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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泳涛:日本与中美战略竞争——贸易战、科技战及印太战略

更新时间:2020-06-01 17:51:23
作者: 归泳涛  
而非从中国的出口。

   总体而言,日本对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持否定态度。日本原来与美国一样,在知识产权保护、国有企业补贴、市场准入等问题上对中国抱有不满,因而与美国一起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就知识产权问题对中国提起诉讼,还和美国、欧盟协商如何推动中国改革国有企业、控制过剩产能等问题。在日本和欧盟看来,美国本来应该和它们一起利用WTO体制协调对华政策,但特朗普却对中国采取单边行动,有时还针对包括日、欧在内的盟友。受到“友军炮火”伤害的日本,自然不愿意追随美国的政策。而且,在日本看来,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损害了以WTO为代表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制,这与日本的贸易战略和长远利益相悖。

  

   二、科技战:“脱钩”的得与失

   如果说日本面对贸易战尚能勉强应付的话,那么当贸易战蔓延到科技和安全领域时,日本面临的问题就更为棘手了。在日本看来,2018年美国对中兴和华为实施严厉制裁,标志着中美战略竞争从贸易战向科技战乃至“新冷战”演进。不少日本观察家认为,尽管特朗普本人出于政治考虑,暂时把政策重心放在贸易谈判上,只是用“脱钩”虚张声势,但从美国国内政治看,“脱钩”已是大势所趋。未来不管是特朗普连任,还是民主党上台,“脱钩”都会持续进展,只是轻重缓急可能不同而已。美国还会进一步要求盟国步调一致,在全球构筑对华技术封锁的包围圈。

   这样的前景对日本意味着什么?日本有观点认为,只要中美不发展到全面冲突,日本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因为中国面对美国的压力,会主动向日本送去“秋波”,日本的行动空间会因此扩大。还有观点认为,如果中国向美国让步,在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等问题上做出改变,那么日本也能获得一定好处。这样的判断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实际,还需要一定时间的持续观察。但从现状看,日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来自美国的对华“脱钩”压力。美国不仅自己全面排斥华为,还要求盟国限制从华为和其他中国供货商那里购买电信设备,否则就要冒被美国基于安全考虑减少情报共享的风险。

   目前看来,日本在涉及科技和安全竞争的问题上采取了追随美国的立场。2018年12月,日本政府修订了信息通信设备的政府采购政策,虽然没有指明,但实质上禁止了采购华为等中国制造的设备。2019年5月,日本又公布了强化审查外资投资的措施,决定增加与信息技术及通信相关的20个业种的事前申请要求,目的是防止重要的信息和技术流到国外。在企业方面,尽管日本政府没有禁止通信企业使用特定产品的权限,但日本企业都明白,一旦遇到国家安全理由,争辩也没有意义。它们在华为、中兴等问题上已经受到来自美国的警告,未来如果被要求选边,将不得不做出排除相关中国产品的决定。

   针对日本政府和企业迄今以及未来的应对之道,日本国内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种主张正面谋划,另一种则对后果深感忧虑。前一种观点认为,在政府层次,日本应该向美国学习,设立日本版的国家经济委员会(NEC)及其办事机构,负责综合性的战略筹划、情报分析、部门间协调以及与其他国家相应机构的合作。该委员会最好和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一样,属首相直辖,以确保执行能力。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是,日本应该和美国一样,重视中国制造的通信设备等产品在产业和安全上的风险。从产业上看,日本企业目前仍保持着在机器人技术、运输设备和部分电子零部件等领域的竞争优势,在相关供应链中大部分设计和高端零部件制造仍在日本进行,但中国企业正在价值链上攀升,预计未来日本企业将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如果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日本企业被拿走了敏感信息,那么中国企业就会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击败日本企业。从安全上看,未来万一在日美同盟与中国之间发生危机或冲突,不管是国防网络还是民用网络,都会在运输、补给等后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如果使用了中国制造的设备,其安全风险不可小觑。基于上述理由,有日本学者主张,日本政府和企业应该做出精确的风险评估,制定最适当的风险管控措施。这种观点尽管不否认排除华为等措施对日本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试图在经济利益与安全风险之间找到平衡点,但显然更重视安全风险的防范。

   后一种观点认为,安全因素固然不能忽视,但更应该考虑到经济上的严重后果。日本虽然和美国一样,也担心中国制造在产业和安全上的风险,但目前这种威胁主要是潜在的、预期的,未来也可以防范。相比之下,中美技术“脱钩”的危害正在发生,而且有扩大的趋势,这才是日本最担忧、最警惕的。具体来说,日本的忧虑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针对中国的科技战会让日本遭受连带伤害。日本企业将不得不面对美国政府日趋严格的出口管制、进口限制和针对特定中国企业的禁令。比如,一个日本公司想要将其在美国硅谷的实验室开发的算法向日本的总部转移,可能需要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如果要向位于中国的子公司转移这种信息,就会更加困难。又比如,日本企业只要使用了美国的尖端技术,不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国外,其对华出口(包括针对当地法人的)和对华技术转让(包括向中国出售企业)都将变得极为困难。同时,引进了中国资本的日本企业如果要在美国投资,也可能受到严格审查。未来,如果美国对华制裁持续升级、日本企业被迫服从美方要求的话,它们还可能冒被赶出中国市场的风险。

   第二,中美技术“脱钩”会损害日本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脱钩”导致两套标准和规程,会造成低效,因为美国政府的禁令会限制美国和日本的公司获得信息、市场和商业机会。可以设想,如果华为的5G技术在一些国家成为主导标准,而美日欧的联营企业在另一些国家占优,那么两个市场都会变得狭小、低效,而且会失去互操作能力。如果欧洲和韩国的顶尖企业不愿意放弃商业机会而选择与中国企业合作,那么对美、日来说情况就会更糟。

   第三,中美“脱钩”将切断日本企业的全球供应链,带来巨大的风险和成本。为了规避供应链被切断的风险,日本企业将不得不重建供应链,让生产网络多样化,以分散风险。具体包括延迟或中止对华投资,从中国以外采购零部件,在中国以外生产、加工和组装,而这些都意味着增加高额的成本。

   第四,中美持续对抗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使日本经济失去中国市场这个最重要的增长源泉。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信息技术和通信企业每年从日本采购大量的零部件,如果失去这些来自中国的需求,日本的相关产业就可能走向衰退。同时,如果中国经济减速,设备投资受限,那么日本的大量对华机械出口也会受到负面影响。如果对华出口不能增长,那么日本自身的经济就会陷入困境。

   第五,中美“脱钩”会造成世界经济的集团化,严重影响增长前景。如果“脱钩”愈演愈烈,那么世界将分裂成以中、美为核心的两个经济集团,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很多产业的供应链将被切断,跨国公司将无法在全球配置资源。受此影响,贸易、投资乃至整个世界经济都可能陷入停滞。不仅如此,支配世界经济的规则也将从市场经济原理转变为国家安全理由,自由贸易体制将由此终结。其结果将是,迄今依靠自由贸易和全球供应链发展起来的、牵引世界经济增长的信息技术产业,由于受到难以预测的安全问题的影响,将沦为“风险业种”。

   总之,日本一面受到来自美国的对华“脱钩”压力,一面又不可能放弃巨大的中国市场,必然陷入两难困境。未来如果真的形成中、美两个相互隔绝和对抗的经济集团,那么日本不论选择哪一方,都意味着与另一方的相互依存关系崩毁,损失将不可估量。

  

   三、印太战略:貌合神离

   在挑起对华贸易战、科技战的同时,美国还在地缘政治上展开对华竞争,突出表现在印太战略的提出和推进上。2017年10月18日,时任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W. Tillerson)在访问印度之前发表演说,称美国应该与印度携手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11月,特朗普在其亚洲之行中多次强调“自由开放的印太”,标志着美国印太战略的启动。12月,美国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把“印太”作为一个地区概念使用。众所周知,印太战略是两届安倍政府的外交代名词,是安倍外交最重要的特征,日本也一直不遗余力地向美国推销这一概念。此时,美国政府终于采纳日本提出的战略概念,从表面上看似乎意味着安倍外交取得了重大成果,实际却不尽然。

   日、美先后提出印太概念,起初都是为了拉拢印度,制约中国,在战略上确有共通之处。但是,在2017年末这一时间点上,日美两国的对华政策却在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行进。国务卿蒂勒森在上述演说中反复贬华褒印,指责所谓“掠夺性”的经济政策,把矛头对准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此后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则把中国视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认为印太地区正在上演两种世界秩序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不可否认,日本曾经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持负面态度,至今仍抱有怀疑和竞争的心态。但是,中日关系在2017年上半年已经开始回暖,而且日方正是通过参加中国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及首相本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表态推动了这一轮对华关系的改善。可以说,在2017年底,美国的对华政策开始从竞争与合作并存转向全面竞争,而日本的对华政策已经从竞争为主转向合作与竞争并存。

   在中日关系跌宕起伏的过程中,日本的印太战略经历了重要的变化。早在第一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就提出了与印太相关的理念。2007年8月,安倍在印度国会的演讲中提议,日美印澳应联手在“泛亚洲”(broader Asia)构筑开放、透明、自由的网络,把印太两洋连结起来。是年5月,日本积极推动建立了日美印澳四国对话机制(QUAD),后来由于印度的不热心和澳大利亚的退出无果而终。2012年底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旋即提出“亚洲的民主安全菱形”(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企图复活四国对话。这一系列理念或战略的特点是,借自由民主之名,行地缘政治之实。2016年8月,在内罗毕举行的第六届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TICAD)上,日本政府第一次正式使用“自由开放的印太”概念,依然显示出与中国竞争的姿态。但是,随着2017年上半年中日关系回暖,其印太战略的含义也开始发生微妙变化。在美国版的印太战略公布后,日本一面表示支持,一面又强调“印太”概念是开放的,否认存在围堵中国的意图,有意与美国划清界限。

   此后,日本政府开始寻求让其印太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和谐共处的可能性。日本学者细谷雄一称之为印太战略从1.0版到2.0版的变化,前者的基本特征是对华竞争,后者则更重视对华合作。在他看来,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强调印太地区的两种世界秩序之争,日本如果不说明与美国的区别,就会被误认为是要将这一地区分裂为美日同盟主导的印太战略与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两个阵营,而大部分亚洲国家都不愿意看到中美对抗,也不愿意加入孤立中国的地区框架,因此,不能将日本版的印太战略与美国版的混为一谈。

除中日关系改善之外,日美印澳四国对话再次陷入分歧,也是促使日本调整印太战略的重要原因。2如上文所述,安倍政府的印太战略从一开始就以鼓吹日美印澳四国安全合作乃至组建菱形同盟为其核心内容。但以2018年6月的香格里拉对话为契机,四国对话的走向变得模糊起来。先是印度总理莫迪在演讲中强调了包容性(inclusiveness)和东盟的中心地位(ASEAN centrality),明确反对回到大国竞争的时代。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次日的演讲中虽然强调了与中国的对抗,但也提到了东盟的中心地位,还提及与中国合作的可能性。耐人寻味的是,莫迪和马蒂斯都没有在演讲中提到四国对话。当被问及时,马蒂斯才说百分之百支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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