在教授就职演讲中为自己工作设定的目标和性质。从《新教伦理》同期发表的作品看,韦伯并无意改变自己研究的这一整体取向。(36)从这个角度看,《新教伦理》的研究思路,虽然在早期研究工作中不难发现端倪,但其整体风格却颇为不同。《新教伦理》的研究更为聚焦,暂时放弃了早期研究工作的总体化视野,而是从“问题”伊始就专注于生活践行的伦理理性化,分析有鲜明的概念特点(“生活践行”“生活方法术”“生活风格”等)。这就难免带来一个困惑:应该如何理解《新教伦理》的这一独特风格呢?从著作史的角度看,韦伯从《新教伦理》到成熟时期的《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其思想的推进,在何种意义上,不是简单复归韦伯在国民经济学阶段主张的政治性“人的科学”,而是体现了更为深刻的理论追求?

  

   仔细考察《新教伦理》的文本,我们会发现,韦伯在1904年—1905年最初发表《新教伦理》时,对于如何处理与政治有关的问题,多少是有些犹豫不决的。在第二部第一章分析加尔文宗对个体实践伦理产生的深远心理后果时,韦伯指出,加尔文宗能有力地将个人从世界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但同时又具有社会组织方面的优势。韦伯称加尔文宗对二者的结合“看上去是个谜”。我们几乎可以说,韦伯从《新教伦理》开始的整个社会学努力就是要破解这个“谜”。在这里,韦伯插入了一个长注。在注中,韦伯指出,“就我们的特殊观点而言”,问题的重点并不在于从加尔文的教理中推出改革派基督教的“社会性格”——特洛尔奇已经对此有所阐发了——韦伯马上看出,这种思想在“纯粹制度性的教会”中,同样也能建构出来;而加尔文宗的独特性,在于要在教会这样的共同体框架之外,“在世界中”实现其建立共同体的倾向。韦伯进一步论述道,因为强烈憎恶“被造物神化”(Kreaturverg?tterung)的做法,加尔文宗的基督徒会将荣耀上帝的精力转向各种“客观(非人际关系)的活动”。这一倾向不仅体现在对友谊的规避,韦伯还用这一点来解释美国人对个人服侍的反感,以及清教各民族对恺撒制的“相对强大的免疫力”。在这条充满了对加尔文宗思想的政治意涵富有启发性讨论的长注最后,韦伯总结道:“关于拒弃‘被造物神化’,以及首先在教会,而最终在生活本身中应该唯独神来‘支配’的原则,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我们将在下文讨论(davon sp?ter)。”但事实上,这一诺言并未兑现。韦伯在修订《新教伦理》时,将最后这句改为“不属于我们此处关注的问题”(geh?rt nicht in unseren Zusammenhang)。(37)

  

   《新教伦理》在修订时的类似处理,远不止这一处。(38)

  

   1.在第一部第一章引出全书问题时,韦伯援引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称道英国人的“虔信、商业和自由”的论述,提议考察是否英国人在盈利领域的优势,以及其“自由的政治制度”与孟德斯鸠提到的“虔信”有关。在初版中,针对“自由的政治制度”,韦伯称“我们下文(sp?ter)也将结合另外关注的问题考虑”,修订时明确改为“属于另外关注的问题”(ineinen anderen Zusammenhang geh?rt)。(39)

  

   2.第一部第二章在分析将工作看作一种具有自身目的的“天职”时,韦伯在注释中指出,资本主义劳动者的伦理品质是“传统与教育”的结果,而不能归于遗传的种族性质,初版称“我们在下文将有机会讨论这一问题”,修订时删去这句预告。(40)

  

   3.第二部第一章有关加尔文宗研究文献的长注中,在提及伯恩斯坦收入《社会主义史》的“共产主义思潮”一文时,韦伯预告“下文将在另外处理的问题中详细讨论”,修订时删去这句预告。(41)

  

   4.第二部第一章讨论加尔文宗将基督教的“邻人之爱”转变为依据自然法的职业任务时,韦伯提道,“这一视角对于加尔文宗的政治理性主义与经济理性主义有何意义,我们将在下文分析”,修订版改为“在此并非分析之处”。(42)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关的长注中,韦伯指出,这会导致在与“邻人”关系中“人性”的灭绝,但这只是一种“倾向”,“我们将在下文对此加以确定的限制”,修订版对此处未作改动,但编者指出,韦伯在《新教伦理》中未再讨论这一问题。这大概是修订时的一个“疏忽”。(43)

  

   5.在4之后不远处,当韦伯进一步分析预选说与“救赎确证”(certitudo salutis)对于改革派教会的重要意义时指出,这一问题构成了虔敬派的根本,“当我们下文(sp?ter)处理改革教会有关圣餐礼的教义与实践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广泛意义时……”修订版删去了“下文”,正如编者指出的,《新教伦理》中并没有处理这一问题,《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文才在一定程度上涉及这一问题。(44)

  

6.第二部第一章注释中讨论理想类型的差异是否在历史中只是相对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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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思想史》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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