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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诚信:宪法规范与理念在民法典中的体现

更新时间:2020-06-11 23:46:00
作者: 彭诚信 (进入专栏)  

   民法典中的土地制度也是对宪法相关制度与理念的贯彻,即坚持了宪法确立的城乡二元的土地结构,体现在民法典“物权编”,便是形成了“城乡二元”的土地权利制度,所有权上存在城市国有土地和农村集体土地,并在其上分别存在各自的用益物权。民法典“物权编”尤对宪法上集体所有权制度予以贯彻,使其中长期存在的相关问题不但继续存在,而且变得更为复杂。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集体”是否为一个实体存在形式,在法律上尚不明确。尽管宪法与民法典都明确了“集体”的概念,而且也明确了集体所有权的客体范围,但在法律上却难以找到代表集体的唯一实体形式。此点完全不同于有关国家所有权的规定,由此决定了“集体”能否为一个独立实体大有疑问。

   (1)虽然宪法与民法典都规定了国家所有权(如《宪法》第9—10条、《民法典》第246—254条等)与集体所有权(如《宪法》第10条、《民法典》第260—263条等),但是《民法典》能用第246条来概括出民法上唯一的国家所有权形式,却无从概括出唯一的集体所有权形式。实际上,我国民法典规定了多种集体所有形式,即集体所有(第260条)、农民集体所有(第261条)、村农民集体所有(第262条)、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第262条)、城镇集体所有(第263条)等。

   且不说这其中可能存在的重复与表述不清,如农民集体所有与村农民集体所有是一个概念、两个概念,还是种属关系?同样,乡镇农民集体所有与城镇集体所有是一个概念,还是两个概念?

   由此可见,集体的存在形式是分散的、多元的,而非统一的存在。更为关键的法律问题是,集体能否是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乡镇农民集体、城镇集体的属概念?若集体是这几种具体存在形式的属概念,至少表明它是一种实体存在,否则,其根本就不是一个实体存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看能否在这几个概念中找出共性,有无行使所有权的共同机构与机关便是其中一个重要标准。

   (2)与《民法典》第246条能确定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的唯一国家机关——国务院不同,民法典以及其他任何既存法律中,皆无从找到一个能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的统一实体。恰恰是,《民法典》第262条依据多种集体所有权的存在形态确定了不同的代表实体,如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代表;属于村内两个以上的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内各该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代表;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由乡镇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如果乡镇农民集体所有与城镇集体所有不是同一个概念的话,这还不包括城镇集体所有的代表实体。

   即使如此,能够代表各种不同形态集体所有权行使所有权的实体也已至少四种,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以及乡镇集体经济组织等。暂且不讨论这四种代表性实体在法律上的属性是否相同,仅就其基本的存在形态便充分表明其所代表的集体所有权形式是分散的、多元的,在法律上并没有统一的“集体”所有权形式。这也说明,我国法律上的“集体”,实际上或许仅是一个抽象概念,并非一个实体存在。

   其次,当“集体”在法律上仅是一个虚幻概念而非一个独立实体时,那抽象意义上的集体所有权在法律上也是不存在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农民集体所有权、村农民集体所有权、乡镇农民集体所有权、城镇集体所有权等具体的所有权形态不存在,只是意味着这些所有权形式不能统一到“集体所有权”名下,因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以及乡镇集体经济组织等主体属性在法律上可能并不相同。

   依照《民法典》第96条与第99条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依法取得特别法人资格。此处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似乎包括了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内各该集体经济组织和乡镇集体经济组织。之所以用“似乎”,就是不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否包括“乡镇集体经济组织”。

   因为,依照《民法典》第96条与第101条的规定,具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资格的村民委员会也属于特别法人,它可以作为“村集体”实现形式的特别机关法人,但似乎不能作为乡镇集体实现形式的特别机关法人(《民法典》第262条)。由此提出的疑问是,村民委员会是仅作为“村集体”实现形式的特别机关法人,还是也可以作为全部“农村集体”实现形式的特别机关法人?从这一系列的“疑问”与“似乎”可以看出,如此多元的集体组织形态是多么复杂且其内涵又是如此含混不清。

   这尚不包括在法律上找不到相关规定的村民小组的主体属性。如果将村民小组也认定为特别法人,再考虑到每一类型的集体所有权形式与其内部集体成员的关系时,那将更为繁杂。而现实社会中所谓的“集体组织形态”比民法典列举的形态可能更为复杂,法律即便试图清晰描述,事实上也难以做到。

   此处揭示的问题是,在一国之内,如此复杂的集体所有权形态是否有存在必要?何况,现实生活实践也没有揭示出多种集体所有权形态并存的制度优越性。当现实社会中具体存在的所有权形式,其主体属性不能明确时,该所有权的内容也不会清晰,与其内部成员的法律关系也将更为复杂而混乱。

   最后,当法律上并不存在能代表“集体”的独立实体形式时,“集体所有权”在法律上也必然是虚幻的。为解决农村土地问题,我国能否在法律上找到理想的制度设计?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还是要回归到宪法,因为土地问题、所有制等重大问题,绝非一个部门法所能解决。

   值得借鉴的是,既然我国的法律实践证明,以宪法为依托,民事法律以城市土地所有权、建设用地所有权的制度构造较好地解决了城市土地问题,那么我国也应该有信心与能力解决好农村土地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其中的关键所在就是要先在宪法中打破现有的土地“城乡二元”体制,建立“城乡一元”的全民所有体制。这种理念体现在宪法中,就是要确定土地不分城乡一律归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在此基础上解决农村土地问题,不但土地所有权得以简化,原来与农村土地相关的用益物权制度也会大为简化,宅基地使用权或可跟建设用地使用权统一为“建设用地使用权”,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将消除其身份属性变成典型的可以自由流转的用益物权。这也符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为了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的大局。

   显然,上述制度设计只不过是一种理想与理论想象。《民法典》“物权编”第十一章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增设,表明我国当下选择的是另一条更为复杂而非简化的道路,即坚持宪法既有规定的基础上,采纳综合了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甚至管理学等学科的重要理论成果——“三权分置”的创设:集体享有土地所有权、农民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但其流转受到一定限制)、农民享有土地经营权(可以自由流转),以试图解决农地的利用问题。“土地经营权”的创设能否发挥其应然的制度预期,时间与社会实践终会给出答案。

   从民法典对宪法中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落实与转化来看,若宪法规范本身不清晰,制度依据与逻辑尚需进一步夯实与梳理,那么其对部门法相关制度的创设也会带来现实而直接的影响。因为无论立法者或学者如何努力,当不能突破宪法规范的界限时,那所有的付出几乎都是无益的。这其中更为重要的还不是对立法或学理的影响,而是对现实生活实践的影响,尤其是对相关主体(如农民等)切身利益的影响。

  

   民法典与宪法的相互支撑与影响

   正如昆特(Peter Quint)教授所说,“宪法天然地从治理各种法律关系的普通法律制度中吸取大量精髓”,也可理解为,一般法或普通法是宪法权利产生的土壤。上官丕亮等教授在讨论我国有关人格尊严权的民事案例对宪法产生的影响时亦指出,“民法上的学说理论与司法实践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宪法人格尊严条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对宪法上人格尊严的观察视角更加多元和开放”。

   在此意义上,我国民法典中的一些制度亦为宪法基本权利的丰富与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素材与给养。但宪法对部门法的影响更为深远,意义也更为重大,它既有对部门法宏观精神的指引,也有对部门法具体制度设计的现实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吸取部门法精髓的宪法,反哺给部门法的更应是精华,两者的相互支撑与良性影响才会构成理想的法治图景。

   (一)民法典为宪法基本权利的扩充输送给养

   随着互联网的使用,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越来越多的服务可以在网上进行,如订餐、旅行服务、娱乐、金融、医疗、教育等。可以说,只要不需要人线下亲力亲为的活动,尤其是服务活动,几乎皆可通过网络进行。人们已逐渐生活在传统的线下社会与数字社会的二维社会形态之中。

   数字社会中最重要的资源便是数据。它如同传统线下社会的土壤一样,如果不是更为重要的话。所以,人们也经常把数据比喻为土壤、石油甚至氧气等,来说明其重要性。在数字社会中,吸取数据养分也会生长出各种各样的“生物”与“产出物”,该链条顶端便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包括作为客体(工具)意义上的人工智能产品,也包括在未来可能作为“主体(人)”意义存在的人工智能体,如果其有深度学习能力、能改变既有算法独立“行为”的话。

   由此可见,人工智能在本质上仍是数据。也正因如此,作为世界上最新的民法典,对数据与信息的保护也第一次在我国民法典中得以体现,即“总则编”第127条的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由于数据的本质是信息,那么信息的相关规定在民法典中也有体现,即“总则编”第111条及“人格权编”第六章“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等相关内容。作为传统最重要信息内容之一的隐私保护,随着数字社会的到来也将更为重要。可以说,对个人隐私保护的完善程度决定了数字社会能否健康发展的水平与高度。

   伴随数字社会的到来以及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数据的经济价值也愈发重要,把数据比喻为土壤与石油,往往就是针对数据的财产价值而言的。数据作为信息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数据必然包含个人隐私等重要内容,这也就产生了数据利用与个人信息保护的现实矛盾。

   实际上,数据与信息的利用,不仅涉及个人的隐私与安全,它还涉及国家的利益与安全。而数据与信息的无限流通性、跨境性及其可复制性等特征,决定了法律(含国际法规则)对其要予以特别规制。现在大多数国家都有专门的数据或信息保护法律,我国也已将《个人信息保护法》提到了2020年的立法议程。在国际社会构建统一的国际保护规则之前,当下国内法应更为加强对个人信息及公共数据的保护,而诸多国家对数据或信息保护的长臂管辖规则足以说明此点。

   那么一国之内的宪法应否以及如何对此做出应对,也就提上了日程。就我国来说,首先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我国《宪法》第40条赋予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的权利,会在数据、信息与隐私的保护中发挥更大功能。第二,当下民法典中规定的数据、信息、隐私等私权,在未来宪法中很有可能上升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内容,以强化保护公民的财产与人身权利、信息与隐私安全。第三,未来宪法也应加强对公共数据的保护,以维护在数据与信息方面的国家安全与公共利益。

   面对新的社会变化,部门法较宪法更容易做出及时应对,并为宪法提供实践经验与规则积累。而一旦条件成熟,宪法亦可将某些重要的民事权利内容提炼并上升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予以保护。这不仅是以民法典为代表的部门法为扩充宪法基本权利所做的贡献,更为重要的,这也是未来宪法在面临数字社会到来做出的必要回应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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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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