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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诚信:宪法规范与理念在民法典中的体现

更新时间:2020-06-11 23:46:00
作者: 彭诚信 (进入专栏)  
(二)宪法会为补充民法典规范漏洞提供辅助论证

   这里主要涉及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是否可以援引宪法的相关规定,或者说,宪法的相关规定能否作为民法疑难案件的裁判依据。答案应该是:不能。这其实是对基本权利直接适用于第三人的“直接效力说”的反对。尽管宪法不能作为民事案件的裁判依据,但在民事疑难案件中并不排除其合理适用,即可以借助其相关的规定或理念辅助法律论证,为填补民事法律规范漏洞提供制度根基与理念支撑。具体说就是,把宪法规范或理念作为论证理由,而非直接作为裁判依据。

   实践中有的判决已经尝试着“将宪法的基本决定和价值安排通过法律解释的技术贯穿于部门法”,如在“孔庆东与南京广播电视集团等名誉权纠纷案”判决书中指出,“应允许相关公众对公众人物的行为特别是不当行为提出合理的质疑、指责甚至刺耳的批评”。法官便是通过运用合宪性解释将宪法言论自由引入民事案件裁判,即从保证公民和媒体享有充分言论自由的角度,来影响侵权的要件构成。

   在“北京迅奥科技有限公司与成都世纪安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服务合同纠纷案”二审判决书中,法官认为,“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互联网言论自由是传统言论自由在互联网时代的体现,该项服务内容侵犯了公民的言论自由,不利于公民的表达权和监督权的实现,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条款”。法官也是通过借助宪法的基本权利辅助论证网络删帖服务条款是否违反了《合同法》第52条的强制性规定。

   这里对于民事疑难案件需要借助宪法强化论证的条件与具体适用有以下几点说明:

   首先,尽管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但民法典的公布并不意味着民法没有漏洞,而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无漏洞的法典。针对疑难案件,即解决该案件的法律规则缺失,或者既有的法律规范之间存在冲突等情形,依据民法典的既有规定往往也能予以解决:即借助于一般条款(如诚信原则、公序良俗原则等),运用法律解释、利益与价值衡量等法律适用方法,并辅之以法律论证方法予以解决。由此说来,绝大多数民事案件并无必要借助宪法规范。

   其次,宪法的规范属性也决定了民事等部门法案件不能直接引用。因为宪法规范规定的往往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这种权利的属性主要是给国家施加保护义务或限制国家公权力,而非给具体个体赋予民事权利与民事义务。真正能通过民事诉讼直接保护具体当事人的权利,必须通过具体的部门法把宪法中的基本权利转化为具体权利,如通过民法典把基本权利转化成民事权利。由此也决定了民事案件的解决,不能直接援引宪法的规定作为裁判依据。

   最后,在解决具体部门法案件(如民事案件)时,尽管不能援引宪法规定直接作为裁判依据,但在运用法律解释、利益或价值衡量以及法律论证时,却可以援引宪法的相关规定与理念予以辅助。比如,依据《宪法》第49条有关“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的内容,便可以将该条规定作为保护妇女、儿童等相关疑难案件的论证支撑,而且该条文所体现的对妇女、儿童侧重保护的宪法理念,也可加强相关案件的论证与说理。

   需要说明的是,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官并没有义务,甚至法律也并不鼓励法官借助宪法辅助与加强案件的说理论证,但法律也没有理由、没有必要对此予以禁止。是否借助宪法辅助与加强论证,完全由法官依据案件审理的具体需要而自主选择。在此意义上,宪法永远都是解决部门法案件的最后屏障,因为它是一国实施宪制与法治的最高体现,它是包含一国之内公民基本权利的最高赋权,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个案件不跟宪法相关。

   (三)宪法对民法典财产权利保护观念的影响

   我国宪法体现出来的财产权利保护观念采取的是依据财产不同类型区分保护的规则,优先保护公共财产为其法律理念,这样的保护规则与理念也影响了民法典相关规则的构建。

   1.法律制度上:公私财产的区别保护

   (1)宪法对公共财产与私有财产的区分保护。此点可从《宪法》第12条与第13条的内容中轻易看出。第12条的内容为:“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第13条前两款的内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其中第12条规定的是对公共财产的保护,第13条规定的是对私人财产的保护,这两个条款无论是从法律规范内容,还是从中反映出来的法律理念都大相径庭。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两种财产的保护范围不同。宪法对公共财产的保护范围没有附加任何条件,即所有公共财产都受保护;而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范围则附加了“合法”要件,即只有“合法的”私有财产才受法律保护。但是,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合法”标准以及如何判断。实际上,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并没有必要增加“合法”要件,因为我国已经有刑法、民法、税法等多个部门法判断财产的合法性,“合法”是所有类型的财产获得法律保护的不言自明的前提要件。

   第二,两种财产的保护条件不同。宪法对公共财产的保护没有附加任何条件,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却增加了“依照法律规定”的限制。同样,宪法也没有明确“依照法律规定”的含义。实际上,“依法”要件同样也没有必要添加,因为对所有类型的财产保护必然要有法律依据。

   第三,两种财产的保护理念不同。《宪法》对公共财产的保护使用的语言是“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却省去了“神圣”两字,而仅是“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神圣”两字显然提升了公共财产比私有财产的保护所具有的绝对与崇高之感。

   (2)民法典对国有、集体与私人之财产保护的区别对待。宪法的区分保护理念显然直接影响了民法典中的相关制度设计。对比“物权编”第258条(国家所有的财产受法律保护)、第265条(集体所有的财产受法律保护)以及第267条(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三个条款的内容,可以清晰看出,跟宪法中的相关规定一样,唯有私人所有的财产前增加了“合法”条件。

   问题是,如果“合法”两个字是赘言,那“物权编”本可不加,或者在未来修改时可删除;若有规范含义,那此处的规范含义、规范内容为何,由谁来解释判断?此外,若有规范含义的话,相同规范含义的“合法”能否添加在国家所有与集体所有的财产之前?毕竟,《民法典》“物权编”第207条明确规定了“权利的平等保护”原则,即“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平等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在这条规定中,私人的物权并没有附加任何条件,缘何在后面具体所有权的保护中,单单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予以限制,这显然是对第207条物权平等保护原则的违反。

   2. 法律观念上:权利神圣观念的应然扩张宪法与民法典对不同类型财产所有权的区分保护更为严重的法律后果是对法治理念的切实伤害,具体说是对权利神圣观念的伤害。民法典较原来以单行法以及司法解释的存在形式,可能在内容上更为丰富,在某些具体制度上也有一定程度的改进与完善,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权利主体的保护会更为强化与全面。对人们权利的保护程度与全面性,实际上跟法律是否采取成文法形式(含法典)、法律制度是否完善并无必然关系,否则我们就会轻易得出成文法要比普通法的权利保护制度更为优越的结论。

   真正影响权利的保护程度与全面性的重要因素恰在于一国之内法律(尤其是宪法)中体现的权利保护观念。“权利神圣”是一个法治国家最为重要的标准与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应坚持。此处的“权利”在财产意义上无所谓公共财产与私有财产,两者至少应同等重要,如果不是私有财产比公共财产更为重要的话。因为公共财产也多是来自纳税人的税收。格森(Gossen)早就指出,“尽最大可能保护私有财产,定然是人类社会延续之最为重要的必要条件”。

   在此意义上,期待我国的宪法与民法典都要认真对待人们的物权。孟子早就指出,“……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恒产”就是要求法律要维护权利的恒定与安全,哪怕是一间“茅草房”,其主人(所有权人)也有“对抗王权的一切强力”,“暴风可以进来——雨水可以进来——但是,英王不能进来——所有他的强力不敢越过这个破旧房屋的门槛”;恒心”是指人们对法律与社会的信仰与信心,它是人类为良善的基础,否则人们就会“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由此可见,“恒产”是法治的基础,也是整个社会存在的基础。基于此,《民法典》“物权编”第359条第1款所增加的“续期费用的缴纳或者减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这句话,亦值得检讨。它给人的疑问是,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自动续期到底是有偿还是无偿?若是有偿,指的是通过税收,还是通过行政缴纳费用?尽管这句话指出了“续期费用的缴纳或者减免”要“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些“法律、行政法规”要值得人们信仰与信赖。私人无“恒产”,人们就难以有“恒心”。

   为彰显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的平等保护,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更加深入,期待“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也能在我国宪法与民法典中确立,就如同已被宪法确立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一样。如此,“权利神圣观念”便得以在我国大地上更为提升与弘扬,也会对各个部门法的权利保护提供制度性激励;而更为重要的是,可促进人们对法治的信仰以及对社会发展的信心。

   当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原则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与18世纪西方国家宪法确立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有着本质区别。18世纪西方国家宪法确立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建立在私有财产权绝对的认知基础上,强调对私有财产的绝对保护。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更侧重国家对私有财产权限制的严格控制,比如对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必须遵循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等,并切实落实跟私有财产保护相关的各项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

  

   结语:宪法与民法关系的比喻

   可以肯定的是,在我国几乎没有法律人不承认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不尊重宪法的最高效力,因为这不仅是宪法的明确规定,而且也是基于宪法与部门法关系的应然常识。宪法与部门法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共同致力于促进我国的法治建设以及提高人们的权益保护。对于宪法与民法关系的生动描述与形象理解,把两者关系比作母子的法律人不胜枚举。

   而我愿意把两者比作人的大脑与人体其他器官,如此,一方面,“宪法的血液已经流淌在了这些具体的法律和法规之中”,另一方面,“这些具体的法律法规反过来又为‘母法’的血液赋予了活生生的骨肉”,这样的比喻才更为形象;我更愿意将两者的关系比作人之魂灵与血肉,唯此,“没有宪法,就不可能有法律法规,同样没有这些法律法规,宪法也就成了没有生命延续的僵尸教条”,这样的比喻才更为贴切。由此,宪法与民法的关系,才得以不仅体现在外部的制度体系衔接上,而更多地表现为内在的思想精髓关联上。

   其实,无论把宪法与民法的关系比作母子,还是比作人的大脑与人体其他器官、人之灵魂与血肉,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如何描述两者的外部关系,而在于如何贯通两者内在的血脉与精神联系。我们常常因感动于孟德斯鸠所说的“在民法的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个人就是整个的国家”而眼含泪水。

   但放入一国法律体系言,其实只有“在宪法的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个人就是整个的国家”时,我们才能在法律与社会上真正成为“人”!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慈母,只能是宪法,而非民法,因为唯有宪法才能让我们成为公民,而非单纯的民事权利能力平等的自然人。我们尊认宪法为母亲,我们更希望她慈爱与善良;我们愿意服从大脑,我们更希望她健全与健康;我们愿意听命灵魂,我们更希望她神圣与高尚。而能让母亲慈爱与良善的、大脑健全与健康的、灵魂神圣与高尚的,就是恒久尊重人的财产并认真对待人的自由与尊严!由此,我国真正的、实际的母亲、大脑与灵魂,就是彭真当年所说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十亿人民”。在今天,就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14亿人民;14亿人民的财产、自由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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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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