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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红增 陈子华:如何融合经典与现代: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技术方略讨论

更新时间:2020-05-20 22:07:53
作者: 秦红增   陈子华  

   在谢宇直言社会学本土化“是一个伪问题”的同时,他又有一段与之矛盾的表述:“当社会学在中国刚刚恢复学科建设的时候,本土化也许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学已经成功地走过了本土化的阶段,并肩负着更为艰巨的历史使命”(谢宇,2018)。仔细追究能够发现,这里起码有两处与“伪问题”的断言相矛盾:第一,本土化看来并非一直是“伪问题”,它也曾有过“积极的意义”,但谢宇没有告诉我们它什么时候,又因为什么成了“伪问题”?第二,真的像谢宇所说,“中国社会学已经成功地走过了本土化的阶段”吗?那么,成功的标志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既然已获成功,它为何依旧“未必能诞生有原创力的学术成果”(谢宇,2018)呢?

   与谢宇不同,我们承认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尤其是20世纪30、40年代在孙本文、吴文藻的努力下,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一度“相当接近于西方的水准……出现了有关‘中国学派’的初步,(也)出现接近于‘社会科学中国化’的说法”(王铭铭,2005:41-42),但由于此后社会学在中国大陆的中断,更由于战后社会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发展,我们与国际尤其是美国社会学的距离拉大了,以致迄今为止还没能建立起能够圆满说明中国社会特征的学科体系,还鲜有谢宇所说的“一流的研究”,尤其在国际流行的社会学体系中很少有人从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的角度来解释和说明整个世界”(Alatas, 1993)。如此,尚不能认为本土化运动已经取得成功。

   (一)社会转型与本土化:伪问题或真现实?

   如果说社会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历经八十年的努力并未成为可以弃之不顾的“伪问题”,那么回眸社会学一百八十年的全部历史,细思它在欧洲土壤中的萌生及转场美国后的华丽蜕变,尤其是考虑到今日中国正在经历能够与二百年前西方世界所经历的变迁相媲美的转型实践,我们有理由相信,完成包括社会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的中国化的历史任务,同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相比都更为紧迫,它不但未成为“伪问题”,反而是当代中国社会学人无法回避的一个“真现实”。

   我们所以说社会学中国化并非是“伪问题”而是“真现实”,依据就是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起,这场巨大的社会转型不仅再次向社会学提出了本土化的要求,而且从根本上为实现这种本土化提供了可能。在本文以及其他诸多述及社会学中国化的文献中,孙本文、吴文藻的努力及他们所代表的中国早期社会学的贡献都获得了高度的肯定,但仔细想来,即使社会学在20世纪50年代不遭腰斩,我们就能够在当时或不远之后实现中国化的目标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显然,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中国化的直接动因不过是几个或至多几十个费孝通们因“读了许多西方书本,对中国情况依然惘然无知”(费孝通,1999:7)而产生的焦虑与不满。不错,费孝通们的努力产生了许多一流的研究,有些还具有相当的国际影响,但从整个学科如何与自己的文明对接或从中汲取原料,尤其是揭示一个文明古国最终如何实现现代转型的意义上说,这场中国化运动仍力所不逮。

   如果我们承认社会学是现代性的产儿,了解其内在的主要成就和基本律则基本都来自从17世纪开始到20世纪为止的那场所谓从传统到现代的大变革,而变革的路径及其动因分析,就是西方或现代社会科学的全部知识遗产。那么,能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揭示自己民族的转型实践,自然就是这一学科在不同国家成熟与否的标志。如此,和20世纪30年代不同,面对40年来的巨变,今天以社会科学为志业的人就有可能超越个体的焦虑与不满,意识到“中国这么巨大的变化不能转变为学术,这无论对中国还是西方都是巨大的损失”(黄万盛、刘涛,2009)。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当代中国的转型实践为锻造中国化的社会学或社会学的本土化提供了“实验场”。

   纵观中国、苏联和东欧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后通过市场化开始的社会转型,能够发现这场大规模的社会变迁在为国际社会学提供全新议题的同时,也为相关各国的社会学家提出本土性的理论或做出“一流的研究”提供了契机。在这一领域,最为成功的当属以伊万·塞勒尼(Ivan Szelenyi)和吉尔·伊亚尔(Gil Eyal)等人为代表的“新布达佩斯学派”或“新古典社会学理论”(塞勒尼等,2010)。不过,这些研究虽然获得了包括世界社会学界的认可,布洛维(Michael Burawoy)甚至承认相关的转型研究也“正在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的主流”,但依旧不能将其轻易地移植过来用于解释中国的实践。基于中国社会的转型在政治体制、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连续性(孙立平,2005;Liew, 2015),其独特的转型逻辑或“中国经验”仍然有待中国的社会学家做出自己的本土性解释。

   尽管中国社会科学尚未产生“新布达佩斯学派”那样的影响,但改革开放的实践一样为社会学提供了研究的契机,不仅中国社会学四十年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步,而且“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有关中国社会和经济变迁的学术文献数量(也在)大幅度增加”(林益民、涂肇庆,1999:2)。(2)可以说,1978年后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尤其是经济独一无二的高速增长,同样“成为当代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孙立平,2005)。总的来看,一方面,中国社会的转型对社会科学有着独特的学术意义。如果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没有自己的独特性,只是西方世界或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过的转型实践的一种变式或重演,所谓“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也就成了一个伪命题。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转型虽然有其自身独特的历史背景和运作逻辑,但与人类社会近代以来的种种大变迁一样,是一种朝向现代性的运动,它本质上并不是与整个世界文明进程背道而驰的“对向车”,中国也并不是整个世界文明的“他者”,所以这场转型对社会科学的发展同样具有某种普遍价值。在承认中国社会转型特殊性的基础上,申明其对社会科学发展甚至人类文明进程的普遍意义,既能够从转型中获得独特的灵感,也能够为中国的转型确立正当性。

   (二)转型社会的特点:议题设置与应用研究

   如果从中国社会的转型及其特点来看,因为这场大变迁发生在现实社会的不同层面上,所以它首先会在各个层面上影响到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议题设置与应用研究。在这点上,谢宇和翟学伟对中国社会学的现状都有批评。谢宇认为由于强调“对中国社会中重大而迫切的问题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内社会学研究选题的单一性和同质化,同时也使另一些相对微观的、经验性的议题因被视为细枝末节而遭到忽略”(谢宇,2018);而翟学伟将这一倾向解释为包括急于建立“话语体系”在内的过强的“国家导向”所致(翟学伟,2018)。这些批评不无道理。这使人想起多年以前孙立平和李银河的一段有趣争辩:那时,浸淫于现代化理论的孙立平提出要将有限的学术资源投入到宏大的社会变迁研究之中;李银河反诘道,其实研究昆虫交配和天体运行具有同样的学术价值。

   单从学理上说,我自然支持李银河,或者说从相似的立场也同意谢宇和翟学伟的观点。不过,我也以为,这类批评应该考虑到中国社会具体的转型实践。正是中国社会复杂的转型实践使得一些重大的结构性问题凸显出来,它不但使政府部门产生了借助社会科学解决问题的迫切需求,而且助长了社会科学内部的实用化倾向。但是,如果抱以客观的态度,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些年来尤其是最近10余年来,谢宇期待的局面正在逐渐形成:不仅每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微观的、经验性的议题”越来越多,而且研究者涉及的选题范围也越来越宽广。另外,随着研究经费的增多、年青一代外语能力的提高以及出入境手续的简化,中国社会学家看世界的兴趣也在增强。比如,高丙中、包智明和何明诸教授推动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十年来开展得有声有色,谢宇所说的“中国的社会学家几乎都只研究中国社会”的现象正在发生改变。

   多说一句,如果说谢宇的误解是以中国社会学不恰当地比照美国社会学造成的,那么翟学伟的失察则是由前述心理学化的微观立场窄化本土化导致的。不错,在先前的研究中,翟学伟说明了人情、面子及关系主义等传统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与儒家文明的盘根错节的关联,换言之是“儒家思想和话语实践”的产物(翟学伟,2001:31)。但是,由于翟学伟有意或无意忽视了连带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产生的农耕背景,他的分析也常常会回避社会学家理当关注的宏观结构,尤其是当下如火如荼的转型实践。这导致翟学伟不仅在理论上窄化了本土化的应有题域,忽视了几乎所有包括社会转型、阶层分化、人口流动、城市化或乡村建设在内的宏观研究及其间的本土化努力,而且在应用上也违背了他口头推崇的“契合性”原则。其实,由于翟学伟一直将本土化视为一种仅仅关涉人情、面子等“传统而微小议题”的学理性探讨,使其没有意识到,要想解决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问题,面对那些“现实而重大的(结构性)议题”,同样甚至更加需要解决是否与中国社会相“契合”的问题。

  

   五、从本土特质迈向国际视野

   行文至此,社会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还剩下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有待讨论:第一,实现社会学本土化的具体路径是什么?第二,达成本土化或中国化就是中国社会学的最终目标吗?就前一个问题而言,自孙本文、吴文藻起,第一代中国社会学家就明确提出了系统而完整的设想,在此后的每一个时期,尽管众说纷纭,但也都是致力于建构本土社会科学的学者们从不回避的问题;而就后一个问题而言,尚未有哪位社会学家将本土化视为中国社会学的最终目标,不仅几乎所有赞同本土化的社会学家都像谢宇一样,希望“参与到世界范围内社会学学科的对话中去”(谢宇,2018),而且他们也都大致赞同费孝通先生的设想:“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费孝通,2013:54)。换言之,从本土特质迈向国际视野才是这场具有系统性和普遍性的学术运动的最后归宿。

   (一)本土化的路径:若干可能的设想

   20世纪30年代,从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初起之时,这场学术运动的两位主帅孙本文和吴文藻就各自提出了实现本土化的具体路径(参见周晓虹,2012,2017)。半个世纪后,在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社会科学中国化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这场学术运动的主将杨国枢写成《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层次与方向》(1989/1982)一文,提出了后来影响到大陆社会科学发展的设想:(1)重新验证国外的研究发现;(2)研究国人的重要与特有现象;(3)修改或创立概念与理论;(4)改变旧方法与设计新方法(杨国枢,1989:484)。

   不过,在这一主题上,总体上还是年长的费孝通教授又一次走到了时代的前列。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几乎是每隔五年左右,费孝通就会在推动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上迈进一步:先是1993年提出社会学要从拘泥于“生态”的分析,跨越到“心态”的思考(费孝通,1999:315);后是1997年提出要通过与“异文化”的充分接触,形成能够反观自照的“文化自觉”意识(费孝通,2013:46);最后,2003年,93岁高龄的费孝通写下了《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将焦点指向与心态紧密相关的人的精神世界,提出过往为我们所忽视的“意会”领域是“人与人关系中一个十分微妙、十分关键的部分”,而在此领域“中国文化本来具有某种偏好和优势,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也许可以在这方面做出某种划时代的成就”(费孝通,2003)。

此后,谢立中根据费孝通一生的学术经历,提出了实现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四种类型,即对象转换型本土化、“补充—修正—创新”型本土化、理论替代型本土化,以及“理论—方法”全面替代型本土化。以费孝通的研究为例,上述前三类本土化的典范之作分别为《江村经济》《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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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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