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粟品孝:斯文未绝:南宋四川山城防御体系下的学校教育

更新时间:2020-06-06 22:15:16
作者: 粟品孝  

   六是昌州州学。昌州治今重庆大足。据大足石刻南山的一通碑, 淳祐七年何光震等人的《饯郡守王梦应记》碑, 末有“从事郎、昌州州学教授张顺臣”等人的落款 (10) , 知昌州州学此时仍有教学活动。

   七是绍庆府学。绍庆府本为黔州, 时属夔州路, 治今重庆彭水。阳枋在淳祐八年 ( 1248 年) 到任绍庆府学教授, 《阳枋行状》载: “公职教黔中, 其教以讲学为本, 课试为末, 择乡老之有望者悉加尊礼以仪, 后进由是逐末知本, 尚吻者革心。黔之文物, 至今彬彬然也。”从教三年, 效果是很好的。《 ( 阳枋) 纪年录》又说: 阳枋在绍庆教官任上, “核学廪积弊, 均生员稍食, 为教先讲习而后艺文”, 做法与其“分教广安”时是一致的。

   八是绍熙府学。绍熙府由荣州升格而来, 治今四川荣县。淳祐十年 ( 1250 年) , 宜宾人支南荣出任绍熙府学教授, 同史绳祖一样, 调整孔庙从祀, 以理学五子取代王安石, 确立起以理学为正统的教育宗旨。[10]

   九是泸州合江县学。封面题署清朝“同治二年本”的《先氏族谱》在正文部分叙述“历代本支”时, 将先甲龙列为“太祖”, 并写道: “大宋开庆间由合江县学登进士, 甲后则先南巽、先拱望和先登雲俱由合江县学及进士第以继美。” (11) 先甲龙是开庆元年 ( 1259 年) 进士, 他和另外三位族人均是出自合江县学的, 表明此时合江县学仍有教育活动。

   除了州县学这一官学系统外, 当时也还有一些书院存续。目前所知有涪州的北岩书院和咸淳府龙渠县 ( 时属夔州路, 治今重庆市万州区东南) 的宏文书院。对于后者, 仅方志有记载, 说是宋度宗“咸淳 ( 1265 ~ 1274 年) 初知咸淳府常福庆建”, (12) 余则不详。这里主要介绍北岩书院。

   北岩书院是在南宋宁宗嘉定十年 ( 1217 年) 由知涪州范仲武创办的, 位于涪州州治 ( 今重庆市涪陵区) 长江北岸, 其基础是北宋理学奠基人程颐贬谪涪州时注《易》的普净院钩深堂。宋蒙战争爆发后, 蒙古军队多次突入这一地区, 书院或受到破坏。淳祐十年 ( 1250 年) , 知涪州赵汝廪主持了书院的重修。关于这次书院的重修, 史无明载。据我们考知, 清人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八十三录载有“淳祐庚戌正月八日郡守开封赵汝廪观石鱼赋五十六言”的石刻文字, 据此可知赵汝廪在淳祐庚戌 ( 十年) 初已在知涪州任上。是年, 赵汝廪曾与好友黄应凤讨论把朱熹写给弟子曰爰渊、度正的书信刻石于北岩, [11]793将曰爰渊从祀于北岩, 阳枋在祝贺赵汝廪由知涪州升迁他官时也称赞他“振北岩之文风”。[12]《贺赵守札》, 329这些事情综合起来看, 阳枋在淳祐十一年 ( 1251 年) 与同门好友黄应凤的通信中提到的黄氏“作《北岩重修书院记》”, [12]《答黄循斋札子》, 331应是记载知涪州赵汝廪淳祐十年主持书院重修一事的。

   上列学校主要活动于余玠入蜀主政、创建山城防御体系的淳祐三年到宝祐元年期间 ( 1243 ~ 1253年) , 之后的则很少, 目前仅知泸州合江县学和咸淳府龙渠县宏文书院等少数学校有教学活动。事实上当不止此。据研究, 余玠之后的历任四川制置使, 在承袭既有山城布防的同时, 还增修了一大批新的山城, 不仅数量较之前增加了一倍, 而且设防范围更为宽广, 从长江以北的前沿阵地扩展到长江以南的大后方, 促使四川山城防御体系“更加完善”。[13]在这样的情况下, 包括我们上面提到的一些州县学和书院势必会有进一步的延续甚至发展, 详细情况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再从空间分布来看, 它们主要位于当时四川偏东、偏南的夔州路和潼川府路。夔州路有重庆府学、夔州州学两所山城学校, 还有原来的涪州州学、大宁监学、绍庆府学, 以及重修的涪州北岩书院和新建的宏文书院, 共7 所; 潼川府路有一所新建的山城学校即蓬州州学, 另有原来的广安军学、昌州州学、泸州合江县学、叙州州学、绍熙府学和长宁军学, 一共也是7 所; 而利州路和成都府路一所也没有。这种分布情况与当时南宋的实际控制区域和山城分布格局是一致的。夔州一路在川东, 在晚宋大部分时间里保存完整, 是当时军政中心重庆府所在, 拥有坚固的重庆山城、夔州白帝山城等; 潼川府路偏东和偏南的州县也有较好的保存, 自北而南有蓬州运山城、广安清居城、合州钓鱼城、泸州神臂城等重要山城。有这些山城的坚固防守, 二路的州县学和书院延续下来的就比较多。而利州路和成都府路的绝大部分地区或早已陷落, 或宋蒙双方接战较多, 残毁严重, 已非南宋重点经营地区, 故成都府路只有金堂的云顶城、嘉定的凌云城、犍为的紫云城等少量山城, 因此保存下来的学校非常有限, 目前未见一所。

   以上我们主要是对当时山城防御体系下的学校建立情况进行了简要梳理, 下面则重点讨论关系当时四川“斯文”存续情况的两个问题: 一是四川是否建立了新的文化教育中心, 情况如何? 二是已在四川地区长期传承、此时上升为官方统治思想的理学在战乱之区的蜀地学校教育中传播情况怎样?

  

   二、全蜀文化教育中心的新建及其重要举措

  

   在蒙古破蜀之前, 成都府学是全蜀的文化教育中心, “四蜀之士毕赴”。[14]《左右生图记》但经过理宗端平三年 ( 1236 年) 和淳祐元年 ( 1241 年) 的两次大祸后, 府学遭到严重破坏, 不复存在。淳祐三年余玠入蜀主政、置司重庆后, 重庆就成为全蜀新的军政中心。在这样的情况下, 重庆府学理应发展成为新的文化教育中心。

   上一部分我们引述《阳枋行状》时已提到“蜀阃建学, 宸奎赐‘明心’二字以淑人心”, 即在重庆的四川安抚制置使司重建府学, 并得到理宗皇帝亲赐宸翰。理宗何以要赐字? 有什么样的特别意义? 目前未见任何详细的资料。但对比南宋初期高宗皇帝为成都府学赐字一事, 再结合此时的政治局势, 我们或能得其仿佛。

   南宋绍兴六年 ( 1136 年) 十一月, 新任成都府学教授范仲殳上奏高宗皇帝说: “ ( 成都) 府学大成殿建于东汉初平中, 制度简朴, 气象雄浑, 汉人以大隶记其修筑岁月, 刻于东楹, 至于今九百四十三年矣。盖天下栋宇之古, 无过于此。臣愿陛下万机之间, 因御翰墨, 作‘大成之殿’四字, 揭之殿额, 以著陛下眷蜀之意。”[15]理由堂皇, 高宗欣然同意, 并“命仲殳乘传以赐”。次年, 时任知成都府的席益“率吁僚佐出迎于郊, 拜受于先圣祠下。圜冠方领之士, 济济翔翔; 闾巷阡陌, 黧老黄幼, 耸观欢呼, 咸用欣戴天子阐融文教、遐不作人之盛德, 罔不奋励感激, 兴于礼义”, 并郑重表示: “蜀之士大夫说[通悦]礼乐, 敦诗书, 和众安民, 慎固封守, 以仰禆中兴之业, 追踪前古, 无忝圣神乐育之惠。”[16]998将此作为南宋“中兴之业”的组成部分。

   绍兴六年至七年, 正是南宋与金朝激烈对抗的时期, 四川位居上流, 在整个防守体系中地位紧要, 是高宗皇帝建立中兴大业必须高度重视的区域。考虑到这一背景, 皇帝为全蜀文化教育中心的成都府学赐字, 确有使蜀地军民“奋励感激”的用意。

   再看此时的四川, 已多次遭受蒙古军队的肆虐, 残破不堪, 理宗皇帝命余玠治蜀, 并置司重庆, 希望以余玠为首的四川安抚制置使司肩负起复兴四川的重任。因此, 理宗皇帝这个时候为重庆府学赐“明心”二字, “以淑人心”, 即收拾人心、凝聚士心, 实具有鼓舞四川军民团结抗战、恢复旧日山河的特别用意。显然, 这与高宗皇帝的赐字有异曲同工之妙, 都是在战事吃紧的关键时刻朝廷重视四川、激励蜀地军民的产物。

   《阳枋行状》在记载“蜀阃建学, 宸奎赐‘明心’二字以淑人心”之下, 紧接着又写道: “活安文公复之实长堂事, 邀公振铎。”“活安文公复之”就是指号称“活安” ( 或写作“活庵”) 的理学家、合州人文复之。所谓“实长堂事”, 当是说文复之是重庆府学明心堂堂长; “邀公振铎”, 就是邀请当时的著名理学家阳枋担任重庆府学教授。《 ( 阳枋) 纪年录》另有一条记载说: 阳枋在淳祐十一年 ( 1251 年) 从绍庆学官任上致仕时, “考功郎中文云山、利漕黄循斋、制参赵明远, 以明新职教之任邀公, 公固辞。”这两处记载很相像, 都提到了邀请阳枋出任教职的事情, 但一说是在“明心”, 一说是在“明新”。当时在四川任官的史绳祖曾两次提到“明新”, 一说“余顷在明新, 口讲《中庸》《大学》篇义”[17]《中庸心性》, 38; 一说资州博雅堂有三块汉碑, “经兵火之后, 刓缺多矣。制阃又辇运寘之明新, 士夫殊无识者。余奉祠归, 过渝, 为学官言其事, 且以祖父所隶模本付之, 令补完。”[17]《古圣贤名》, 42合观两说, “明新”确实位于重庆 ( 简称“渝”) 府学。再结合阳枋在《答门人王复孙教授》时提到自己“尝与文云山言之于明新堂长”[18]《答门人王复孙教授》, 283的情况, 以上三处“明新”, 实指重庆府学的明新堂。那么, “明心”和“明新”是否就是同一个堂宇的不同写法呢? 或是“明心”后来改成了“明新”呢? “明心”为皇帝赐字, 似不宜轻易更改, 因此笔者推测明新堂是有别于明心堂的另一处府学堂宇。“明新”应取自《大学》所谓三纲领即“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 旨在表达官方在战乱深重的重庆地区作新教育、倡导伦理、恢复秩序、凝聚民心的目标, 与“明心”相近而有别。

   重庆府学不仅得到了皇帝赐字, 还得到了其他地区转移而来的一批珍贵文物。上文已经引述, 资州在遭到战乱残毁之后, 四川安抚制置使司 ( 俗称“制阃”) 把原来立于资州博雅堂、已受到“兵火”之坏的三块汉碑转移到了重庆府学的明新堂。据《宋史·地理志》载, 资州作为南宋行政区在淳祐三年 ( 1243 年) 被废, 因此其博雅堂三块汉碑的转移约在此之后。这三块汉碑的情况曾为史绳祖大父记录在册: “高广各五六尺, 皆就石室壁间刻古圣贤、义夫、节妇及车马人物, 其质朴可笑。然每事各有汉隶数字, 字止五六分, 笔法精稳, 可为楷式。生平所阅汉隶, 未有若是之小者, 而完好如新。”史绳祖也“爱其伏羲、神农、黄帝、帝尧之赞, 及曾子、老莱、丁兰之赞”, 以为“文旨精严简古, 非后世所及, 如祝诵氏, 不知其为沮诵或祝融, 帝喾字作帝俈, 殊可以证古辨今”。[17]《古圣贤名》, 42可见这三块汉碑古朴厚重, 文字精美, 而且绘有古圣先贤及其像赞, 还有“质朴可笑”的义夫、节妇及车马人物, 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艺术价值、教化功效和象征意义。政府之所以将其移至重庆府学, 显然是考虑到重庆是四川安抚制置使司所在、府学是全蜀文化教育中心这一现实。

   重庆府学既蒙皇帝赐字, 又得原来资州博雅堂的珍贵文物充实, 足见这是一个受到朝廷和地方长官高度重视的教化场所, 与重庆作为政治军事中心的地位是相匹配的, 是宋末重建的、团聚全蜀士子的文化教育中心。惜资料不足, 我们今天已不知重庆府学在南宋晚期具体的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情况了。

  

   三、学校教育与理学在蜀地的继续传播

  

理学早在北宋时期就已传入四川。理学开创者周敦颐曾在仁宗时期出任合州 ( 治今重庆市合川区) 签书军事判官厅公事, 理学奠基人程颐又在神宗和哲宗时期两度入蜀, 在汉州 ( 治今四川广汉) 、成都、涪州 ( 治今重庆市涪陵区) 等地留下了足迹, 一些蜀地学者从其问学, 理学遂在四川地区有了初步的传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heyuanbo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1620.html
文章来源: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2016年0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