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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屏:制度决定国家兴衰存亡

更新时间:2020-05-17 22:46:47
作者: 韩东屏 (进入专栏)  
这套制度性解释的基本观点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相反,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虽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增长,却不能够持续。[8]但是,由于这套解释还是仅仅从经济绩效的维度来评说国家的兴衰或成败,因而仍然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并且,由于此解释在方法上,只是通过简单归纳历史经验材料的方法来得出上述有因果关系陈述的基本观点,就缺乏深入的理性分析,最终没能从道理上为我们说明,为何这里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也没说明,为何在历史上,有的国家建成的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而有的国家建成的却是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

   第三个不足是新制度经济学对其关键概念即“制度”的界定不妥。

   与整个西方学界对制度的普遍共识一样,制度在新制度经济学那里。也是指包含习俗、惯例、道德、法律、体制、观念等在内的所有社会规则。于是,退一步讲,就算它的制度性解释是有道理的,我们仍然不能清楚地知道,在制度决定国家兴衰的因果关系中,究竟是所有的社会规则一同起决定作用,还是其中的某一种特定社会规则在起决定作用?并且,由于法律、政策、体制等正式规则与习俗、惯例、道德等非正式规则,在起源、本质、演变、对人的行为的作用等多个方面都存在明显的质差,因而新制度经济学学者也就无法说清楚,他们所说的“制度”究竟从何而来和究竟如何变迁?这就又导致了即使我们已经知道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还是会不知该从何入手来获得这样的制度。适如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学者张宇燕,尽管首次为新制度经济学正式地打出了“制度决定论”的旗号,也提出了有独到见解的制度性解释,即适宜制度导致国家兴旺发达,非适宜制度或“制度悖论”导致国家衰败沉沦,但他最后还是无奈地坦承“我的回答多少还带有些不可知论或宿命论色彩”,因为能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适宜制度的出现,“常常似乎也只是一种十分幸运的巧合。要知道,人类的选择有时就是这么无济于事”。[9]

   正因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性解释存在以上三种不足,所以其各种不同解释都不仅不是关于国家兴衰存亡的全面性解释,而且连何以制度能决定经济状况的道理也没有讲好、讲透。这种结果表明,只要新制度经济学不改变其固有思路,总是仅从经济方面理解国家兴衰存亡,总是将制度等同于一切社会规则,那么,它就永远不可能把社会制度与国家兴衰存亡的关系讲好、讲透。

   与之不同,我的制度决定论中的制度,首先仅指由组织专门制定的正式规则,而不包含习俗、惯例、道德这些非正式规则。其次,它也不是特称社会制度,即某一、二种社会制度或某一、二个社会领域的社会制度,更不是仅指某个时代的制度,而是全称社会制度,即各个时代之中包含各个社会领域的制度在内的一般意义的社会制度。同时,它还是在明确了国家兴衰存亡的具体所指的前提下展开的论述。这就可以保证它是普遍有效的解释,不仅不受历史时代的限制,而且在说理性上也经得起推敲,并且还会有明晰的可操作性。

  

   三、制度决定国家兴盛的逻辑

   以下,我的制度决定论的解释就将依据判定国家兴盛的五项指标或五个表征逐一展开。且从政治领域开始。

   (一)制度决定政治是否清廉明智

   显然,一个国家的政治是清廉还是腐败,不可能是被任何其他因素决定的,而只可能是被该国的制度决定的。确切说,是被该国政治制度中的反腐败制度决定的。这就是,反腐败制度有效,则政治清廉;反腐败制度无效或低效,则政治腐败。具体说来,由于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证明,每个人都是好利恶害、怀赏畏罚的理性自利人,而由制度构建的制度性社会赏罚机制又是最为强大的社会赏罚机制,对人们的行为具有最为强大的调控力[10],所以,只要一个政府的反腐败制度安排对贪腐官员及其腐败行为的惩罚是灵敏而及时的,那么,官员们就普遍不敢贪腐。相反,如果反腐败制度安排是无效的,贪腐官员总受不到应有的惩罚,就意味贪腐行为实际上是得到了默许甚至鼓励,于是腐败日甚一日。

   政治是明智还是昏庸似乎与制度无关,其实还是干系重大。在腐败的政治下,能当官或能不断升官的人,大多都是些寡廉鲜耻,舍得对上司拍马溜须、阿谀逢迎、大搞进贡行贿的人。这些人不仅人格卑鄙,而且大多平庸无能,没有真才实学。而实际上它们也正是因为干正经事比不过有真本事的人,才想出走这种上不了台面的跑官卖官的升官捷径。他们当官并不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而是为了藉此大捞个人的实惠和好处,用他们自己的当代同类的话来说就是“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所以他们之所以肯付出大代价、高投入跑官买官、当官升官,不过是类似于生意场上的投资行为,为的是将来“发大财”,即捞得更大更多的收益。因而一旦他们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官或升了官,也会卖官鬻爵,向下属大敛钱财,任用提拔和自己一样的无德无能之人,同时还会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政治权力,在社会上到处权力寻租。这就形成了官场上的恶性循环。于是越到后来,政府官员中无德无能之人就越来越多,而那种不耻于跑官买官的有德有才之士则越来越少。这样,答案就出来了,由一大群无德无能的官员组成的政府怎么可能明智得起来?由这个政府所制定的各种社会制度以及关于各种公共事务的决策,又怎么可能是高明的?

   与之相反,在有灵验有效的反腐败制度维系的清廉政治下,跑官买官完全行不通,要想当官和升官,只能洁身自好,凭真才实学或真本事真干实干,而且往往同时还要比其他那些同样洁身自好、凭真本事干事的人做得更好,才有可能脱颖而出,率先获得入职或晋升的机会。因而这时政府中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是有德有才之士,并且越到高层官员,其德才就愈发突出卓越。如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政府怎么可能不是明智的?由这样的政府所制定的各种社会制度及决策又怎么可能是不高明的?

   当然,以上所说的“清廉”和“明智”都是相对意义的,而不是绝对意义的。应该可以确认,政府中的大多数官员如果都是凭真本事干出来的,而不是靠跑官买官混上来的,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治就可以算得上是“清廉明智”的。

   (二)制度决定经济是否长期发展

   一个国家的经济是持续发展还是停滞或倒退,同样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制度。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基本上就是这个国家的社会物质生产状况,而进行社会物质生产的主体是所有生产者。这样,如果这个国家的所有生产者普遍具有生产积极性并愿意为提高生产的效率效益而进行发明创造和厉行节约,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就一定会持续发展甚至是持续快速发展。相反,如果这个国家的所有生产者普遍没有生产积极性,也不愿意为提高生产的效率效益而发明创造和厉行节约,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就势必会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而能决定所有生产者究竟会采取上述何种态度对待社会物质生产的,正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制度。

   经济制度内涵丰富,外延众多,有无数具体表现形式,而从整个人类历史看,不论是各个经济持续发展的国家,还是各个经济不断衰退的国家,所实行的经济制度也的确都存在千差万别的不同。但从根本上说,凡是能使一个国家的社会物质生产持续发展的经济制度,都有能让生产者多劳多得的特点;凡是导致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停滞或倒退的经济制度,都有不能让生产者多劳多得的特点。显然,只有让生产者劳有所得,他们才可能开始生产;进而,只有让他们只要是多劳,就能得到的更多,他们才会有生产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较高的责任心,这时整个社会生产也才会随之不断发展。相反,如果是生产者劳而无得,就没有人愿意充当生产者;如果是生产者虽劳而有所得,却不是只要多劳,就能得到的更多,那么生产者即使在从事生产也缺乏积极性和创造性,也不会有多少责任心,更不会用心提高自己的生产技能和厉行节约,这时整个社会生产就必然会出现停滞或倒退。

   在各个国家,决定生产者能否多劳多得的前提性经济制度是个体产权制度,因为如果各个生产者没有属于自己的产权,包括资产权和产品权,那么他们即使多劳也不可能多得,所以在这一点上,能确定和保护个人产权的私有制就优于存在产权不清之毛病的公有制。而在国家有了个人产权制度的前提下,经济制度中对能否多劳多得最有影响的制度就是产出分配制度,它直接决定多劳是否就能多分多得,以及多劳究竟能多分得多少。正因如此,我们才能无一例外地看到,按平均主义进行分配的计划经济都是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通过市场竞争亦即按生产效益进行分配的市场经济都是商品供给充分的状况,不仅从无短缺,甚至有时还有所谓“生产过剩”的状况。在一个国家之中,能决定生产者是否能多劳多得的制度,除了有产权制度和产出分配制度之外,还有税收制度,因为生产者纳税的高低与其最终所得的多少成正比关系。如果税赋过大,等于或几乎等于生产者在产出分配中获得的多得之数,那么生产者同样不会有生产积极性。于是我们在历史上也总是能看到,大凡经济发展强劲的盛世国家,都以轻徭薄赋作前奏;大凡经济萎靡不振的末世国家,都以横征暴敛为终曲。

   由于产权制度、产出分配制和税制,全都可归为广义的经济分配制度。这就可说,是广义经济分配制度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是持续发展还是不断衰退。其中,那种使生产者有个人产权、有一定的按劳分配和承担低税赋的广义经济分配制度,由于最终能让生产者多劳多得而可使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相反,那种不能使生产者多劳多得的广义经济分配制度就只能使国家的经济不断衰退。个中道理在于,生产者同样是理性自利人,同样好利恶害、怀赏畏罚。

   可使经济持续发展的广义经济分配制度,必须个人产权制、按劳分配制和低税制齐备,才能有生产者多劳多得的效果。与之不同,可使经济不断衰退的广义经济分配制度,只要其中有一项制度安排是相反的情况,即不论是让生产者没有任何产权,还是没有任何程度的按劳分配、抑或是需要承担过高的税赋,都会导致生产者无法多劳多得的结果发生,从而也就必然导致国家经济的不断衰退。

   需予说明,这里所说的“多劳多得”,并不是仅指不存在任何剥削的严格意义上的多劳多得,而是也包括存在某种程度的剥削的情况下的多劳多得,即生产者的剩余劳动价值只是被剥削者剥削走了一部分,剩下的部分仍归生产者所得。这个结果由于还不是让生产者仅能维系自己及家人的生存,而是多少也能在维系生存之余还有一定程度的财富积累或生活改善,所以劳动者在这种存在剥削的情况下还是会愿意多劳。这里的具体情况是:留给生产者的剩余劳动价值越多或生产者被剥削的越少,其生产积极性就越高。而这一点也正是历史上某些有剥削阶级存在的国家,居然也能在轻徭薄赋的制度下呈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与之相似,上面之所以要用“一定的按劳分配”这样的表述,也是在于这种按劳分配不必是严格意义上的完全的按劳分配,可以只是某种程度的按劳分配。

   由于可让生产者多劳多得的广义经济分配制度,会使生产者为了自己得到的更多而有兴趣和热情去革新生产技术,搞发明创造和厉行节约,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生产成本的下降,所以这种经济制度安排在实现了该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也促进并实现了该国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越来越先进。而与之相反的经济制度安排,因不能激发生产者搞发明创造的热情,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技术进步,更谈不上技术先进。因而一个国家的物质生产技术的先进与否,其基本决定因素也在于该国的广义经济分配制度。

在广义经济分配制度有利于物质生产技术进步的背景下,如果一国政府还能直接为激励技术创新而做一些专门的制度安排,如政策扶持、资金扶持、税收减免、知识产权、专利保护、有偿转让和物质奖励、授予荣誉和舆论宣扬之类的制度安排,那么,该国的物质生产技术发展就会有更快、更大的进步。这就又可以反过来促进该国的经济获得更大的发展。相反,如果该国政府对技术创新采取的不是鼓励性的而是打压性的制度安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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