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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郡县制”“封建制”的历史纠缠与斗争:以关系叠加为视角

更新时间:2020-05-27 18:37:17
作者: 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都意味着妨碍了对那里的统治。”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力图通过修建驰道等方式打通各地方的联系,推动政令一统和畅通,但毕竟国家规模超大,自然地理条件不一,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特别是有大量特殊性的边缘地带,使得维护国家政令一统十分困难,容易造成地方与中央、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分裂和断裂。例如,“汉代的诏书从长安送至敦煌需要五十天”。其四,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经济特性。国家组织和治理需要相应的经济能力。秦始皇统一中国,不是经济有了突破性发展的产物,而是战争的结果。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不仅国家规模扩大,而且主要依靠国家这一特殊的公共权力加以组织和治理,其治理成本迅速提高。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经济能力并没有质的飞跃。相反,主要依托国家权力组织和治理的体制为各种权力主体获取私利提供了便利,国家汲取能力更强,与国家创富能力形成强烈反差。其后果是,财富创造者得不到再生产和正常生活的必要条件,从而造成对国家权力的反抗,使国家在维护整体利益时面临巨大的潜藏危机。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对超大规模国家如何进行有效的地域联结,形成规范国家整体与部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便成为一道迫在眉睫的重大难题。统一与分裂,一直伴随着帝制国家的国家演化与治理过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被视为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规律。有学者甚至认为:“对中国而言,分裂、分治的时间是主要的,统一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姑且不论这一观点是否准确,但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便开始寻求合适的制度以推进统一,避免分裂。 

   秦统一中国后,在关于如何组织和治理国家时有两种意见:一是实行郡县制,一是延续封建制。作为国家制度,这两种制度基于两种关系。郡县制基于地域关系,封建制基于“血缘—地域”关系。郡县制是国家按地区进行组织和治理。郡县是一种地区单位。无论什么人,都存在于一定的地区单位之中。国家通过政权组织将不同地区的人联结起来,并形成中央直接管辖下的国家整体。封建制是国家按照血缘关系分封与继承土地和人民。封地是一种“血缘—地域”单位,包括同姓诸侯国或异姓诸侯国。国家通过血缘性的封地,形成一个整体。“在周初健全的宗法制中,大宗的精神号召作用,其重要性远大于他个人的权力影响。所以,他们把宗法制度跟政治制度连为一体,在当时是最适合环境状况的一种最有效的政治制度。”但是,“经过夏商周三代上千年的逐渐演变,地域关系开始在国家政治中日益重要。……只不过当时的地域关系依然受血缘关系的支配并服务于血缘关系而已。”由于战国七雄中的秦统一中国是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战争实现的,而诸侯国之间发生战争,就是因为联系国家的整体与部分、中央与地方的血缘纽带断裂而造成的;长时间的战争,又进一步割断了血缘关系的纽带。秦能够统一中国,也正是得力于强化地域关系,弱化血缘关系,形成强大的中央权力,进而具有了郡县制的基础。中央集权与郡县制是一体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原来分布于诸侯国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并通过建立服从中央王朝的地方体制行使对各地方的管辖权。“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因此,秦始皇理所当然地选择了郡县制,使其成为皇权中央集权体系的重要基石,“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皇权中央大权独揽,地方权力来自中央的授予并服从中央权力。“秦遂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的本质,是在国家体制中以地域关系取代血缘关系,由部族国家变成疆域国家。王亚南因此指出:“秦始皇及其以后的许多专制王朝,不把领土、领民交于其诸子功臣治理……而大权独揽,对诸子功臣仅‘以公赋税重赏赐之’,此似与周代大有区别。”对于地域关系主导的帝制国家来说,实行郡县制势所必然。唐朝柳宗元高度评价了郡县制对于帝制国家的意义:“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中。”

  

   三  血缘关系延续下的封建制与自我封建化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选择郡县制以实现超大规模国家的政治联结是历史的必然;但问题在于,由于秦始皇期待的二世、三世以至万世的秦王朝,仅仅三世便遭灭亡,郡县制也因此受到质疑,传统的封建制仍然得到一定程度的沿袭。毛泽东对此概括道:“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

   为什么在实行郡县制后还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封建割据的状态,从而形成制度纠缠?对此,需要将其置于制度背后的依赖关系以及国家进程的框架下加以分析。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梅因(H.J. S. Maine,1822—1888)则认为:“‘人’的一切关系都是被概括在‘家族’关系中的,把这种社会状态作为历史上的一个起点,从这一个起点开始,我们似乎是在不断地向着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状态移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原始社会是人类的共同出发点,但当人类步入文明社会后,便因不同的条件而形成不同的路径。在西方,“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各社会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代之而起的是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血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面建立了国家”。由于农业生产等历史条件,中国在产生了以地域和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后,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不仅没有被炸毁,反而以新的地区的形式保留和延续下来,使得中国的国家进程具有与西方不同的路径。侯外庐通过比较后认为:“‘古典的古代’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亚细亚的古代’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叫做‘社稷’。因此,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这是革命的路线;后者却是新陈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这是维新的路线。前者是人惟求新,器亦求新;后者却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旧人就是被氏族血缘纽带所束缚着的人。”这意味着,“希腊、罗马的国家完全冲破了家族血缘关系的束缚,家族与国家之间不存在结合的关系;而中国的国家仍处在家族血缘关系的束缚之中,家族与国家处于相结合的状态”。这种相结合的状态,便是郡县制与封建制形成历史纠缠的重要原因。  基于信任的政治服从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基本条件。郡县制基于地域关系,地方官员与中央更多的是利益关系,这种关系并不产生天然的政治信任。封建制则基于血缘关系,这种血缘关系会产生一种天然的信任和忠诚,并形塑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和命运共同体。“古人有言曰‘爱之欲其富,亲之欲其贵’。故王者壃土建国,封立子弟,所以褒亲亲,序骨肉,尊先祖,贵支体,广同姓于天下也。是以形势强而王室安。”这在于“同姓同德,异姓异德”。在血缘关系纽带下,牵一发动全身,中央王朝一旦有事,会有同姓地方诸侯主动加以维护。汉代班固因此高度评价封建制:“亲亲贤贤,褒表功德,关诸盛衰,深根固本,为不可拔者也。”秦王朝的迅速覆灭,相当程度在于中央缺乏亲戚诸侯地方的卫护。“子弟为匹夫,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藩翼之卫。”贾谊(前200—前168)在总结秦朝灭亡时也说:“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正是基于此,封建制在秦朝灭亡后再度抬头。

   汉朝建立初,实行郡县制与封建制并行,除王朝中央直接管辖的郡县外,大量地方分封给异姓诸王。但是,汉初的“封建”与西周的“封建”有了很大不同。西周的封建是层级分封,周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再逐级往下分封,直至不可再分的社会基本单位。而在汉初的封建制下,只是对一定地域的分封,一定地域之下未能再分。由于西周的分封与基于血缘关系的宗法制相联系,由上一级的大宗往下再分,但经过数百年的战争,过往的宗法制度已被破坏,国人不再是模拟血缘关系的亲人,而是基于地域关系的帝制国家同一的“黔首”。在吴稼祥看来,“商鞅变法解构氏族之后,任何分封都不是在复制西周制度,而是在重复战国故事”。帝制下的封建制“是在皇帝直接统治的郡县之外,由诸侯、列侯分治领地的制度”,因此,与西周相比,汉初的分封至多为半封建制,即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讲,分封的地方归属于王,但分封地方内部并不是实行层级再分封,其治理形态与郡县制类似。“这些王国的重要官吏是汉朝廷派遣去的,法令也是汉朝廷制定的。”

   即使是半封建制,因地方权力过大而挑战中央的事件很快上演,异姓王与中央关系迅速破裂。因为,异姓王尽管在立国初被封为王,但在家天下的帝制下始终存在一种不安全感:皇帝既可以封王,也可以灭王,一切都在于条件和时间。这种不安全感,使得异姓王生活在一种政治恐惧之中,并且不知所措,往往会做出令王朝中央更不放心的举动,造成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破裂。汉初,王朝中央与异姓王地方的蜜月时间不长,异姓王很快便一一被歼灭。为汉朝取得天下做出重大贡献的韩信为此悲叹:“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王朝中央在歼灭异姓王的过程中分封同姓,以同姓王掌管地方。“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异姓……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封同姓为王,一则在于“家天下”的宗室共享,二则在于血缘关系毕竟有自然生成的信任和亲近的成分,三则中央比较省力。吕思勉评论说:“以一个政府之力统治全国,秦始皇是有此魄力的,或亦可以说是有此公心,替天下废除封建,汉高祖却无有了。既猜忌异姓,就要大封同姓以自辅,于是随着异姓诸侯的灭亡,而同姓诸国次第建立。”这是因为,“宗法社会中,所信任的,不是同姓,便是外戚”。但汉高祖刘邦过高估计了血缘关系的作用,刚封吴王,便有悔意,严肃嘱咐:“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很快,同姓王又成为新的危险。原因在于,血缘关系也是靠不住的,也有一个由亲到疏的演化过程,甚至因为利益反目为仇。血缘关系既有强大的内聚力,也有相当的排他性。利益关系不仅会淡化基于血缘关系的信任,还会造成隔阂。在利益面前,最亲近的人往往是最危险的人。正如秦王朝建立之初主张实行郡县制的李斯所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秦始皇也表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

汉初同姓王与中央关系因血缘关系而结合,又因为利益关系而破裂。从地域关系看,全国整体是由各个地方部分构成的。地方权力主体实际掌握和管理着本地。在郡县制下,中央可以通过郡县直接掌握地方。郡县无权改变国家制度,地方官不能施行个人的政治主张。“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而在封建制下,地方权力主体对于分封的地方有较大的支配权,包括行政权、财政权,乃至军事控制权,并因为可以世袭权力和财富而有自我膨胀的本能。“所谓王国,是从其领土的角度来考虑的,它们父子相传;或许国与郡之间的根本区别就在这个方面;郡守各人的任期由中央政府委任。”与此同时,封地有什么权力、义务并不清晣和严格规范,存在诸多模糊性。“在‘封土而治’‘分地而食’的条件下,每个封建贵族都能把他支配下的领民、领土看为自给自足单位,这虽与初期较不发达的自然经济形态相关联,但每个自给体,都不免带有离心的、独立的倾向。”“高祖有天下,三边外畔;大国之王,虽称蕃辅,臣节未尽。”分封地方权力愈大,自主性和实力愈强,对于中央的威胁愈大。汉代“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经济实力强大后导致中央号令不动。“今大国专治异政,不禀京师,恐不可传后。”“一代代人的过去,各藩王同皇帝的亲戚关系便日益疏远,皇帝对于中央权力抓得越紧,藩属反抗的倾向就越发强烈。”但毕竟是同姓,在处理上与异姓王有所区别。王朝中央对于公开反叛的同姓王采用的是公开压制;除此之外,更多的是缩小分封地方组织,弱化分封地方权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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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国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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