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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加晋 李群:经济还是营养:20世纪上半叶中国畜禽业近代化进程中的饲料利用论争

更新时间:2020-05-10 15:02:09
作者: 陈加晋   李群  
受资料所限,我们无法判定这项工作的开端与细致历程(这亦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但可以肯定的是,包括营养派在内的学人们曾做过诸多尝试和努力。事实上,前文的不少言论,不仅是为科学界(主要是农学领域)“正本澄源”,同时也是为“副业养殖或者专业养殖者”39推广饲料营养知识。笔者曾统计过,20世纪上半叶涉农报刊内的动物营养学专文共有201篇,其中至少有68篇可视作是“科普文”,40《农民》《大众农村副业月刊》《田家半月报》等直接以农民为受众的主流报刊均曾刊文。41此外,时各大农业院校、政府部门、民间团体等设立的各类农业推广与调查机构,也为动物营养知识提供了从学界到生产界的下沉通道。

   可惜的是,按学者林宾所述:直到“饲料问题研究由于悠久的实验结果有一些发现”的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许多农夫对此仍只有极少的模糊感觉”。42也就是说,当时最主要的从业人群仍一直沿袭旧有的“经济原则”来利用饲料,营养理念的推广效果不甚理想。这并非个别人的观感,时不少学人亦表达过相似的认识与疑惑,43就连称赞动物营养界有“蓬勃”之势的动物营养学家许振英先生也承认:“农家家畜习用之饲料,其营养价值,每况愈下。”44除此之外,不少本时期的史料也能印证“推广成效不佳”的结论。

   (一)地方志所见

   先从地方志来看。尽管当时几乎每部地方志上都有畜禽饲料利用的详略记 载,45但 笔者所查,明确提及畜禽营养改良的仅有一志,见《民国续遵义府志》(民国25年刊本)卷11《农桑》载:“究养蚕方法甚多……又有称经济育者,专为减省桑营养,既不充分收成,必致减 色”,46又载:“卵子十日后,历炎夏至冬初为第二期,是时卵色变定,虽较前易于保护,惟呼吸尚旺,常需清洁空气,以资营养”。47此外,还查另有两志(《辽中县志》与《海龙县志》)也载有营养知识的应用,但与畜禽关系不大(见表1)。

   表1 《辽中县志》《海龙县志》记载的营养知识 

  

   资料来源:根据《辽中县志》(民国19年铅印本)卷27、卷28,《海龙县志》(民国26年刊本)卷2、卷4整理而成。

   这说明在方志资料里所呈现的广大农村地区中,一直秉承的是传统饲料利用法,即以“价廉”“费省”“易得”或“充分利用”为要,在动物营养上未见增进。单从表1所见海龙县的地方性知识构成来看,当地已然知晓“地理与人类及其他动植物,其营养原素,殆以搏大地为生命腺也”48的营养学理,而且已实际应用在食物与地利方面(这无疑超出了中国绝大部分县域),但却未推广应用到养殖业中(未有记载),可谓“知营养却不知动物营养”,而真正意识到畜禽饲料营养匮乏的问题仅有个别地方,如民国《阜宁县新志》曰:“县境无大规模之养蚕事业……大都墨守旧法,不事改良,其饲料均仰给于材用之荊桑。”49

   (二)社会调查所见

   与毕多年方成书的方志记述相比,各农业院校、政府部门、民间团体等开展的农村农业调查活动更具鲜活度与时效性。根据掌握的材料,最早从1923年开始,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在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开展调查工作,其多年的调查结论之一即“饲料几为农户副产物,品质颇劣”。50即便动物营养理念开始被学界广泛接受时(20世纪30年代后),相关调查结论也并未有明显改变。1933年,平教会史秉章调查发现:“华北固有之猪种,多系身短腹大,食多而料劣。”511934年,徐幼川、邱缵祖对苏北的江都五县、南通五县、徐属七县农村副业情况进行考察,发现三地副业结构虽有侧重,但“农民普遍饲养知识不足”。521936年前后,梁达新在台湾开展猪种调查时发现:农户养猪虽“有渐次购入饲料以供使用之趋势”,但仍以“豆饼、甘薯、甘薯茎,切干甘薯(福州名茹米),野菜类,及厨房残渣”53等经济价值较低的副产物为主。总体上,时相关调查结论与方志所载基本一致,两者交互佐证了20世纪前40年里动物营养知识推广进程的滞后。

   动物营养理念在学界与在农村的鲜明对比,理应有多角度的解读。在学人“有心”、推广通道“有效”的情况下,最直接的原因恐怕就是农民的“无意”。农民对动物营养兴趣的缺乏在各大报刊所开设的“农民问答”“读者通讯”等栏目中体现得十分明显。据笔者统计,共有10名农户先后向不同的报刊咨询过17条饲料方面的问题(表2)。

   表2 20世纪上半叶农户向报刊咨询的饲料利用问题一览 

  

   资料来源:《养蜂之研究》第1卷第2期(1933年),《禽声月刊》第1卷第9期、第11期(1933年),《农村》第1卷第7期(1934年),《禽声月刊》第2卷第11期(1935年),《鸡与蛋》第1卷第3期、第11期(1936年),《现代农民》第4卷第12期(1941年),《农业生产》第2卷第1期、第7期(1947年)。

   表2可见的17个问题中,着力于畜禽营养方面的问题仅有4条(序号2、3、4、6),占比最大的是饲料价格方面的问题(序号1、5、7、8、9、11、14),显然与饲料“营养”相比,农民更关心的是其“价格”,也就是饲料是否经济。对此,1936年《鸡与蛋》杂志咨询者(南京养鸡户陈球南)所述可作最好的解释:“养鸡中最大之难题,就是饲料。倘以正当之农作品饲养,则所养之鸡,仅抵农作品之价。或者以死去之鸡平均起来,恐至于不能相抵。”541941年,《现代农民》的咨询者也说:“鄙人养有大批雏鸡,在幼小时候饲料尚不觉困难,恐将来长成,食料定感缺乏,甚是无奈!”55所以他们才致力寻求成本更低的饲料,“以油菜饼、马粪、稻稿等,配制蚯蚓,是否见效?”56

   农户们所焦虑的问题,实际上也正是中国畜牧业历来悬而未决的问题:畜禽饲养成本过高,尤以饲料负担最重,而且越讲营养、价格越贵。明代江南富庶地区就有不少农户放弃耕牛,通过增加人力投入来减少饲料成本,“会计牛值与水草资、窃盗死病之变,不若人力亦便”。57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虽已迈入所谓近代化,但“灾祸频仍,民生凋敝,食粮市价,有涨无减”。58据《海龙县志》记载:1936年,海龙县采种圃耗资390元购买家畜,这些家畜一年的饲料开支就达210元。59

   就全国情况来看,近代养殖业生产成本的80%是饲料,所以因饲料昂贵影响甚至制约农业生产的现象普遍有之,连经济、政治与文化相对发达的江苏省也曾多次发生。1931年,江苏多地出现“农民无力购料”60的情况,省农矿厅遂制定颁布《江苏各县贷借耕牛饲料规则》,“以免春耕时期发生缺乏耕牛之恐惶”。611934年,江苏各县再生“秋季歉收,前所未见,非特食粮不足,即耕牛草料农民亦无力供养”62的惨象,农矿厅只得再训令各地银行开展饲料放款。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江苏各县养鸡业更是“年年饲料饥谨,几沦破产”。63

   可见,在20世纪前三四十年的科技推广工作中,以营养派为主体的动物营养学人试图通过改进农村畜禽饲料的营养性,以提升畜禽生产能力,进而逐步振兴中国整个畜牧经济;但农民受到饲料成本所累,追求的是具有较低经济价值的畜禽饲料。两者的立场和需求不仅不一致,甚至有一定的矛盾之处,毕竟动物所食饲料也遵循价值与价格原则,即郑永存之后所意识到的:“营养的不经济,经济的不营养”,64这就注定了动物营养知识与理念推广工作的失败。在农业科学界取得共识的动物营养理念,却在生产界遭遇了挫折,调整与改变不可避免。

  

   三、官方层面:动物营养理念的有限采纳与政学共识

  

   在饲料利用问题上,无论是生产界(农民群体)基于成本考量而坚持的“经济”原则,亦或理论界主流基于科学考量而提出的“营养”原则,实际上都是民间“方案”。若要使己方的主张或理念真正应用并为中国畜牧业经济近代化做出贡献,需要经国家权威机关正式认可或采纳,而这两种舆论取向在官方或半官方层面都有体现。

   (一)各占立场:教科书系统内的论争

   掌握不少舆论话语权、传输政权意志的涉农教科书是早先营养派和经济派论争最为激烈的领域。1912年教育部颁布《学校系统令》,实行“壬子癸丑学制”,该学制规定了全国中小学教科书选用和审定制定,学校图书一概在“教育部审定图书内容内择用之”。651913年初版的《中学教科书植物学》这样定义饲料:“大部分为食用植物之废料,如糟、粕、籽、藁之类,间有专以饲料为目的培养之植物,如紫云英和苜蓿”,同时指出:将“这些废料先用为饲料,而以家畜之粪尿为肥料,实为两得”;66而1915年初版的《新制中华农业教科书》第4册第17课“家畜之饲料”却载:“欲使家畜之体强健而安全,则宜注意家畜之饲料养分适宜,配以各种适当之饲料以与之”,同时第18课“家畜之管理”载:“饲养家畜,固当慎选饲料,而营养管理之法,尤宜注意。”67显然,前者着重饲料利用的经济性,而后者则强调营养性,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早在中国自编教科书事业刚起步之时就已存在。值得一提的是,与《中学教科书植物学》同为“共和国教科书”系列的《中学教科书动物学》却隐含着相反的立场,其载:“家畜家禽以食动物质食料为宜。”68即便在今天,“动物质食料”仍属于是营养充足但价格昂贵的饲料。

   1922年教育部再颁新“壬戌学制”后,涉农教科书中的营养派与经济派之争依旧存在。在1922年高等小学春季用教科书《理科》第3册中,饲料几乎等同于营养价值低下(同时也是易得廉价)的副产废物。691922年《实用教科书植物学》、1923年宋崇义编《植物学》、1924年凌长焕编《初中植物学》等对饲料的定义或阐释也均遵循传统的经济派观念。70与之相对应的,1924年《新式农业教科书》第3册、1925年《新学制农业教科书》第3册与第4册、1930年《新中华农业课本教科书》第2册、1931年职业学校教科书《农业概论》、1932年郑学稼所编《养羊学》等则无一不强调营养的核心地位及其与经济价值的正比关系。71

   从各教科书的归口学科看,营养派与经济派似乎泾渭分明,前者由农学、动物学等组成,后者则由植物学、理学等组成,这很容易让人将两派的价值分歧与学科本位相联系。农学与动物学以动物为讨论对象,自然以符合动物生理与生产性能为导向,饲料营养越高,动物生产力就越强,经济价值自然也就越高;植物学、理学等以植物为讨论对象,同样以植物生产效能的最大化为导向,植物资源化(包括饲料化)程度越深,其应用价值就越大,按此逻辑,经济价值同样也会越高。可见,即便同属于科学阵营,但不同的科学分支对于畜禽饲料利用的原则判断也有不同甚至对立之处。

   (二)有限采纳:西北牧草考察热潮中的官方选择

经济派与营养派在教科书系统的论争主要集中在20世纪前20年,其实这一时期官方并未多加注意中国畜牧业的饲料问题,唯有少数个别地方政府曾考虑过营养派意见。如广东省鹤山县为改良猪种之需,曾由该县农林局建设科科长钟实璜负责配合饲料的营养改良试验,效果是“本月份内定增重至十五斤以上”,72但饲料价格与所增成本并未提及。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振兴西北畜牧”开始成为官方上下的共识。1934年,指出:“现值开发西北之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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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 Research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202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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